陈志兴 /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难打”的专利权官司

陈志兴 /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专利维权成本高、难度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技术创新主体。而考察我国专利权保护司法实践，赔偿数额过低、保护力度不够等现象也一直饱受诟病。据此，得出专利权官司“难打”的结论似乎也顺理成章。不过，通过分析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至2013年四年间专利侵权民事案件的审理数据，笔者发现此类案件中专利权人撤诉的比例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2012年甚至高达近60%。为什么会存在该现象？这与专利权官司“难打”有何关系？本文试图就此略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还是先来看一组数据。2010年至2013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367件，年均91.75件。其中，涉发明专利侵权案件109件，涉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件85件，涉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件173件。在四年总共367件案件中，以判决方式结案的为134件，其中专利权人诉讼请求得到法院判决支持的为106件，占比为79.1%。在四年总共367件案件中，专利权人撤回起诉的为177件，占比为48.2%；在该177件案件中，涉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案件数分别为55、58、64，数量大致均衡。通过以上数据，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专利侵权案件中，专利权人主动撤回起诉的案件数量很大，占比将近一半；二是除通过调解、专利权人撤诉之外，法院通过判决审结的案件中，专利权人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的案件数量很大，比例接近80%。

那么，存有疑问的是，既然法院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案件中，专利权人的诉讼请求获得支持的案件数比例很高，那为何又出现专利权人超高比例的撤诉率呢？这也就是笔者开篇提到的“专利侵权案件中高撤诉率”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目前来讲，已经很难对上述“177件专利权人主动撤回起诉案件”中专利权人撤诉的原因作出统计分析，一方面专利权人撤诉的原因可能并不一定告知法院，另一方面，即使告知，也只是具体的案件承办法官或者合议庭法官才可能知晓，不会体现在案件卷宗材料中。不过，作为对此类现象的调研，还是有一个途径可以对“专利权人撤诉”的原因进行大致分析，那就是媒体的公开报道、专利实务人员（法官、律师、专利代理人等）的口头表达及通过微博、微信等作出的陈述。

通过对公开渠道获得的材料进行梳理，笔者发现，至少有以下原因促使专利权人撤诉。

一是专利权已失效，权利基础不复存在，主动撤诉。有媒体报道，上海某法院曾审理过这么一起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件，原告上海某公司在明知其专利因未缴纳年费而失效的情况下，篡改专利权证书中的专利授权公告日，向上海某医院提起恶意诉讼。法院发现这一行为后对原告进行了训诫，最终原告向法院具结悔过并申请撤诉。也就是说，失效专利不受法律保护，原告以此失效专利为基础提起的诉讼请求也就必定不能获得支持。

二是专利权被宣告无效，权利基础被“釜底抽薪”，不得不撤诉。在我国《专利法》中，有一项专利无效宣告制度，即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第四十七条进一步规定，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不存在。在目前的专利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基本均会在答辩期限内针对涉案专利权提起无效宣告申请。一旦涉案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原告的权利基础即不存在，撤回起诉是其理性的选择。

三是涉诉双方达成和解，起诉目的已经达到，专利权人主动撤回起诉。司法实践中，专利权人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目的是多样化的，既有单纯的获取侵权损害赔偿的目的，也有牵制市场竞争对手、优化市场布局的企图。如果双方当事人能够在法庭之外就上述目的达成和解协议，自然诉讼就没有继续进行的必要。比如，苹果与三星、苹果与诺基亚、华为与摩托罗拉、中兴与爱立信等，专利诉讼无不是与市场竞争格局交织在一起，诉讼的目的直指市场。最终，这些公司之间的诉讼也以双方就市场竞争达成协议，专利权人主动撤诉而告终。

四是诉讼策略上的失误，导致诉讼成本增加或者胜诉无望，而主动撤回起诉。虽说诉讼活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司法实践中却也不能否认诉讼策略（或者说诉讼技巧）的重要性。在侵权证据取证方面存在的典型失误，包括取证日期早于涉案专利授权日期，证明侵权行为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等，都足以导致专利权人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基础。另外，对管辖法院的选择也很关键，错选管辖法院也有可能导致诉讼成本增加，进而不得不撤回起诉，重新再诉。

通过对专利侵权案件中撤诉数据的梳理，并分析专利权人的撤诉原因，至少能让我们有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待我国专利权官司“难打”的问题。一直以来，专利权维权成本高、侵权赔偿数额低等现象饱受诟病。当然，根据现行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赔偿数额低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专利权人自身对“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专利许可费的合理倍数”等赔偿依据无法提供准确举证，法院不得不采取“法定赔偿”的方式确定赔偿数额。此外，对于专利权保护力度的问题，也鲜有人去关注专利权本身的问题，如技术含量、撰写质量等，以及专利权人的维权策略。如果专利权本身就存在权利基础不稳定的缺陷，又如何期望司法给予其“充分”的保护呢？更为重要的是，专利权的保护并不仅仅在于被告的侵权赔偿数额，其根本在于市场竞争优势的获得，很大情况下专利诉讼的目的也在于赢得市场。通过主张专利权、提起侵权诉讼，进而获得谈判砝码，赢得相应的市场份额，也应该属于诉讼对专利权的变相保护。

因此，专利官司“难打”，与专利权本身的质量有着很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