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青瑜

除了豫剧、越调和曲剧，河南各地还有近60种地方剧种，如大平调、河南坠子、四平调、河洛大鼓……这些剧种，有一些有剧团在支撑发展，但有很多一直由底层的民间艺人在支撑，像河洛大鼓、河南坠子、南阳鼓儿哼等。在没有电视、网络和手机的悠远年代，这些活跃在民间的剧种丰富着农村的夜生活。

唱戏自古就是苦营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就不必说了，自古以来还被列为“下九流”。日子能过下去的人家，谁也舍不得让孩子去学唱戏。因而从事说唱艺术的说书艺人，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艺人们拉着大箱子走村串巷打乡坡，吃的多是百家饭，落脚处不是干店大通铺，便是露天荒野。说大鼓书的艺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说唱大鼓书者多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一架鼓，一张嘴就是千军万马，万个角色全凭一张嘴，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回报嘛，充其量混个肚圆，想挣大钱是不可能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是我们颍河镇的文化站站长。那时候，外出撂地说书需要乡里开介绍信。每逢收完麦子，七里八乡的民间艺人皆来找我父亲开介绍信，有携家带口的杂技班，也有独闯江湖的光棍，像鼓书艺人、坠子艺人和玩猴的……既然有镇人外出撂地，就有外边的艺人漂到我们镇上来撂地。

记得小时候，镇上最常来的是鼓书艺人。大鼓一敲，一说几个晚上，什么《罗通扫北》、《三国演义》、《杨家将》……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老段子。说得好，上人多，说书人就越说越有劲儿，能将一大本书一场接一场地一气说完。说得不好，拢不住听众，第二天打包走人的也有。之所以称说，是因为大鼓书和南阳的鼓儿哼、坠子书一样，说的多，唱的少。考验鼓书艺人的好与坏，就在这道白和说功上。这直接决定着鼓书艺人撂地的效果。

记得有一年，镇上来了一位盲艺人说《三国》。因为是老段子，早已耳熟能详，再听，但求一味儿。可那盲艺人说的《三国》啥都不少，独缺一味。头一天晚上撂地，大人们一听，说的寡淡无味，皆起身回家睡觉去了。不一会儿，场子里就剩我们几个小孩子在打闹。有调皮胆大的，敢跑上去推一下盲艺人。盲艺人以为听众太多，每遭一推，便会高喊一声：“别挤，别挤！”实际上，已经没了听众。可盲艺人浑然不知，仍然说得一丝不苟。

不知过了多久，一头老母猪也哼哼唧唧地赶到书场。我们正玩到疯处，看到母猪赶来，就想让老母猪也参与到戏弄盲艺人的行列里。我们就开始撵它，猪一急，四处乱跑，顶了盲艺人的椅子。盲艺人一看自己被掀翻倒地，更急了，对着“人群”高呼：“别挤了，别挤了，都别挤了！”

大概正是这事，让盲艺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连连说了三天。不想到了第四天，有个“好心人”提醒了他。盲艺人一听实情，羞得满脸通红，粮没收，家什一收拾，仓皇走了。

长大后，每每忆起这事，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暗想若没有“好心人”提醒，那份幸福岂不是能陪伴盲艺人一生！

如今，这种靠撂地求生的营生已遭到消亡之险。据统计，河洛大鼓艺人所剩不足二十人，而且多已歇业改行。

记得我最后一次听说书，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不知从何处漂来一鼓书艺人，在镇东街撂地。大鼓一敲，《罗成扫北》开场了。说书人说功了得，嘴巴一张，千军万马齐上阵，热闹半截街。可他说了好大一会儿，却只有我一个听众。说书人越说越没劲儿，他把大鼓猛地一敲，对我唱道：“我说闺女儿呀，你听得认真，可大爷我说的没劲儿呀！眼看天色不早，咱爷儿俩还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

见说书人撵我收场，我只得起身离去。回到家，我问母亲：“书说的那么好，你咋不去听哩？”此时，母亲正在看电视。听我一抱怨，她翻眼看看我，半晌才说道：“说的再好听，还能有电视上的好？”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鼓书艺人来镇上撂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