臻熙

时下，广场舞风靡全国，公园、广场、小区空地等公共场所，到处都能看到跳得欢快的人群。但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讲，却是苦不堪言。目前，全国多个城市已开始对广场舞进行治理，很多市民建议尽快启动相关的措施，以还市民们一个宁静的生活空间。

温州居民装喇叭与广场舞对轰

地处闹市的松台广场是温州广场舞最热闹的地方，有大小20个团体以此为据点，涉及上千人。只要不下雨，从7时到21时都会聚集大量爱好者。松台广场后的松台山呈弧形，对音量有放大效果，广场上多个音响同时播放又会起叠加作用。

“近两年来跳舞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投诉过，也拉过横幅抗议，但效果不明显。2013年10月，我们业委会开会研究，打算‘以噪制噪，对广场上音量过高的舞蹈队定点播放更劲爆的音乐，让他们无法忍受、知难而退。”新国光大厦业委会成员项瑞平说。这个提议得到大部分业主支持，2014年1月，业委会购买了“远程有源定向强声扩声系统”，“我们查了法律条文，知道制造噪音会被处罚，最高罚500元——我们有507户，业主们提出‘每天捐1元与广场舞死磕，保卫家园，有不少业主主动捐款。”据介绍，“远程有源定向强声扩声系统”可以定向发射强声，把声音集中到一个方向远距离传播，在有效距离内保持足够的声压强度，主要应用于强声驱暴和地震、洪水等灾害发生时的指挥调度、信息传播。

3月30日下午，雨过天晴，春光明媚，温州鹿城区松台广场上又聚集起了数百人跳广场舞、唱卡拉OK。突然，空中传来一阵“嘀嘀嘀、嘀嘀嘀……”的警报声，警报结束后，响起字正腔圆的男声：“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循声望去，一街之隔的新国光大厦C幢四楼平台上叠着6个大喇叭，正对着广场，声音正是从这里发出来，循环播放。

当地久已有之的广场舞与周边居民矛盾以这样极端形式激化，甚至引起了浙江省主要领导的关注。据新华社报道，4月1日，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在一次会议上，对温州市鹿城区相关部门的不作为提出了批评。鹿城区委区政府对此事件进行深刻反思，迅速组织力量开展广场噪音问题整治工作，表示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

不堪其扰，居民扔啤酒瓶抗议

周先生家住宁波儿童公园对面的紫鹃社区，本来靠近公园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他来讲无疑是一场噩梦。

“每天晚上7点之后，儿童公园西门的广场上，有好几拨人在跳广场舞，多种不同的音乐交织在一起，一直要闹腾到10点左右才结束。每天早上6点多，还正在睡梦之中，广场舞又开始了，还有敲着腰鼓扭秧歌的，让人怎么都无法入睡。我们不知投诉了多少次，但是都没有结果。”周先生说。还有就是，他家里还有上中学的儿子，每天在这种音乐声中做作业实在是静不下心来。

卢阿姨是宁波江东朱雀新村广场舞的召集人，这几天，她们有点提心吊胆。因为有居民扬言，如果再在他们楼下的广场跳，就要给她们好看。而在前年夏天，她们正在跳舞时，从楼上扔下来一个啤酒瓶，当时就在跳舞的人群中炸开了，幸好没有伤到人，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

从宁波市智慧城管中心了解到，有关广场舞扰民的投诉一直居高不下，最多的时候，每天要接到数十个电话。居民投诉的地点除了公园、广场、绿地等公共场所外，小区的空地也是投诉的高发区。

居民区里的枪声

2013年8月，北京昌平区某小区发生一起枪击案，小区居民施某因无法忍受小区广场上响亮的伴舞音乐，拿出私藏的猎枪对天鸣枪，随后又放狗追咬跳舞的妇女。8月初，施某在北京昌平区法院受审。该小区一位居民近日表示，施某的行为的确过激，但小区居民被广场舞的噪音骚扰也是事实。“早上6点多音乐就响了，没法再睡觉。晚上8点，想安静地看会儿电视也被打扰，那种噪音尤其让老人和孩子感到不适。”此外，在高楼林立、人口密集的城市，小区空地是十分稀缺和宝贵的公共休闲场地，大妈们占领小区空地之后，其他居民连个安安静静散步的地方都没有了。

简单易学又健康 广场舞无处不在

刘雪梅一直对自己的身材不太满意，丰满的她向往别人苗条的身板。“瘦身搭配衣服就是好看”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平时由于工作忙，也没有太多时间进行锻炼，最近的一个晚上，在一位同事的邀请下，来到了社区附近的广场上，看到很多大妈级人物在扭动着腰身跳着广场舞。经不住同事的再三邀请，她也加入到了广场舞的队伍中。

“刚开始觉得自己没有舞蹈基础，怕跳得不好看，还有点别扭，现在心态放开，只为开心快乐，广场舞也比较简单、易学，跟着别人的姿态模仿就行了，也没有人在乎你跳得好看不好看。”刘雪梅爽朗地笑着说。现在她越来越离不开跳广场舞了，只要下班有时间，就会加入到广场舞队伍中。

对于广场舞，她的体会是：投入思想和情感，尝试着用身体去表达、去诉说，慢慢地进入状态，越跳越好，渐入佳境，就能感受到舞蹈带来的快乐，最终体味到“在飞舞的人流中，自己就像一条挥洒自如的鱼儿”的感觉。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刘雪梅“舞”掉了几斤赘肉，精神状态也比以往好，每天开开心心，精力充沛，广场舞彻底地融入到她的生活中。

刘雪梅的感受或许是广场舞深入人心的原因之一。晚上跳广场舞的除了中老年妇女外，很多年轻女性以及少数男性同胞也加入其中。

可以说有广场舞的地方，就有乐在其中的表演者，更有外围观看的“观众”，由此，一个小小的广场上，会集中部分流动小商贩，假日期间，更多了不少学生的身影。

广场舞具有很强的弹性和适应性。当一个大广场跳舞人员众多时，就会向周边空闲的场地蔓延。在深圳市西乡大道与宝安大道交汇的地方，是开盘不久的中粮鸿云楼盘，目前楼盘内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入住，在其正门口的花园广场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成为广场舞的集聚地。

这个场地还不能叫做广场，因为它只是新开楼盘商铺前的一片空地。由于紧邻公路旁的绿化带，此场地就显得格外宽阔，处在十字路口，便于集聚众多周边居民。由于是开放式的，每到晚上7点多钟，就有一位阿姨自带音响翩翩起舞，刚开始只有几位阿姨在附和着，不多一会儿，过路的行人越聚越多，纷纷加入到这场临时的广场舞蹈当中，来去自由，成为这支广场舞不成文的endprint

约定。

“免费的，不用交钱，想跳跟着跳就行了。”张阿姨跳得气喘吁吁地介绍。在晚上八九点钟，这个临时广场最具人气，除了跳舞的四五十人之外，周边休闲聊天的也有几十人，各种临时小摊贩也不约而同地到来，就地做起生意来，热闹非凡。可以说这种人气的集聚，是由张阿姨的这支舞蹈团队带起的。当晚上10点多钟跳舞人员都陆续回家休息时，这个热闹的场面才开始逐渐平静下来。

如果以中粮鸿云楼盘为中心，划一个步行10分钟的圆形区域，就会发现，这个区域内存在着四五个广场舞的地方，比如在金港城的苏宁电器门口有一支，滨海湾中心区的人人乐广场有几支，圣淘沙附近的天虹商场前也存在，107国道一侧的西乡街道大众广场也同样存在。

这还只是西乡街道的小部分片区，放眼整个宝安区，这个外来人口集聚的地方，可以说只要有广场存在的地方，几乎都有跳广场舞的。有人询问政府相关部门，是否对广场舞这类群众性文化团体进行过统计，得到的答复是“多是自发形成的，大小规模也不一，场所也不固定，难以统计”。

遍地开花，无处不在，是广场舞的基本事实。

广场舞大妈们的委屈

泼粪、枪击、放狗咬……是谁惹怒了做出此类极端行为的市民？不是犯罪分子，而是跳广场舞的中国大妈们。近半年来，有关广场舞扰民的新闻高频率地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之上。在不堪噪音骚扰的市民眼里，这些抢占了小区空地和街边广场的大妈，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人的正常生活，但大妈们也非常委屈，“我们并不想骚扰他人，我们只是追求健康和身心愉悦的生活，这难道也有错？”

上述这句话是57岁的杨秀芬在听说记者要了解广场舞扰民问题后脱口而出的，她的同伴也在一旁附和。两年前，刚刚退休的杨秀芬曾因无法适应突然安静下来的生活而精神抑郁。一天晚上，她散步偶然经过北京东四环边的红领巾公园时，被一群跳舞的同龄妇女所吸引，“我以前挺不理解的，她们当着这么多人跳舞多难为情啊！”杨秀芬回忆，“也许是自己当时抑郁的心理特别需要一个慰藉的渠道，当我看到她们坦然大方的舞姿，听到领舞的老师高亢响亮的口号和音响播放的动感民族音乐时，我突然有了想加入进去的冲动。”于是，杨秀芬扭扭捏捏地藏在队尾跟着众人扭起了身子，“既难为情，又想学，当时那种矛盾心情现在想起来都好笑。”让杨秀芬很快克服心理障碍的是，几位大姐看到她后热情地招呼她站得更近一些。“就这样，原本陌生的人很快不再陌生。当你沉浸在音乐和舞蹈中时，根本就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了。”

此后，每天早晚，杨秀芬都会与跳广场舞的20多个老伙伴一起行动，“这成了我每天最重要的活动。”杨秀芬表示，“每次跳大约一到两个小时，坚持了近两年时间，血糖和血脂都下来了。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面貌大大改变了，我现在一点点抑郁都没有了，我们这些老姐妹在一起总结出的一句话是，‘活着好，好好活，每个人都挺精神焕发的。”

杨秀芬与伙伴们居住在以红领巾公园为中心的方圆5千米范围内，“在北京这么大的城市，5千米不算远，但就算不远也没有在自己的小区里跳得方便。”杨秀芬的家离红领巾公园大约2千米，“每次步行30分钟左右，到冬天时寒风凛冽，走这段路确实很受罪。”

杨秀芬曾想过在自己的小区找几个同伴跳舞，但小区里稍微大一点的空地已经全部变成停车场，如果占用小一点的空地跳舞，只能容纳不到10个人，而且，还妨碍小区居民通行。杨秀芬听说有几个同伴在小区跳舞，没几天就遭到其他居民的投诉和斥责，最终还是放

弃了。

但也有坚持在小区跳广场舞的大妈，媒体报道的针对跳舞大妈的极端事件也大多发生在居民小区里。

广场舞扰民，应以民事侵权追责

广场舞只要侵害周边居民休息权，他们即可起诉寻求法律帮助。而司法部门也该依法溯责，而不能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待之。日前，温州高音炮“还击”广场舞事件引发广泛关注。高音炮“还击”广场舞，本质上仍是丛林法则式对抗。在这类群际冲突爆发之际，当地政府部门及时采取技术性手段化解权益冲突，是必要的。实质上，广场舞动辄引发泼粪、放藏獒、鸣枪等极端对抗的情况下，不少地方都采取了对症治理方案。但也要看到，很多事后性行政治理带有一定的应急意味，与构建成熟的社会管理体系有距离。要规避广场舞扰民，说到底，还须置于法律视角下去求解。

其实，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已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它不问侵权人实施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只要侵害了他人民事权益，就应承担法律责任。在侵害主体上，扰民广场舞者存在构成共同侵权的可能性。即使有广场舞者是路过利用“打酱油”闲暇跳上一支，也并非有效的免责事由。因此，无论扰民广场舞的场所是公园，还是私家庭院，只要周边居民休息权受侵害，即可起诉寻求法律

帮助。

广场舞扰民，本质上，也是在制造噪音污染。依据我国《城市区域环境噪音标准》规定，以居住为主的区域，白天不能超过55分贝，夜间不能超过45分贝，而社会生活噪音的管辖、查处主体是公安机关。若广场舞分贝超出这标准，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八条，有关部门完全可予以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而受害居民也可依照《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中第六十一条规定，要求加害人排除危害；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所以说，应对广场舞扰民，无论是民众还是有关部门，都应更多地采取法律手段，当然，这也需要权利救济法律程序更趋简便，包括生效裁判的执行，以将广场舞管束纳入到法治框架下，也让法律真正成为裁断纠纷的基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