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徐迅雷

从邻避困境到邻喜效应

文·图/徐迅雷

在高塔的肩膀上，旋转餐厅静静地转动着。你打开谷歌地图，把眼光投向台北市北投区的北投捷运站，垂直下来是一条宽大的洲美快速道，在道旁距离基隆河与五分港不远的地方，标注了一个“北投焚化炉景观台”。切换成实景图模式并拉近，一个完整的“北投垃圾焚化厂”就呈现在眼前，旁边还依附了一个小的“士林垃圾焚化厂”。靠近基隆河一侧的那个巨大高塔，总是在清晨把灿烂千阳投影到洲美快速道上。这里不仅标出了“北投焚化炉景观台”，而且还标注了“摘星楼旋转观景餐厅”。

这个高塔，其实就是垃圾焚化厂的巨大烟囱。

楼能摘星，谓其高耸。垃圾焚化厂的建造者，把这样的厂区建成旅游点、景观台，其认知与思维的水准，亦是高可摘星。

面对“邻避困境”，对抗和懒政行不通

2014年4月，杭州市公示了2014年重点规划工程项目，其中包括在余杭区中泰乡建造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以解决日益严峻的垃圾处理难题。项目计划一期日烧垃圾3200吨、二期日烧垃圾5600吨，而台湾最大的北投焚化厂，日处理垃圾为1800吨。由于担心该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资产价值等带来的多重负面影响，附近百姓多次集会进行抗议，并最终酿成了余杭“5·10”事件。

垃圾围城，不处理当然是不行的。埋了，或者烧了，这是我们处理垃圾的主要手段。在分类回收之外，其他处理方式都是有利有弊，其弊主要就是对周围环境的不利影响。附近直接或间接受影响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反对，就像公厕不要建在我家隔壁、垃圾桶不要摆在我家门口。于是，“欢迎建垃圾焚烧场，但反对建在我家门口”的“邻避困境”就产生了。

所谓“邻避困境”，源于公众的“邻避思维”“邻避主义”，即英文的“Not In My Back Yard”——“别在我家后院”。政府部门规划经济项目或公共设施，产生效益为全体社会所共享，但“负外部性”带来的后果却由附近居民来承担，于是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这在国际社会确实已成普遍现象。不仅是垃圾焚烧厂，化工领域的PX项目也一样，几乎是所到之处，群起而反对。相当著名的是，2007年6月1日，数千名激愤的厦门市民反对在厦门建设PX化工项目，以“散步”的名义上街游行，“散步”这个词语由此得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增加一个义项。“邻避困境”就是这样，周遭居民反对越强烈，这个“困境”就越深。由此导致的“邻避效应”，让政府左右为难。

“我反对”的“邻避行动”，台湾在20年前就经历过了。1984年，台北内湖垃圾掩埋场发生了一场大火，从而促成台湾第一座垃圾焚化厂——内湖焚化厂兴建，于1991年完工投入使用，日处理垃圾为900吨。垃圾焚化技术有个成熟的过程，就在1991年，行政院科技会议订下了“焚化为主、掩埋为辅”的垃圾处理政策。但在那个年代，兴建垃圾焚化厂，毫无疑问也遭到周边居民的反对。不仅如此，有关非政府组织积极介入，就焚化炉会产生“世纪之毒”二恶英，台湾绿色和平组织最早发出警告；而反对焚化炉的社团则不客气地说，焚化炉并不如鼓吹者所声称的那么干净，反而制造了更多污染；而且，垃圾焚化处理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台湾焚化厂的兴建，多为本土大财团与国外焚化炉公司合作，庞大的利益都流向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焚化炉无法提供较多的当地工作机会。

“焚化炉不只污染住在周边的居民，而是会透过食物、饮水进入每一个台湾人身体里”，变成了公众的公共识，这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威胁，这就不仅仅是“邻避”，而是几乎成了“全避”了。

面对风起云涌的反对浪潮，对抗还是疏导？对立还是沟通？政府组织很快明白了，懒政是不行的，一意孤行更是行不通的。由此，他们集思广益，推出了敦亲睦邻政策，制定了严格环保标准，建立了回馈机制，进行了认真的政策宣导。从“对立抗拒”到“和平共处”，事情总归是起了变化。

台北的内湖、木栅、北投三座垃圾焚化厂，分别在1991、1994、1999年建成使用，在厂区或周边，建有网球场、温水游泳池、健身房和图书室等设施，免费或低价供周边居民使用。北投焚化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文体中心，外部请艺术家来美化，内部甚至设有SPA区水疗按摩池；不仅是北投区，周边的内湖区、南港区、文山区、及士林区的区民，都可凭身份证明免费入场。台南市的垃圾焚化厂，由台湾环保署负责兴建，完成后由台南市环保局管理和营运，这个垃圾焚化厂回馈了一个巨大的休闲设施——水上乐园，占地面积达1600平方米，园内设施有：室内水疗SPA区、药浴温泉区、烤箱蒸气区、亲子戏水区、360度高空滑水道、25米游泳池、50米游泳池，以及户外人工造浪设施等等。类似的“回馈设施”，已成了建设焚化厂的惯例。

更有意思的是，新竹市环保局还真的把全局的办公室都搬到了垃圾焚化厂，目的就是与居民“拉近距离”，让社会消除疑虑。

通过长时间平稳运行、所有信息公开、邀请居民参观、欢迎社团监督，焚化厂和社区居民建立起了信赖关系。而且，焚化厂每烧1吨垃圾，就要拿出200元新台币，作为给居民的回馈金，用于支持当地建设和民众福利。这就是逐渐把“邻避困境”变成了“邻喜效应”。公众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只要无大害和无大碍，他们就能够承受；如果利弊相权，只要利大于弊，或者利弊相抵，他们脸上就绽放笑颜。

把“邻避”变成“邻喜”，当然需要投入，需要支付成本，而且要真正尊重公众。一旦变成权贵利益、政绩工程，那么主事者通常是不愿意支付这样的成本的，更不会对相关的公众有什么尊重可言。

环境的博弈，是社会的博弈

与早期相比，后来建设垃圾焚化厂的阻力要小很多。进入21世纪后，郝龙斌出任台湾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署长，任职期间提出了“一县市一垃圾焚化厂”的政策，是在原建设的基础上，想继续兴建一批焚化厂，累计达到36座。不过，反对的社团依然有民间的制衡力量，政府方面也懂得让步与妥协，从而减少了新建焚化厂的数量。最终，全台湾累计只兴建了26座。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两座因为地方反对，加上没有多少垃圾可焚烧，建成后就一直没有运转。

环境问题，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更是伦理问题，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懂得“环境经济学”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弄清“环境社会学”。环境的博弈，毕竟是人的博弈、社会的博弈。

对于杭州的垃圾焚烧项目，政府没有进行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就因没有评估，所以后果出乎意料，没想到事情搞这么大。5月11日，杭州余杭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司法局发布通告，要求此事件中“实施聚众堵塞交通、毁坏公私财物、行凶伤人、制造传播谣言等行为的人员，主动到公安司法机关投案自首”。这真是两败俱伤。官员本来是要建造这个焚烧发电厂来“为人民服务”的，可这些“被服务的人民”有不少却忽然间成了犯罪嫌疑人，被敦促投案自首。

好事做不好，乃是官僚体制下官方懒政的一个特点。针对杭州“5·10”事件，白岩松在央视《新闻1+1》栏目中，毫不客气地批评地方官员“智商很高情商很低”。网友则不客气地说，垃圾焚烧厂，建在领导家门口，建在政府机关大院里头，一定没人反对。

抛开“邻避困境”之说，对于“垃圾焚烧”，一直以来有“支持派”与“反对派”。“支持派”主要的理由是：焚烧不仅能减少垃圾体积，彻底消毒，还能附带发电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垃圾焚烧是处理垃圾的常规方式，日本有高达70%的垃圾通过焚烧来处理，其他国家的比例则多在30%上下。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城中约一半的地方，以及多数学校所用热能，都来源于燃烧垃圾；在德国纽伦堡，垃圾焚烧厂就建在市区，不到300米就是居民楼，全城的垃圾都在这里烧，因为不够烧，还到临近地区收集垃圾。现代的垃圾焚烧厂，可以做到很好的无害化，对市民威胁并不大。

曾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的赵章元，是国家环保总局评估中心组专家，他持有坚定的“禁焚”立场。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这位“反对派”说：那些焚烧大国都出了问题，当地居民得癌症的几率大了很多，而且空气和土壤中的二恶英和其他有毒物质的含量都高了许多，焚烧发电在国外慢慢变成夕阳产业。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焚化炉生产商在本国已经没有市场，所以大举进攻中国，和既得利益者相勾结，然后宣传说“垃圾焚烧严格控制的话，不会产生二恶英”，实际上不可能“根本不产生二恶英”。垃圾焚烧实质上就是把固态变成了气态，表面上这个固体减量了，其实只是假象。1吨的垃圾焚烧后会转变成4000-7000立方米的气体到空中……

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播出了武汉市五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烟尘滚滚的镜头。环保部曾通报了武汉多个垃圾焚烧厂“飞灰”的问题，该市环保局坦陈：“当前，我市五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均产生飞灰约560吨，处置不符合法定要求，飞灰绝大部分未按要求进行固化。”

垃圾焚烧不是“一把火烧了”那么简单。仔细分类是前提，国际标准是根本，立法签约是基础，常态监督是保证，这几条如果做不到，好事大抵都会变成坏事，想摆脱“邻避困境”很困难。

任何关乎公共利益的事项，决策过程都需要程序正义。在香港特区，应对“邻避困境”有一套既定程序，包括选址、环境评估、地区咨询、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等等，整个过程中公众都被告知，他们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特区政府要兴建任何厌恶性的设施，都做到公开透明；无论最终能否兴建，都经过充分的社会讨论，尊重民意。

极而言之：不尊重民意、不依照程序的所谓改善民生都是不可取的。而对于公众来讲，我不愿让好事落在我身边，这也是我的权利。

台湾“垃圾不落地”运动的启示

作为报人，我在台湾每天都会买一两份报纸看看。2014年“五一”前后，我是第三次到台湾，休闲自由行。到台北的第二天，早上我出门就在便利店买了份厚厚的报纸，然后钻进捷运站。如今已很少能看到乘坐捷运地铁的乘客在看报，看书的也越来越少，大多都在埋头看智能手机。要出站时，我把手头的厚报翻了个大概，要将其中一叠分类广告的版面丢弃。我差点就顺手丢进那个可回收的不锈钢垃圾桶，旁边一位捷运工作人员见状喝了一声，我一惊，住手，回过神来，才把废报搁在一个专门收集乘客丢弃报刊的篮筐架上。旁边的柱壁上，就贴着乱扔报纸的罚款告示，乖乖。

台北的街道，是比较清洁的，也很少见到垃圾桶。台湾施行“垃圾不落地”行动，除了捷运站、旅游点，街道上基本上就不摆垃圾桶了；平常的垃圾，是要拎在手上，带回家里，分类后统一回收。台北市有180条垃圾回收线，跟公交车路线很相似，每天下午4点半开始运作，每条线路上有二三十个停车收集点，市民必须等待垃圾车队来，才能从家里拿出经过分类的垃圾，直接放到垃圾车及资源回收车上——这是真正的“垃圾不落地”。

垃圾分类利用，在台湾已全面深入人心，成了每个公民的基本习惯。2014年第2册《读库》，在头条刊出绿妖考察台湾现代农业的《果蔬吟》一文，其中写到台湾小贩素质非常高，摊位在结束后总是清扫得干干净净——

“摆摊自由，但有严格的垃圾控制。台湾乡下和城市一样，实行垃圾分类。1996年至今，台湾推行“垃圾不落地”及“三合一资源回收计划”，包括：一、垃圾费随袋征收，丢垃圾要用专门垃圾袋，袋子费用包含了垃圾费，垃圾越少，花费越少，不用指定的垃圾袋丢垃圾罚款；二、垃圾强制分类，丢可回收垃圾（包括饮料罐、纸类、玻璃瓶、废光盘等共三十三种）免费，变相鼓励垃圾分类；三、取消小区门口及街道上的垃圾桶，每天定时有垃圾车来收。家庭垃圾不许丢弃路边，被拍到举报将罚款1200至6000元，举报者可获罚款的50%。”（见《读库1402》第24页，新星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在台湾，资源回收已不是“底层职业”，“酒干倘卖无”——有没有空瓶子卖，已然如歌声那么美丽而自然。

大陆许多人对台湾的垃圾处理方式方法有浓厚的兴趣，观察，思考，借鉴，这“三步曲”最后一步可惜没有在大陆用上，不知道是不懂得借鉴，还是根本就不想借鉴。

垃圾是资源，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在增长的资源。但垃圾是特殊资源，必须经过细致的分类，才能真正实现“物尽其用”。如今的台湾，民间与政府的共识是：不是更多的焚化炉，而是更少的垃圾，乃至“零垃圾”。反观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是“垃圾围城”，这是作为一种资源的垃圾，真的被放错了位置。垃圾分类后，垃圾量大减，台湾那些大多是日处理垃圾为几百吨的焚化厂，都面对垃圾不够烧的窘境。事实上，在严格分类后，也没有多少可以烧的了；分类后不烧塑料，二恶英的产生就会大大减少。

而我们身边的垃圾去哪里了呢？浙江卫视《新闻深一度》制片人@小裕老黄在微博上说：杭州一些社区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推行垃圾分类，尽管最多只分“蓝可可（可回收）、绿厨厨（厨房）、黄其其（其他）、红危危（危险）”四类，但居民垃圾分类后，每天前来回收的垃圾车却仍然是混装运走的。杭州，可否就机立法推行垃圾分类，从政府到民众都行动起来，使杭州成为国内率先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

看起来比较难，因为这是个很麻烦的事，不如建个亚洲第一或世界第一的焚烧厂来得简单。

保护环境要善用民间力量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是个老掉牙的口号，我们耳熟能详。民间的力量，用得好了，那一定是环保正能量；用不好，却成了对抗的硬暴力。

为了保护环境，台湾的民间团体恰恰是发挥了组织的力量，他们主要干两件事：一边致力于推行垃圾分类，一边深入监管垃圾焚烧。台湾有个著名的环保团体，名叫“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成立于1987年，以女性为主导，而且多为热心的“妈妈”。主妇联盟是制造台湾第一只环保袋的社团，她们倡导的是“行动与生活结合”，常年到学校、社区倡导垃圾分类，敦促政府回收厨余，还真是“民间先喊”，然后“政府推动”。

北投焚化炉开始营运后，附近居民组织了一个名为“唭哩岸环保志工团”的环保团体，长期对北投焚化厂进行监督，目的是不让违法的垃圾送进焚化炉。《南方都市报》曾报道说，召集人王培英“经常半夜带着团员和检察官去突击北投焚化炉，被查获的非法垃圾，包括废轮胎、废电缆、土壤，甚至有医疗废弃物”，因此，“那些违法业者，现在‘跑路’的‘跑路’，被抓的被抓。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很踏实地监督焚化炉，这样我们所吸的空气才会新鲜一点”。现在台北的焚化厂，不用任何事先通知，就可进入焚化厂。有了民间有效的监督，方才换来真正的达标。

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比尔·麦克基本在《自然的终结》一书中，说过如此发人深省的话：“我们已经意外地使大气变得如此之坏，以至于我们所熟悉的自然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没有污染的原初社会，“天人合一”是容易做到的；而今我们放眼看去，那是污染遍地，“天人”想“合一”那是做不到了。人与雾霾，中间注定要隔着一个口罩，甚或是个防毒面具，否则只能是“肺霾合一”。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看看我们身边，在政府与民间之间，就隔着一个相互提防、互不信任的巨无霸的“防毒面具”。

那么同样，从“邻避困境”到“邻喜效应”，中间也隔着一个巨大的“防毒面具”。

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