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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梁——追忆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原党委书记杨焕章

2014-08-06宋东泽

共产党员·下 2014年6期
关键词:革命理想沈阳工资

宋东泽

1990年5月,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美术馆为一位古稀老人举办了书法展览。那些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出自老人因受迫害而截去五指的右手。因为同样的原因,他的左手拇指也被截去了。将右手残掌套上胶皮套,再握着笔套,他苦练出了书法绝技,在各级书法展中多次获奖。

这位老人,就是开国上校、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获得者,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原党委书记杨焕章。一位老朋友写诗赞扬他说:“天夺我手我夺天,写尽江山忘却难。沙场英雄纵有泪,流经墨海跨云烟。”

朔风飘夜香,繁霜滋晓白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

为了革命理想,1937年,17岁的杨焕章参加了新四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腰下常悬带血刀,手中马列不释卷”,先后担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等职,成长为我军一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

为了革命理想,杨焕章响应国家号召,于1958年转业到浙江兰江冶炼厂任主要领导。1965年,杨焕章服从组织安排,举家北迁,任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党委书记。

为了革命理想,杨焕章历经逆境、挫折而脊梁不弯。在“文革”浩劫中,他被冠以“走资派”的罪名,遭到了种种非人的虐待。1967年1月30日,“造反派”将杨焕章从苏家屯拘押到沈阳。数九寒天,冷风刺骨,“造反派”残忍地用冰冷的铜线捆住了杨焕章的双手,致使他双手严重残疾。

为了革命理想,杨焕章挺起脊梁,战胜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困难。他写字,要套上皮套和笔套,靠腕部的力量一笔一笔艰难地书写;他吃饭,只能用左手剩下的四个手指夹着汤勺吃;他的衣服、裤子,凡开口的地方都缝上了拉链,鞋子也换成了不用系带的布鞋。

为了革命理想,杨焕章在平反后不计前嫌,扑下身来,对工厂进行全面整顿。

冰华化雪月添白,一日东风一日香

“文化大革命”后的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百废待兴。

杨焕章对工厂的整顿,坚决彻底。他以情况最为复杂的“137”案件为突破口,白天与大家一起调查研究,晚上把钢笔绑在残掌上记下自己的思考。他坚持实事求是,很快弄清了案情,平反了涉及610人的冤假错案,全厂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杨焕章对工厂的整顿,以人为本。他关心爱护知识分子,全面加强和改进工厂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位工程师,因为有“海外关系”,在党支部讨论他的入党问题时,没有人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杨焕章得知后,说:“你们不敢介绍,我来介绍!这样的技术骨干,怎么能不发展呢?”在杨焕章的引导下,人们逐渐转变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厂内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杨焕章对工厂的整顿,立足长远。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厂搞了三次质量大检查,建立和健全了从技术操作到技术管理,从半成品检验到成品出厂标准等150多项管理制度;建立了以会计师和经济师为首的经营管理系统;大胆从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类专业人员中选拔了大批管理干部。

经过杨焕章等党委一班人的艰苦努力,全厂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转变。1979年,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被命名为“大庆式企业”。1977年至1979年,工厂连续三年被冶金部评为“同行业竞赛优胜企业”。

就在工厂各方面工作呈现出喜人的发展态势时,杨焕章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干部年轻化”的号召,主动申请退休。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杨焕章坚守并践行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以忠于党、忠于人民、 毫不利己、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待人生路上所遇到的一切问题。

对于名利,杨焕章看得很轻、很淡,不求索取,只知奉献。刚到工厂时,按照军转干部的待遇,杨焕章的工资是231元,而同级别的厂领导工资只有100元出头。杨焕章认为,悬殊的工资差距会影响干群关系,不利于班子团结,于是,他主动向上级要求降低工资。经过他多次申请,上级终于决定将他的工资降为192.4元。这个工资他领了24年,直到逝世,他一直没有晋升过一级工资。他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也是如此。妻子李剑霞曾有三次调整工资的机会,都在杨焕章的说服下让给了别人。

杨焕章爱妻子、爱子女,但是一旦党和人民的事业需要,他就毫不犹豫地让小家服从大家。杨焕章有四子一女,大儿子和三儿子在部队复员后本可回厂工作,可他却不同意,两人都被安排到了外单位。女儿杨晓南在劳动强度很高的车间做了三年学徒工之后才得以转正。杨晓南的爱人在丹东工作,很多人劝杨焕章: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身体又不好,应该让姑爷到沈阳工作,也好照顾这个家。杨焕章考虑再三,还是让女儿去了丹东。

杨焕章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信念,把一生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所忠诚的党的事业。

1990年4月,杨焕章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癌。一阵阵昏迷,一阵阵疼痛,折磨着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5月25日,杨焕章从昏迷中醒来,艰难地握起那支带有胶皮套的笔,郑重地写下了一份遗嘱:

一、我这次病重,不要将我转向任何医疗单位,在厂治疗,一旦发生意外,概不要工厂及医院负任何责任。

二、丧事从简,废除一切陈规旧俗,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不送花圈。外地亲属一概不通知,事后向亲属及少数老友发个简便通知便行。

三、我的遗体献给中国医科大学,用于教学和科研事业,死后尽速采取简便秘密的办法,在24小时内送出厂外,使工厂生产正常进行。善后解释工作可先开个会,个别的多做耐心工作。

四、生前的生活用品一律不带走,贴身衣服一律不穿,只请医院为我穿一件护士用的白大衣,以便表面遮盖。

五、愿同志们和朋友们永远地、毫不怀疑地信仰共产主义事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读好哲学,读好毛主席的著作,把我们民族的事情办好。老一代的政治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而且走了不少弯路,任重道远,未来的希望,全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就是一位共产党员的生命告白,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宣言。不谈私情,不讲任何琐事,只有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对信仰、对人民、对事业至死不渝的忠诚。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杨焕章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挂着点滴,使出浑身力气,在吃力的喘息中,先后与工厂86名同志进行了谈话。

这是杨焕章的基本观点——党的生命在于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要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这是杨焕章的郑重嘱托——两个文明建设要抓好,职工队伍一定要带好,当干部的一定要深入实际,参加劳动,不要沾染官气,永远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这是杨焕章的一贯要求——干部要牢固坚守廉政底线,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艰苦朴素,精打细算,勤俭办事,千万不能做群众不满意的事。

这是杨焕章的最后遗言——生命是次要的,事业是主要的,生命尚在就是为事业,否则要生命有何用处?生命垂危,就更要抓紧时间,拼命为事业而奋斗!

1990年6月16日,饱受病魔折磨的杨焕章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为之奋斗的世界,离开了他倾尽心血的工厂,离开了敬仰他的人们。遵照杨焕章的遗嘱,没有花圈,没有挽幛,没有哀乐,杨焕章身穿护士服,静卧在救护车中,在人们自发组成的人墙中穿行而过,静静地走向中国医科大学,去完成他最后一次使命。

一个彻底的、完全的无产阶级战士走了……而在人们心中,他没有走远。他用坚挺的脊梁教育着我们:

人,应该这样活!

路,应该这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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