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奕忻，吴 宁，3，朱求安，陈 槐，*，朱 单，3，彭长辉，杨 刚，高永恒，赵 川

(1.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610041;2.中国科学院若尔盖泥炭与全球变化研究站，红原624400;3.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加德满都，尼泊尔GPO Box3226;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712100;5.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蒙特利尔，加拿大H3C3P8;6.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成都610041)

工业革命后，温室气体的辐射强迫增长率在近万年时间内是空前的，特别是近50年来气候变暖已由古气候信息证实是至少近1300多年来最为异常的［1］。在全球气候异常变化的今天，古气候学研究已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2-9］。季风活动的加强，使中全新世(6000—5000 a B.P.)成为全球古气候模拟对比研究计划(PMIP)的一个主要基准点［2］。利用考古发现以及古籍中物候学和气象学的记载，竺可桢［3］首次描述了我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主要趋势。近些年来，大量学者利用孢粉、石笋、湖泊沉淀、泥炭、冰芯和树木年轮等代用证据，构建了中国诸多地区5000 a来的气候变化［4-8］。进一步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文明进程可能在许多方面产生影响［9］。

青藏高原东北部处在我国地势第一、二阶梯的交界地带，大部分海拔高度在2000—4000 m，印度西南季风带来的暖湿气流使得青藏高原形成大面积湿地［10］，是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之一［11］。随着全球化的蔓延，其独特的文化形式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因此，认识该区域5000 a来的气候变化趋势，梳理区域气候变化与若尔盖湿地植被类型、沼泽发育的关系，探究气候变化与当地文明进程的联系，对于全面认识青藏高原东北部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演化分异以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