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骥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

试论《菤葹》中的女性形象

杨骥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

作为父权历史中的“空白之页”，女性在传统视野中是被塑造、被描摹的第二性与他者。“五四”时代，是中国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时代，作为文学研究会推出的唯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冯沅君凭借其小说中大胆、决绝的反叛精神在五四女作家群中独树一帜。本文拟以其最具代表性的小说集《菤葹》为例，结合时代语境分析小说中女性主人公“我”的“拯救者”与“牺牲者”双重定位。

《菤葹》；冯沅君；女性形象；女性主义

如若从性别视角考量整个中国文学史中的女性形象，历历在目的，将会是一幅赤裸而真实的男性欲望图景。作为父权历史中的“空白之页”，女性被阴茎之笔塑造成为女儿、妻子、母亲，弃妇、思妇、荡妇等男性期待中的女性“身份”。她们被剥夺了自由言说、自我言说的权利，沦为被塑造、被描摹的第二性与他者。

而作为孟悦、戴锦华眼中“绝无仅有的弑父时代”，“五四”，成为中国女性在文学中重获生命的历史节点。一方面，沐浴了欧西文风的逆子们猛烈攻击封建大厦，解构父权神话，在其笔下出现了诸如祥林嫂、子君等与传统审美、塑造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以冯沅君、冰心、凌叔华为代表的“五四”第一代女作家走上历史舞台，女性体验、女性意识首次进入女作家们的言说视野。

作为文学研究会推出的唯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也作为刘思谦眼中完全属于“五四”的女作家，冯沅君凭借其小说中大胆、决绝的反叛精神在五四女作家群中独树一帜。《菤葹》是其最重要也是最代表性的小说集。观该小说集中的两性形象，刘思谦称其中的男女主人公构成了一种两性共同体的关系：基于爱情，他们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结成了牢不可破的精神同盟。

然而，细读《菤葹》，笔者却在《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两性共同体之外，女性主人公“我”有别于男性主人公的“拯救者”与“牺牲者”双重特质。二者分别体现出作者“觉醒的女性”与“时代之女”的时代身份，折射出其或追求独立，或追求趋同的女性心理。

一、拯救者：勇敢的言说

毫无疑问，冯沅君的小说是关于女儿的小说。处于女儿这一尚“不自足”的人生阶段让女儿们迫切需要一个“弑父”的同盟者。于是在其笔下，一代逆女们走出家门，以对爱情使命的全身心追求以及对情人的无限信任彰显着鲜明的时代与个性特色。通览《菤葹》，《旅行》、《慈母》、《隔绝》、《隔绝之后》实质形成了女主人公“出走-归来-囚禁-殉情”的完整的故事序列。而通过对这一故事序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冯沅君笔下颇具“拯救者”色彩的女性形象。

在《隔绝》中，作者有这样一段描写：男主人公就自己约会时的孟浪向女主人公道歉，“假如你承认这种举动于你是失礼的地方，我只有自沉在这小河里；只要我们能永久这样，以后我听你的话，好好读书。”听罢此话，女主人公霎时心软了，“牺牲自己完成别人的情感，春草似的生遍了我的心田。我仿佛受了什么尊严的天命立刻就允许了你的要求。”

这段话实际交代了二人感情的发生。然而值得品味的是，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表白的答允并非基于其自身的感情的需求或两人两情相悦的自然结果，而是出于防止男性“自沉于小河”的生命保护以及前文所言“五四”两性同盟的需求与爱情使命的神圣驱使。此时的“他”在“她”眼中一如鲁迅《伤逝》中那个渴望爱情不得从而空虚寂寞的知识青年，只有“她”能让“他”走出混沌，重新获得活下去的勇气以及生命的意义。于此，冯沅君笔下女性对于男性爱情的答允实际上更多“成全”，“拯救”的意味。她们是背负爱情使命的时代逆女，应该也必须以自己为代价完成对作为同盟者的男性的拯救。

但是，将社会理想依附于个人爱情，将个人救赎依托于女性成全的涓生终究缺乏与整个封建势力对抗的勇气。面对强大的父权力量，“她”和“他”只能选择以旅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反抗与追求。于是在《旅行》中，我们看到“她”与“他”以旅行的方式发乎情止乎礼地在异地同居十余天，以两性共同体的姿态抵抗着无处不在的父权审判与窥视。然而，仔细推敲，我们却不难看出这一共同体中相似的“拯救”模式。面对爱情，“他”提出旅行的建议，却未曾想过带“她”远走高飞，亦未曾想过旅行这一反叛行为将会带给她的负面社会评价与强大的舆论压力。甚至于，旅行一词本身就暗含着“逃避”的意味，折射出“他”面对强大父权势力时的懦弱与妥协。而与之相对，“她”却体现出较“他”更为彻底与决绝的反叛姿态：面对传统父权社会里关乎女性生命的贞操名节，她仍然选择与他出走，即使这样的出走是“暂时的”，缺乏新的意识形态庇佑的，即使“她”归来之后将会面对“他”不会面对社会压力。可以说，是“她”的勇敢拯救了“他”原本怯懦不负责任的提议——从这个层面而言，冯沅君笔下的子君不但将涓生解救于寂寞之中，亦在叙事层面以自己的激越姿态粉饰了本该不堪一击的两性同盟神话。

同样，相似的两性姿态亦体现在旅行归来之后。《隔绝》中女主人公面对囚禁仍不忘情郎，她为了爱人忍辱偷生，甚至最终决定离开难以割舍的母亲和“他”一同出逃。然而，面对爱人的决绝，“他”却未能越过那道“很可以逾越”的矮墙。他依旧是那个缺乏性动力的，需要“被拯救”而非“拯救”他人的涓生——他的怯懦使“她”只能在《隔绝之后》选择殉情而死。一如《孔雀东南飞》的悲剧结局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掩盖了女性被塑造的事实，于此，她殉情的“悲壮”亦使读者忽视了“他”超越性的匮乏。她以死成就了两性精神同盟的固若金汤，避免了涓生陷入《伤逝》中自我辩白式的无尽忏悔之中。

由此可见，在冯沅君《菤葹》的爱情故事中，作为爱情另一方的男性始终处于“被拯救”甚至“被阉割”的雌化状态：面对爱情，他们缺少与传统父权制家庭正面对抗的勇气，只能选择逃离（《旅行》）；面对隔绝，他们不敢越过女主人公被囚禁的小屋外的矮墙，只能选择殉情而死（《隔绝之后》）……可以说，他们就像一个爱情中的性无能者，缺乏行动力与超越性特质，只会一味逃避、忧伤、流眼泪——他们渴求并必需着女性的救赎。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冯沅君笔下颇具“男人味”的女人们：答允示爱，拯救涓生式的男主人公于空虚寂寞之中（《旅行》）；答允旅行，掩盖男性懦弱于女性反叛姿态之下（《旅行》）；甚至毅然赴死，只为给爱人没来搭救的“隔绝”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隔绝之后》）。相较于面目模糊甚至面目可疑的男主人公，冯沅君塑造的女儿们明显更加鲜活具有行动力。她们以自己的勇敢拯救着他们的懦弱，加固着并不牢靠的两性爱情同盟。

“拯救者”式女性的出现，一方面是“五四”时代语境下，一代逆子对爱情动物式的新女性的文化要求，“书生落难，小姐搭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一传统两性模式的续写。然而，“觉醒的女性”的时代身份却让冯沅君在主流话语中完成了对“男-女”、“阳刚-阴柔”的传统两性二元化分的倒置与重构。她们渴望浮出历史地表，渴望实现由物到人的转变，于是男性成为了她们做“人”的唯一范本。而雌化的男性与雄化的女性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流露出了以冯沅君为代表的“五四”第一代逆女对做“人”的强烈渴望以及其潜藏于主流言说中的自我性别意识。

二、牺牲者：怯懦的追随

如果说作为“拯救者”形象的女性的出现，是冯沅君在传统两性思维内对“男性拯救女性”模式的大胆改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暗潮涌动的女性意识。那么“牺牲者”面目的并存则折射出时代话语下女性对自我性别意识与性别体验的压抑和阉割以及对主流话语的追随。

“五四”时代是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时代。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如此的“浮出”并非基于女性群体的自发觉醒，而是来源于叛逆的子的一代的积极倡导与赋予。面对父权大厦的高耸入云，逆子们将妇女问题作为攻击父辈的强有力的武器。女性由此登上历史舞台，也注定了其言说的“被规定”语境：她们被要求书写娜拉、歌颂爱情、对逆子抱有不曾怀疑的坚贞态度……她们只能通过言说逆子“需要”的爱情话语与爱情模式方能获得价值。

于是在前文，我们看到她们面对男性的示爱时牺牲情感的毅然答允（爱情的牺牲）；看到她们面对旅行提议时牺牲名节的毅然赴约（名节的牺牲）；看到她们面对隔绝之后时牺牲生命的保全爱人（生命的牺牲）……可以说，时代主流思想对女性的“需求”注定了冯沅君笔下的女儿们面对爱情同盟时必然的“牺牲”。

细探《菤葹》的爱情序列，我们还能看到作为时代逆女的“她”这样的牺牲：

首先，出路的牺牲。旅行作为一个暂时性的逃离，实质是男性为女性构造的“鲁滨逊式”幻想：逃离身边的宗族规范，隔绝身边的蜚短流长，两个人流于孤岛白手起家，“我，是我自己的”。这一提议在《旅行》中由男性首先提出而经女主人公确认，这使得女性在无形之中成为了男性这一社会理想的实验对象。而当实验结束或者实验失败，女性无法存活于本就不能与旧秩序抗衡的爱情乌托邦，亦不能以原有的步履存活于不容异端的旧的秩序。从这一意义上，女性成为了男性社会理想的牺牲品，因为无论是新秩序还是旧秩序，她都无路可走。

而这无路可走，本身亦是由男性所规定的。正如鲁迅所言或堕落，或回来的娜拉结局，男性的想象极限与思维定势扼杀了女性出走之后的第三条路，并辐射于女作家的书写之中。于是冯沅君笔下的女性一一回归，于是这些回归的女性一一把殉情当做真理。在某种程度上，殉情，是沅君笔下的“她”以自我摧毁的方式为女性找到的既不堕落求生，也不回归苟活的第三条出路。而这条出路仅仅指向死亡，指向自我牺牲。

其次，欲望的牺牲。正如前文所言，《隔绝》中的男女之爱，无关爱情，独独有关对男性的同情与安慰。与此同时，这种男女之爱也是放逐了情欲的无性之爱：男女主人公二人同居十余天，却从未越雷池一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对欲望的阉割并非是出自女主人公的本意，而是出自作为男性的“他”柳下惠神话的需求。“他”以对自己情欲的控制成就自我道德评价上的高尚，而如此高尚恰恰是以对女性情欲的否定为代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依旧掌控着性爱主动权，而“她”依旧是阴茎崇拜的匍匐者。

再次，母亲的牺牲。五四一代的女作家作为女儿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她们的不自立与不自足。母亲的遮蔽，是五四的女儿们填补自己不自立与不自足的方式之一。然而在《慈母》中我们看到，女儿的如愿以偿来是源于其母亲的自我牺牲。母爱的伟大让她甘愿为女儿牺牲自己的“父权”信仰，而此种牺牲与其思想的进步无关，只是一种母亲的本能的成全。然而，这种成全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作为男性的拯救者，女性的拯救却必须依靠另一位女性的牺牲才能完成，这是否说明女性的拯救在某种意义上实际就是一种牺牲？

总而言之，冯沅君笔下作为“牺牲者”的女性的出现，实际是作者向时代趋同，追随男性的女性心理使然。女儿阶段的不成熟、不自足让她们怯懦于向整个男性世界宣战。作为“时代之女”她们只能走出父门，与逆子结成爱情同盟，而后成为这一精神共同体与爱情神话的铸就者与牺牲品。

三、结语

现代女作家萧红曾这样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翅膀是残碎的，而身边的累赘却是沉重的。”作为“五四”第一代时代逆女，冯沅君必然逃不开主流男性话语的规定与侵袭。然而其初步觉醒的女性意识让她在主流话语之外保留了星星点点的边缘幻想：拯救者的女性定位，可以看做是新的男权话语对于逆女的新的文化塑造，亦可以看做是冯沅君“由物到人”的女性意识的无意流露以及对传统两性模式的有意消解。但必须注意的是如此的“拯救”是基于“牺牲”之上的。作为时代的女儿，冯沅君始终未能完全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她是女性的，终究更是时代的。

[1]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乔以钢.女性文学教程.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法]西蒙·德·波伏瓦.第二性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版.

[5][法]西蒙·德·波伏瓦.第二性Ⅱ.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版.

[6]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I206

A

1005-5312（2014）17-0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