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

“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毛泽东1951年的这番评价，包含了此前10多年他对邓小平卓越才干的所有肯定

1951年9月3日，民主人士梁漱溟与毛泽东共进晚餐。席间，他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几个月来在四川考察土改运动的收获，谈到他对四川工作和对邓小平的印象时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理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

对于梁漱溟的评价，毛泽东大声赞同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一高度评价，既是他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主政西南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又是基于他对邓小平长期观察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对邓小平就不时寄予厚望，屡屡委以重任。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当年江西反罗明路线时十分动情地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发起。11月16日，党中央、毛泽东做出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邓小平担任总前委书记，刘伯承、陈毅为常委，粟裕、谭震林为委员。总前委统一指挥参战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我把指挥交给你。”41年后，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都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1949年2月11日，渡江战役前夕，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为了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领导，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与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详细谈了渡江战役的事情。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

毛泽东十分喜爱邓小平所写的报告。革命战争年代和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毛泽东多次采用邓小平报送的材料和建议，视为有创见而批转给各地参照执行。在他对邓小平报告的批示中，经常有“此报很好”“内容极好”“极可宝贵”“非常好”之类的赞语。他曾幽默地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就像吃冰糖葫芦。”

而邓小平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厚望。无论是先后主持太行分局、北方局、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原局、华东局和西南局的工作，长期担任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是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晋冀鲁豫军区、中原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政委，领导华北抗战，与刘伯承一起指挥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战斗，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勇挑重担，顽强拼搏，奋力开拓新局面，表现出一位卓越领导人的非凡胆识和大智大勇。

在毛泽东对梁漱溟高度评价邓小平10个月之后，主政大西南将近3年的邓小平奉调中央工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由此掀开了他政治生涯中新的一页。

在推荐邓小平担任总书记的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邓小平作了第一次较全面的评价

为召开党的八大， 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关于这样做的目的，他解释说：“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自1952年7月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升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短短4年时间，邓小平担任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党政军要职。经历过多个重要岗位历练，又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卓著的才干，赢得了全党信任。尽管如此，对于推举自己担任总书记一职，他还是深感不安，表示：“对总书记这个问题，中央讲了很久，我也多次提出，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当然，革命工作，决定了也没有办法，但我自己是诚惶诚恐的。”“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对邓小平的谦虚之词，毛泽东回应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为了“宣传宣传”邓小平，毛泽东对他作了第一次较全面的评价。毛泽东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9月28日，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0年总书记任上，邓小平殚精竭虑，忘我工作。他后来回忆，一生中最忙碌的就是那个时候。也因此，他多次获得毛泽东的赞誉。1959年4月5日，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讲到“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时，说：权力当然不只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但是总要有一个核心机关，经常注意问题。中央的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荐为元帅。书记处的总书记就是邓小平，你就当个副元帅。行不行？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你们赞不赞成？如果赞成，就照这样办。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唐朝人的两句诗。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倚重之情，溢于言表。

甚至在同一些外国领导人的交谈中，毛泽东也多次表露过对邓小平的欣赏。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在一次聚会上毛泽东对他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毛泽东甚至认为邓小平“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曾为毛泽东担任俄语翻译的李越然也回忆，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曾与赫鲁晓夫谈起过接班人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接班人“第二个是邓小平”。他说：“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当赫鲁晓夫就当时邓小平和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辩论的事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了我们的大个子”时，毛泽东笑了：“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这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既有对邓小平领导风格的赞赏，又有对邓小平显赫战功的肯定。

“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关键时刻，毛泽东屡屡表态。身处险境的邓小平没有被开除党籍，并最终迎来人生的重要转机

总书记任上的邓小平负责处理中央日常性工作。“大跃进”失败后，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逐渐与毛泽东“左”的做法疏离，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对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多次表示不满后，对邓小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多次表示不满。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些不满，成为“文革”中他被打倒的重要缘由。“文革”爆发不久，他即被诬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幽禁在中南海的家中。

邓小平虽被打倒，但在毛泽东内心，他与刘少奇是不同的，要区别对待，对邓小平要保。这成了以后几年中毛泽东谈及邓小平问题的基调。还在邓小平被打倒前夕的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及其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时，向来宾介绍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100万军队。接着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3个省差不多有1亿人口。邓小平懂军事，打过仗，这一印象，深深烙印在毛泽东脑海中。

邓小平被打倒后，1967年5月，毛泽东委托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3条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据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回忆，7月16日，毛泽东在单独与他谈话时，曾谈到邓小平。毛泽东说：“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并表示，对邓小平，“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7月14日至9月23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途中，几次谈到邓小平的问题。9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南萍（第二十军政委、浙江军管会主任）、陈励耘（空五军政委、浙江军管会副主任）等谈话时提出，邓小平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武昌同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余立金（空军政委）谈到召开中共九大的问题时说：选中央委员，刘少奇同邓小平是不是有区别？我看是应该有区别。邓小平打过仗。可不可以当中央委员？你们赞成不赞成？9月20日晚，毛泽东在武昌同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和刘丰（武汉军区政委）等人谈话中又说：邓小平恐怕要保。第一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可不可以选他当中央委员？你们讨论一下，九大谁可当选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几次谈到邓小平。9月24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到召开党的九大问题时，在肯定接班人是林彪的同时，又说：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10月9日，他在审阅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的报告及所附此书的《出版说明》稿时，批示《说明》中不提邓小平的名字。11月5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又强调：邓小平要批。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其时，“文革”造反夺权造成“天下大乱”，“邓小平专案组”四处活动，极力想找到邓小平“叛变投敌”的所谓“证据”。1968年6月30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其他中央负责人谈话时，驳斥了一些人对邓小平的污蔑。他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人家犯错误就要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错误？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

10月13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毛泽东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又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毛泽东的上述表态，使林彪、江青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欲开除邓小平党籍、把邓小平置于死地的图谋没能得逞。此后毛泽东就邓小平问题又几次表态。1969年3月12日，他在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时说：我历来不主张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弄到一起。3月22日和4月23日，他在两次会议上又强调，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以“战备疏散”的名义下放到江西南昌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厂劳动改造。即使远离政治中心，他也始终关注着政局的发展。他给汪东兴写信，给毛泽东写信，谈家事，作政治表态等，保持着与毛泽东的联系。而毛泽东也没忘记他。1971年9月10日，南下视察途中的毛泽东在杭州停靠的专列上接见浙江省党政军领导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等人。在谈到党的历史问题时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

林彪篡夺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于1971年9月13日自爆于蒙古温都尔汗。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重新审视过去的人和事。1972年1月10日，他在抱病出席陈毅追悼会时，把邓小平与刘伯承放在一起谈，并说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远在江西的邓小平虽然不可能知道毛泽东的评价，但敏感的他还是从林彪事件中看到了自己问题有转圜的希望。8月3日，他在第4次听取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的传达后致信毛泽东，谈对林彪割裂毛泽东思想的看法，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8月14日，毛泽东即在来信上作出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文革”以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问题作过多次表态，但以批示的书面形式较全面地论及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这还是第一次。特别是毛泽东批示给周恩来，并要求交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在批示最后强调：“这些事（指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带有明显的要求解决问题的督促性质。

毛泽东批示当日，周恩来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内容。12月18日，又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提出：“邓小平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1973年2月，下放江西3年多的邓小平回到北京。3月，重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邓小平走入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领导进行全面整顿。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对邓小平又有过多次正面评价

邓小平复出后，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在经过几个月观察后，开始对邓小平委以重任。

1973年12月中旬，毛泽东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期间，他亲自提议，安排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在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时，又多次谈到邓小平。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你呢（指邓小平），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咱们中间也有矛盾啊，十个指头有九个没有矛盾，就是一个指头有矛盾。”

12月14日晚，毛泽东在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的会议上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上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还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1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他同到会的43人几乎每人都说了几句话。他对朱德说：“这位同志（指朱德）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毛泽东在短短几天里如此密集地评价邓小平，用了“军师”“总参谋长”“老上司”等说明其地位，用了“办事比较果断”“柔中寓刚，绵里藏针”说明其行事风格，用了“喜欢”“请回来”等用语，满含对邓小平的信任与期待。

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几个月后，毛泽东派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纽约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会议。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代表团离京赴纽约。4月10日，他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被外电称作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邓小平东山再起，担负起更加重要的工作，成为江青企图“组阁”的巨大障碍。继阻挠他出席联大特别会议遭毛泽东批评受挫后，江青等又在10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利用“风庆轮事件”大闹会场。邓小平毫无畏惧，同江青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政治局成员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诬陷北京现在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诬陷说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进行篡权活动。力图阻扰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关键时刻，毛泽东再次表态。1974年12月23日到27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王洪文三次谈话，又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一次。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说他（指邓小平）政治思想强，political（政治）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指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又提议说：我看让小平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和一个“强”字，写到此处，周恩来马上说出来：人才难得。毛泽东就把笔放下了。临别，毛泽东嘱咐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接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又被任命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他开始大刀阔斧地领导全面整顿。

然而，“四人帮”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攻击并没有停止。1975年3月，又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一大批老干部。

毛泽东对此洞若观火。4月18日下午，他在会见金日成和朝鲜党政代表团时，向客人介绍并称赞邓小平，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当面批评江青一伙。他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此后，邓小平进一步受到重用。5月27日、6月3日，他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7月初，他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从铁路、钢铁、国防科技等领域转到文艺、科技、军队、地方、教育等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给深受“文革”灾难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历史的转机。

全面整顿的深入开展，势必系统纠正“文革”错误，引起毛泽东不满。在听信毛远新的几次汇报后，由清华大学刘冰等人通过邓小平转信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为导火索，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逆转，1975年冬，错误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2月25日至3月初，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打招呼会议），传达经毛泽东批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其中，毛泽东说：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爆发，邓小平被污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第三次被错误打倒。但是，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建立的不朽功勋，他在长期革命生涯中所展现出的卓越才干和崇高风范，早已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丰碑，赢得了党心、民心、军心。而正是毛泽东眼中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办事比较果断”“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