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延丁

人们知道孙恒，更多是通过他的歌，作为闻名全国的打工歌手和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团长。孙恒挎着他的吉他，用那双劳动者的手拨动琴弦，踏着著名的《打工打工最光荣》的节奏向我们走来，歌词质朴，旋律简单，目光诚挚，脚步踏实。

寻找“自己”

安阳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后，孙恒在开封的一个学校做音乐老师，工作清闲，收入稳定，有个受人羡慕的“铁饭碗”。但对他来说，那段工作经历却是一段痛苦不堪的日子。

孙恒带着年轻人的朝气和梦想进入社会，觉得生活应该既有意义又有快乐。他想让学生们跟自己一起分享唱歌的快乐，把吉他带到了课堂上，立即有人说他是不务正业：为什么不按教学大纲教课？平常同事谈的都是职称、工资，怎么样挣钱，怎么样买房子装修，以及找个什么样的对象成家……孙恒对这些全无感觉，他想换个话题，谈谈未来，谈谈理想，不料大家全都报以诧异的眼神，好像从他嘴里发出来的不是人人都能听懂的普通话，而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声音。

孙恒曾经想到过离开，但在父母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他又改变了主意：是啊，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工作？这样的日子别人都能过，为什么我就不能过呢？但那毕竟是一种不属于自己的生活，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听自己不想听的话；到了上课时间夹着教案把自己并不喜欢的东西塞给学生；想说说自己心里的话，又找不到愿意听的人。

一想到自己的一生都要如此度过，二十出头的孙恒感到绝望，他大段大段地写日记，希望把内心积郁的东西发泄出来。但这无济于事，他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觉得自己已经裂成了两半，白天是在作为别人活着，到了晚上，只有在无尽的痛苦和追问里才能找回自己，他怕在这样的生活里浸泡久了，有一天自己也会完全变成别人。

孙恒不相信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在一个个辗转反侧的夜里，他感到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条这样的生活道路！一定有一种适合我的生活！一定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尽管还不知道这条路到底在什么地方，这生活到底怎样，这些朋友到底在哪里，但孙恒坚信，这一切都是存在的，需要自己去寻找，或者说，需要自己去创造。

1998年10月，孙恒辞职了，离开故乡，离开被他此举伤透了心的家人，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背着心爱的吉他，孙恒带着艺术青年的梦在北京开始了自己的寻找。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活下去。孙恒原以为，自己年轻力壮，从小干农活，也是苦出身，靠一双手养活自己没有问题。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月薪300元的搬运工，但他没能干满一个月就离开了，那活实在太苦太累了。此后孙恒干过推销员、送水工，这些活也没好到哪里去。那是一段没有歌声、甚至经常没有饭吃的日子，他在清华北门租了一间小屋，没钱吃饭的时候就到清华的食堂里喝免费的面汤。天很快冷了下来，走在落叶飘飞的校园里，面汤所能提供的热量实在太有限了，孙恒在寒风中竖起了自己的衣领：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最初离家的时候，孙恒曾经觉得小地方封闭落后因循守旧的生活不属于自己，期望能够在北京找到自己物质梦想的实现和精神期待的归属。但是，来到北京以后，曾经的经历再一次上演，白天为了生存疲于奔命，夜晚在无尽的追问里辗转反侧。即使有朝一日不必以出卖体力为生，挤进了那个收入更丰厚、衣着更整洁、谈吐更文雅的圈子又能怎样？孙恒试着想象那样的生活，那样的话自己应该努力挣很多钱，买一所好房子，找一个衣着时尚、妆容精致的对象，然后结婚、成家。想象的结果让他哭笑不得：这明明是把开封的生活放大后又搬到了北京。

孙恒在酒吧里唱过歌，根据客人指定的曲目用别人吐气和发声的方法尽量把歌唱出歌星的味道。孙恒一点也不喜欢那些歌里失落的情调和暧昧的情感，就像不喜欢酒吧的氛围一样。台下那些富足优雅的男男女女在明灭不定的灯里忽远忽近，他问自己：用这种方式唱歌，或者做在这里听歌的人，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他也曾经做过一段流浪歌手，用大半年时间走了十几个省市，一路走一路唱，像所有的流浪歌手一样，在地铁、街头、高校卖唱，做着出盒带、出唱片、开演唱会的梦。他将自己写的歌录了一些磁带，取名《梯子》，这些歌会成为通往成功的梯子吗？这将通往一种怎样的人生？

找到“我们”

那时候的孙恒留着长发，瘦削忧郁，典型的流浪歌手的装扮，为了生计常常要打短工糊口，与操着各地方言的打工仔挤在一起，度过一个个寒冷或者闷热的夜晚。尽管在不同的城市里，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外地人”“农民工”，但孙恒觉得，自己与身边这些人是不一样的，自己是自己，他们是“他们”。只是，当孙恒盘点自己流浪的收获时，他吃惊地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感动了自己、给了自己温暖和信任的人，居然会是“他们”。

孙恒在每一个城市都发现了太多的异乡人，他们像自己一样，离开了生养自己的故乡，带着梦想，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城市里做着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虽然城市不属于他们甚至也不接纳他们，但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了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人，用这种方式生活呢？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流浪，孙恒带着一路写下的新歌和太多的问题又回到了北京，一边打工卖唱，一边出入于大学区的各种讲座，希望能够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1999年底，在北师大的一次讲座中，打工子弟学校“明圆学校”校长张歌真讲了他的办学经历。那次讲座深深触动了孙恒，他第一次知道在北京有那么多打工子弟。由于没有北京户口，他们上不起北京的学校，只好自己办学校，因为经济拮据、条件所限，许多学校没有音体美课。孙恒当时就对张校长说，自己曾经当过音乐老师，可以义务给孩子们上音乐课。第二天，孙恒开始到明圆学校上课，从那时起，他开始到许多打工子弟学校上音乐课，从志愿者逐渐成为职业教师。

在教学中，孙恒发现孩子们没有自己的歌，唱的都是港台爱情歌曲，于是他开始为孩子们写歌，“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就像兄弟和姐妹一样/那红色的旗帜在心中飘扬/我们在这里成长”（《打工子弟之歌》）。孙恒的旋律像他的歌词一样简单质朴，唱起来不需要太多技巧，能够和孩子们一起放开了声音唱自己的歌，和孩子们一起在明媚的阳光下绽放笑容，他觉得幸福。endprint

在做打工学校老师的日子里，孙恒通过家访，结识了大量的打工者，交了许多朋友，写了许多有关的歌——“我们”的歌。孙恒已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蜕变，发现自己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艺术家，其实就是打工者的一员，是“我们”。这个发现让孙恒找到了归属感，找回了迷失的自己，觉得很踏实。

“我们”，基本上都是最优秀的农民，年轻、健壮，有文化、有勇气，为了生活得更好，带着自己的梦想来到城市，建起了高楼大厦，忙碌在流水线上，承担了城市里最脏最累的活。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我们”的贡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洒满了“我们”的汗水。可是，“我们”，却被很多城里人当成了头脑简单的工具，甚至当成了城市的不安定因素；“我们”住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外来民工聚居区，被当成了“脏、乱、差”的代名词；“我们”有时连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都不能保证……

在一般人看来，民工的娱乐无非是在小酒馆里喝一点劣质的酒，聚在马路边上打打扑克或者是台球。但孙恒发现，劳累了一天之后，常会有成群的民工聚在街头的报栏前，即使身上只剩最后的五毛钱，也会有人买一张报纸，在工棚里传看。在工棚里孙恒发现了一些翻卷了边的书，一问才知道，是从大学的垃圾箱里捡来的。孙恒已经在这个群体发现了温暖、友情、责任和勇气，也发现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期待和追求。

且歌且行

后来，通过参加讲座孙恒还结识了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和李昌平，这带给他很多宏观的思考，让他开始认识到什么是“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让他开始思考打工者在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面临的问题。

2001年冬天，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朋友，校内有一个建筑工地，正逢大学生募集了一些衣服要去慰问工地上的民工，就和大家一起来到了工棚。正值滴水成冰的隆冬，几十个工人挤在没有火炉的工棚里，寒风穿过破碎的玻璃打在人的脸上，但工友们都很高兴，因为孙恒在给他们唱歌，因为他们在和孙恒一起唱歌。大家把孙恒拥到了大通铺上，他发现很多人连褥子都没有，孙恒就站在床板上唱，唱《打工打工最光荣》，唱《彪哥》，唱《团结一心讨工钱》。大家拼命地拍手，开心地笑，告诉孙恒自己离家几年从来没有这么开心地笑过，这是最快乐的一天。告别的时候，他们拉住孙恒的手，抱着他，甚至流下了眼泪。

那次经历深深地触动了孙恒，他要把同样的快乐带给更多的工友。孙恒找到了几位同样喜欢唱歌的朋友，也都是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是人们常说的“蓝领工人”，在结束了一天的劳动之后，一起去工地义务演出。他们的设备极其简单，最初只有两把吉他，把两个家庭卡拉OK的麦克风绑在钢筋上，再接两个普通音箱，有时候唱着唱着麦克风就没声音了，观众的情绪却依然高涨，他们涨红了脸大声地叫好，和演员一起放开了声音歌唱，长久压抑的情绪得到了释放，短短的演出让大家欢欣鼓舞。

孙恒决定把这样的演出继续下去，成立一个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文艺团体。那可能是孙恒离家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要到处找人借钱，为尚在想象之中的艺术团找舞蹈演员、歌唱演员、相声演员，还要找鼓手、键盘手，什么都需要，他们却什么都没有。但那段时间里，孙恒一直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让他感到幸福的还有，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许多朋友。真的像他想象的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样热爱音乐、热爱艺术，像自己一样，认为在这个世界应该有一种东西比钱更重要，那就是理想。大家凑钱租场地，挤时间排练，一起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这个群体演出，不计报酬，不计付出。2002年5月1日，他们特意选在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搞了一个仪式，宣布成立了打工者自己的文艺团体：“打工青年艺术团”。

随后，这个团体又发展为“工友之家”，定位是“打工者的精神文化家园”。 “工友之家”创办不久就成立了自己的学校筹建处，他们有一个设想：城市孩子可以考大学、出国、做金领白领，他们这个群体的孩子，最起码要掌握一份打工的技术，初中毕业之后再有一两年职业培训，最终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技术工人。经过三年筹备，“同心实验学校”于2005年8月在金盏乡皮村建成招生。面对包括幼儿园在内的10个班362名学生，15位老师不仅要教给他们基础知识和实用的谋生技能，同时还有意安排了一些活动和课程，培养孩子们对城市的认同感，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些在太多的不平等中长大的孩子不至于带着对城市的敌意走向社会。

对孙恒和15位年轻的老师来说，这样的尝试是艰难的，正如孙恒所说：“做的越多，发现的问题越多，遇到的困难越多。”尽管如此，走在这样一条路上，孙恒和他的同伴就像穿上了童话中的红舞鞋，已经停不下来了，而且，他们根本就不想停下来。孙恒和几位同样年轻的朋友已经非常明确地把这当成了自己一生的事业，希望能在未来的十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围绕打工者的实际需要，从文化教育到消费到生产，探索出一个完整的服务体系，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一个目标太大、太理想化了，难以实现。但是，他们却认为：“既然已经找到了这样的方向，为什么不全力以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