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天渊

据自编年谱，我们知道，吴宓诞生于1894年阳历8月20日（阴历甲午年乙丑月甲午日），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作为吴宓最后20多年生活、工作所在之地——西南某高校——的一名教员，我想通过这篇短文，表达对他的缅怀与纪念。

历经磨难与波折，《吴宓日记》（十卷）及《吴宓日记·续编》（十卷），分别于1999年和200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从1910年10月1日起到1974年1月23日止，日记跨越65年，虽然损毁、残缺得厉害，但仍有800余万字，而且全是文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绝对独一无二，其特点、价值与意义，用钱锺书《吴宓日记·序言》中的话说，就是“其道人之善，省己之严……未见有纯笃敦厚如此者。于日记文学足以自开生面，不特一代文献之资而已。”

在1910年日记的卷首，吴宓写了一段自勉的话，开头几句是这样的：“天下之事，不难于始，而难于常，所以毅力为可贵也。日记，细事也，然极难事也。”60多年坚持下来，的确需要非凡的毅力。然而，就《吴宓日记》来说，并非有了毅力就能完成。吴宓1949年4月底由武汉飞往重庆，此前的数十年间，他就读清华、留学美国、任教东西南北多所大学，曾主编《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并到欧洲进行学术访问等，可谓辗转各地，加之时局动荡，逐年累积、数量可观的日记之保管、迁移，势必成为一大问题。但和当年众多学者一样，吴宓也有珍藏、搬运图书及日记的办法，随身携带的两口皮箱就是最便捷的保险柜。

时光荏苒，到了“文革”初期，吴宓此前的全部日记被抄走，且美其名曰“主动交出”，这让他无比痛心疾首，在当年的除夕之夜，他回忆说：“经过此次‘交出’，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