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微，王浩垒

(北华大学文学院，吉林省吉林市，132013；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现代汉语介词“论”的用法有两个方面[1]：

A.与量词组合，表示以某种单位为准。如：

在这里茶叶不是论斤论两卖的。(古龙《陆小凤传奇》)

论天数计算工资︱论钟点儿收费︱水果论筐出售(《现代汉语八百词》[1])

B.表示根据某个方面或某种类别来说。如：

这位先生，论年纪也有四十好几了。(《现代汉语八百词》[1])

论庄稼活儿，他是把好手。(《现代汉语词典》[2]2005版)

“论”的介词用法源于它的动词用法。但“论”在古代是个义项众多的动词，它的介词用法到底是从哪个义项经过语法化发展演变而来？其介词用法何时出现？又经历了怎样的语法化过程？关于“论”的介词用法形成、发展等问题前人较少关注，目前只有马贝加(1992)略有论述，马文明确了“论”的两种介词用法出现的时间，并指出介词“论”的两种用法都源自表示“议论、评议”的动词“论”[3]。事实上，虽然介词“论”的两种用法来源的动词义项相同，但它们产生的句法环境是不同的①。另外，马文对从动词“论”到介词“论”的语法化脉络的描述较少，也没有探讨其演变的动因和机制，有些结论还需商榷。鉴于此，我们主要从语法化的角度对“论”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还原“论”从动词到介词细致真实的演变过程并分析其演变的动因和机制②。

一、介词“论”的形成历史

在先秦，“论”是个表示言语行为的动词，本义是“议论、评论”。《说文·言部》：“论，议也。从言仑声。”段注：“论，议也。论以仑会意。仑，思也。……凡言语循其理得其谊谓之论，故孔门师弟子之言谓之《论语》。”“论”作为动词的主要用法是在句中做谓语，构成SVO句式，先秦文献用例如：

(1)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

(2)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韩非子·孤愤》)

在这样的句法环境中，“论”作为句子中的主要动词，其后的“其世”“其言”是“论”直接支配的受事，“论”的动作义明显，没有发生语法化演变为介词的可能性。“语法化不是一个单纯词义的引申问题，它必须在一个合适的句法环境中逐步发展起来。”[4]所谓合适的句法环境，“就是一个成分在语法化之前所出现的句法结构，跟其语法化之后所出现的结构，必须在结构上相同或相似。”[4]介词“论”产生的句法环境是连动结构。先秦时期，与动词“论”语法化相关的连动结构有以下几种。

a.论+NP1+而∕以+V2(+NP2)

(3)昔圣王论功而赏贤，贤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礼，无有荒怠。(《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4)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荀子·君道》)

b.V1(+NP1)+而∕以+论+ NP2

(5)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荀子·正名》)

(6)动而不论其义，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吕氏春秋·慎行》)

c.V1(+NP1)+论+ NP2

(7)夫相万乘之国而能遗之，谋志论行，而以心与人相索，其唯子产乎？(《吕氏春秋·下贤》)

d.论+NP1+V2(+NP2)

(8)不明于象，而欲论材审用，犹绝长以为短，续短以为长。(《管子·七法》)

(9)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爵赏校官，终五日。(《管子·立政》)

由上可知，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了适合动词“论”语法化的句法环境。有些连动结构已经出现主次动词的分化。例(3)“论功而赏贤”意思是“评定功劳，奖赏贤者”，可以把“论功”重新分析成“赏贤”的标准，“赏贤”是最终目的，动作的主次自然就很清楚了。例(4)“论德而定次”意思是“衡量德行，确定次序”，很明显，“论德”是“定次”的需要，可以把 “论德”重新分析做为“定次”的条件，“定次”是“论德”的目的。“论”在该结构中相对于“定”来说成了次要动词。当然，以上两例中连词“而”的存在限制了次要动词进一步虚化。而在例(8)、(9)中，出现了没有连词“而”同时也能进行重新分析的情况，“论材审用”“论爵赏校官”是典型的连动结构，“衡量、评定才能、爵位”是“任用、奖赏校官”的前提条件，“衡量、评定才能、爵位”得出的结论可以成为“任用、奖赏”的标准。主次动词区分明显，又没有连词“而”的参与，因此这种结构是动词“论”发生语法化的典型结构。不过先秦时期，主次动词区分明显又没有连词“而”的典型连动结构并不多，在我们查找的文献中只有《管子》中的三例，其中一例为重复出现，但该书为西汉刘向所编订，用例并不可靠。可见，包含“论”的连动结构与句子中唯一动词为“论”的句式在先秦时期都已出现。只是这一时期没有连词参与的典型连动结构并未出现，绝大多数连动结构还无法进行重新分析以确定动词的主次顺序，因此只能说先秦是“论”发生语法化的句法环境的萌芽时期。

“一个词汇必须在合适的句法环境中具有足够高的使用频率，才能诱发它的语法化过程。”[4]到了两汉时期，大部分连动结构都出现了主次动词的分化，与先秦相比频率有所增加。如：

(10)使圣人伪容苟合，不论行择友，则何以为孔子也！(西汉桓宽《盐铁论·刑德》)

(11)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史记·萧相国世家》)

(12)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西汉刘安《淮南子·齐俗训》)

以上各例都属于次要动词在前主要动词在后的句式。“论行择友”“论功行封”中缺少连词“而”，其中的次要动词“论”就有了进一步语法化的可能。与先秦相比两汉时期“V次+NP1+ V主+ NP2”结构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并不明显。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句法结构开始大量使用。仅《三国志》中，“论功行封”就出现了3次，“论功行赏”出现2次③。如：

(13)军还入塞，论功行封，封畴亭侯，邑五百户。(东晋陈寿《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

(14)然后收禽会众，论功赐胙。(刘宋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

(15)陛下圣镜照临，论才授职，进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人伦有序。(北齐魏收《魏书·郭祚张彝列传》)

如上所述，西汉时期，“论行择友”等结构中的“论”可以重新分析成次要动词，具备了进一步发生语法化的可能性，只是当时类似结构出现频率较低。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文献中大量出现了“论功行封”“论德授官”等结构，其中的“论”同样可以进行重新分析，然而无法忽略的事实是“论”在相应文献中也有单独用做谓语中心动词的情况，其后的受事对象就是“功”“德”“材”等，这说明此时的“论”还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动词。而在魏晋南北朝至隋的佛经中“论”开始与“价值”搭配，如：

(16)婆罗门报言：“欲论价直直百千两金，我岂可取王价直，今持奉上大王。”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四分律》卷18，22/689/c)

(17)脚著革屣，众宝所成，论其价直，足二百千。(隋天竺阇那崛多《佛本行集经》卷35，03/655/a)

例(16)(17)“论”的宾语是“价直”，意思是“衡量价值”。上文提到的“功”“才”等“论”的宾语都具有价值属性，宾语由“功”“才”到“价值”的显著变化为动词“论”演变为介词“论”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因为“价值”的出现为“论”的宾语进一步朝着表示财富、金钱意义的词语的扩展奠定了基础。

唐代，“论”后受事对象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出现了众多表示财富、金钱意义的词语，如“价、钱、财赀、贵贱、贫富”等。如：

(18)白鱼如切玉,朱橘不论钱。(杜甫《峡隘》)

(19)老妇愿嫁女，约不论财赀。(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

(20)嫩箨香苞初出林，于陵论价重如金。(李商隐《初食笋呈座中》)

(21)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翁承赞《书斋谩兴二首》)

同时，表示“买、卖”概念的动词开始进入“论+NP”所在的连动式中，充当主要动词，“买、卖”必然涉及到价格，此时“论+NP”重新分析为“买、卖”的标准，目的是确定价格。介引某种计量单位的“论”随之产生。如：

(22)昙朗执之，收其马仗，并论价责赎。(李延寿《南史·贼臣传》)

(23)夜船论铺赁,春酒断瓶酤。(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

(24)罗绮驱论队，金银用断车。(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

例(22)中“论”可做两可分析，既可理解为动词“衡量”，又可理解为介词“按照”。(23)、(24)两例中“论”的动词义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按照……标准”的介词用法。

宋代，“论”的受事进一步扩大，最常见的是与量词“斗”的结合，而且还出现了后接两个量词组合的情况。如：

(25)飞雪堆盘鲙鱼腹，明珠论斗煮鸡头。(黄庭坚《送李德素归舒城》)

(26)两京春荠论斤卖，江上鲈鱼不直钱。(陆游《买鱼》)

(27)爱花论担买，嗜酒满船浮。(高翥《忆西湖》)

(28)壬辰困重围，金粟论升勺。(元好问《移居诗》)

(29)须臾叩门来海贾，大藤换粮论斛数。(元好问《采藤行》)

与唐代相比，宋代是介词“论”用法的扩展时期，介词“论”的使用频率显著增加，其语法属性也进一步巩固，其中“论斗”的出现频率最高。宋代“论”与前代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后面可接“升斗”“升勺”“斗石”等量词的连用形式。元明时期，介词“论”继续沿用前代用法。

清代是介词“论”用法的大发展时期。此时“论”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为使用频率与前代相比有大幅的提升，同时与之结合的量词种类也不断扩展。例如：

(30)行粮全，坐粮半，给米论石钱论贯。(吴升《新兵行》)

(31)足有一百日不曾剃头，头发养得论寸长，你这人鸦片吃得很糟！(清彭养鸥《黑籍冤魂》第17回)

(32)他并不论担捐，是论车捐。(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69回)

(33)我要为了大寨主，总得叫这山上丰衣足食，论秤分金，论斗分银，也不枉作了这场赛主。(石玉昆《小五义》第110回)

综上，“论”经过语法化在唐代发展成为介词后，随着受事范围的扩展，宋代，介词性质得到进一步巩固，清代，“论”的使用进入大发展时期，直到现代汉语中，“论”表示“以某种单位为准”的介词义仍延续前代用法。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文献中出现了“按斤”“按斗”⑤的用例，这说明介词“按”开始逐步侵占“论”的领域，但是用例极少，表明当时“按”的“以某种单位为准”的介词义尚处于萌芽时期。

二、介词“论”形成的促发因素

(一)句法环境

连动式之间连词的减少为“论”语法化的产生提供了更多的句法环境。上古汉语连词用于连动式是十分常见的现象，据魏兆惠统计，“从《尚书》到《左传》再到《史记》，连动式中连词的使用频率经历了由少到多再到少的过程”[5]。我们亦统计了《左传》《史记》《三国志》和《后汉书》中包含动词“论”的连动式中用连词和不用连词的比例，发现《左传》中未见含有动词“论”的连动式⑤，《史记》的比例是5:4，《三国志》的比例是6:11，《后汉书》的比例是3:10。可见，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动词“论”所在的连动式中连词使用的整体趋势是逐渐减少，缺少连词的连动式中动词的主次地位更易分化，这就为介词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句法环境。

(二)语义条件

介词“论”是由表示“议论、评论”义的动词“论”发展演变而来。单从意义来看，表示“议论、评论”义的动词“论”与表示“以某种单位为准”的介词“论”之间看不出有直接联系。可是如果结合动词“论”的意义演变过程，就可以清晰地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动词“论”在先秦时期，其后能带的受事对象就已经相当广泛，在语境的影响下引申演化出动词的诸多义项，其动词义项在先秦时期已经基本发展齐备。其中一个重要的义项是“衡量；评定”义，见上文例(7)。这一意义经常与“功”连用，表示“衡量、评定功劳”。衡量和评定某事物必然涉及衡量和评定的标准，“论”用于此义时，文献中大量出现“论功行封”“论功行赏”等类似结构，衡量、评定功劳的结果就可以作为“封”和“赏”的标准，在这些结构中“标准”是隐含在“论+NP”中的，“论”本身的“评定”义很容易就成为“标准”的载体，这就与“以某单位为准”的介词义有了意义上的联系。

综上，动词“论”发展演变为介词“论”的语义演变过程可描绘如下：

“议论、评论”(动词)—→“衡量、评定”(动词)—→“以某单位为准”(介词)

(三)使用频率

句法环境的变化和语义的演变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即无法在时间上明确它们的先后顺序。它们是语法化过程中相互交织的两个方面的表现，也可以看做是促发语法化的条件或动因。除了上面提到的句法环境和语义条件外，引发“论”语法化的动因还有使用频率。彭睿(2011)在以往频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临界频率假设”[6]，即把频率分为非临界频率(或“笼统频率”)与临界频率，他认为笼统频率是由语法化项在非典型环境中出现的频次计算而得的频率，临界频率是语法化项在典型环境中计算而得的频率，所谓的“典型环境”是指语法化项可进行重新分析时的环境，而影响语词语法化的是临界频率，文章通过对一些语法化项的笼统频率与临界频率的对比验证了这一假设。我们认为，“临界频率假设”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一些由低频导致语法化的实例，同时把不同环境对语法化的影响区分开来。但是“临界频率假设”是否具有普适性，还需要通过大量语法化项的检验。本文通过“论”语法化过程中笼统频率与临界频率的对比，进一步检验“临界频率假设”。

与动词“论”语法化相关的笼统环境可形式化“论+NP1+(而/以)+V2(+NP2)/V1(+NP1)+(而/以)+论+NP2”⑥，与动词“论”语法化相关的临界环境可形式化为“论+NP1+V2(+NP2)/V1(+NP1)+论+NP2”。在临界环境中，“论”与动词V1/V2之间原本是连续性的动作，但“论+NP”同时又可以理解为 V1/V2发生动作时的前提或标准。

我们对CCL语料库约1 639 700字的先秦时期文献的连动结构中“论”的笼统频率和临界频率统计的结果见表1；我们对两汉时期部分文献约2 157 200字的语料的连动结构中“论”的两种频率统计结果见表2；对魏晋南北朝部分文献约3 142 400字的语料的连动结构中“论”的两种频率的统计见表3。

由以上统计结果可知，从先秦到两汉时期，“论”的笼统频率由23.2/pmc下降到17.6/pmc，而临界频率则由1.8/pmc上升到2.3/pmc。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的笼统频率由17.6/pmc下降到14/pmc，而临界频率则由2.3/pmc上升到6.7/pmc。可见，不同于笼统频率的下降趋势，临界频率由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特别是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上升的幅度超过前一时期。“论”的介词用法出现时间不早于魏晋南北朝，而这一时期又正好是临界频率的增加幅度非常明显的特殊时期，这说明临界频率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法化的发生。临界频率影响语法化的假设在“论”的语法化过程中得到了证实。

表1 先秦时期部分文献连动结构中“论”的笼统频率和临界频率

表2 两汉时期部分文献连动结构中“论”的笼统频率和临界频率

表3 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文献连动结构中“论”的笼统频率和临界频率

三、结语

引发“论”的句法功能由做谓语中心动词变为修饰谓语的介词的机制是重新分析。动词“论”经历了两次重新分析最终演变为介词。第一次是连动结构经过重新分析产生了动词的主次分化，即“论次+NP1+V主(+NP2)/V主(+NP1)+论次+NP2”；居于次要动词位置上的“论”的动词功能逐渐衰弱，而它语法功能逐渐增强，随着“论”受事的进一步扩展，最终发生了第二次重新分析，即“论介+NP1+V主(+NP2)/V主(+NP1)+论介+NP2”，介词“论”随即产生。

“论”发生语义演变导致语法意义产生的机制是语用推理。“论”由“议论、评论”实词义演变为“以某种单位为准”的语法意义中间经历了“衡量、评定”义。“议论、评论”是典型的言语行为，而“衡量、评定”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动作行为。无论是哪一种行为，都内含有“评价”这一语义核心，只不过“衡量、评定”义的“评价”义更明显。而“评价”与“按照……标准”又是密不可分的。人们在使用“论”的过程中，由其中的语义核心“评价”自然联想到“评价的标准”。这是由动词核心语义联系其周围语义的过程，“论”在此过程中完成了“语境扩展”[7]也是进行语用推理的过程。“论才授官”“论功行赏”等类似结构的高频出现引发相同语用推理的反复进行，如果某一话语形式经常传递某种隐含义，这种隐含义就会逐渐“固化”，最后成为那种形式固有的意义[8]导致语法化的发生。Heine＆Kuteva(2002, 2007)都提到，语法化的参数包括扩张(extension)、去语义化(desemanticization)、降类化(decategorialization)和语音融合(erosion)[9]。语用推理引发“论”受事对象的扩展，受事对象的扩展又促发“论”语义的进一步虚化，语义虚化最终导致降类化。由此可见，“论”的语法化过程涉及到了Heine＆Kuteva提到的前三项，我们认为在这三个参数项中由语用推理引发的语词分布环境的扩宽是最根本的。

表示“以某种单位为准”的介词“论”的产生是句法环境，语义条件和频率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频率因素中“临界频率”与“论”的语法化具有更高的相关性。在“论”语法化的过程中，动词“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与“价值”搭配，表示“衡量某物的价值”，这是“论”发生语法化的重要契机，它使得积累在动词“论”上的各种因素和力量最终爆发，进而在唐代演变为介词。重新分析时句法结构并未改变，只是人们心中对同样的句法结构产生了语义上的重新理解，进而反射到句法结构上，使得动词的句法地位发生变化。语用推理是“论”语义演变最根本的机制，去语义化是语用推理的结果，去语义化引起搭配对象进一步扩大，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论”最终由动词降类为介词。

注释：

① 经过大量语料调查，发现介词“论”表示“以某种单位为准”的用法产生于连动结构中，而表示“根据某个方面或某种类别来说”的用法产生于由结构相似的分句组成的并列句中。如：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吕氏春秋·重己》)

② 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只探讨介词“论”的“以某种单位为准”用法的语法化问题。关于表示“根据某个方面或某种类别来说”的“论”的语法化，请允许笔者另文撰述。

③ 这虽然与《三国志》的战争内容有一定关系，但是高频使用为“论”的语法化提供了可能。

④ 马贝加(1992)提出，“论”与表示财富、金钱意义的词语搭配始于唐，我们的考察验证了此结论。不过，在六朝的佛经语料中，出现了“论”与“价值”搭配的情况，这一情况的出现是“论”的宾语在唐代扩展的前提，对“论”最终语法化为介词意义重大。

⑤ 西城之崇效寺，东城之夕照寺，分期查收字纸，按斤给价。(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031)年例各祭祀品物准销价值。按斗定价者，稻米三钱五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086)《左传》未见包含动词“论”的连动式，先秦时期的其他文献，如《吕氏春秋》《韩非子》中，却出现多例包含动词“论”的连动式，且全部使用连词连接。

⑥ 彭文认为非典型环境不具备通过转喻或隐喻推理产生目标义的条件，也不可能因高频率重复而创造出这种语用推理条件，我们赞成此观点，不过对于“论”的语法化来说，非典型环境(或称“笼统环境”)内部是有差异的，应该把那些与“论”发生语法化相关的合适的句法环境(如，“论”出现的连动结构)与“论”发生语法化完全无关的句法环境(如，SVO句式中“论”做谓语的句式等)区分对待，前者为语法化提供了句法前提，把这种句法前提环境与彭文中的临界环境(即可以重新分析的环境)对比，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而与“论”语法化完全无关的句法环境的高频率重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介词的产生的前提是必须具备合适的句法环境。

[1]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373.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898.

[3]马贝加.方式介词“凭、据、随、论”的产生[J].温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2): 70.

[4]石毓智.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9−60.

[5]魏兆惠.试论上古汉语连动式中的连词问题[J].北方论丛,2006(4): 68−71.

[6]彭睿.临界频率和非临界频率——频率和语法化关系的重新审视[J].中国语文, 2011(1): 3−16.

[7]彭晓.论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现象——以外源性词缀的析出为例[J].求索, 2013(5): 156.

[8]周树江, 王洪强.论话语标记的语法化机制[J].外语教学,2012(5): 43.

[9]彭睿.语法化“扩展”效应及相关理论问题[J].汉语学报,2009(1):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