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先



埃及：内外交困，重建路险

李绍先

未来，埃及发展将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前景：即建立所谓的新威权模式或者陷入街头政治和政局动荡的恶性循环。

1月14日、15日是埃及新宪法公投日。1月18日，新宪法以98.1%的高支持率获得通过。1月26日，临时政府总统曼苏尔宣布修改政治路线图，在议会选举前先进行总统选举，从而使军方领导人塞西脱下军装出任总统的时间大大提前。表面看来，埃及政治进程正在按军政当局的意愿稳步推进，但实际上该国面临深刻的危机，政治前景并不乐观。

2011年埃及发生推翻穆巴拉克的“1·25革命”后，3年来的政治过渡经历了3个阶段：2011年“1·25革命”后全民一致的转型阶段，当时群情激昂、万众一心，认为国家一切都会好起来，民众对暂时接管了政权的军方任何涉嫌“揽权”的举动统统给予痛击；2012年6月30日后穆兄会穆尔西主政的社会分裂阶段，世俗力量对宗教势力大扩展充满戒惧，特别是当年11月穆尔西强行修宪并推动新宪法公投，终致社会严重分裂并在半年后发展为推翻穆尔西的“6·30革命”；2013年7月3日后军方主导的推进政治路线图阶段，在军方的强力控局下，虽然重新修改了宪法并通过了公投，但社会持续紧张，流血冲突不断，经济形势低迷，对外关系面临僵局。

未来，埃及发展将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前景：即建立所谓的新威权模式或者陷入街头政治和政局动荡的恶性循环。如果埃及军政当局的政治算盘能够如愿，国家局势就有望走上一条重建秩序之路，军方领导人塞西可能成为国家新的威权人物。但是，局势的发展好像更有可能走向另外一种前景。2013年10月底笔者在开罗访问期间，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的经济专家易卜拉欣表示，由于政局动荡、人民不切实际的高期待和几乎原封不动地沿用旧体制，埃及“1·25革命”以来的3年经济没有任何发展。埃及国债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已接近2700亿美元（其中内债2230亿美元、外债400多亿美元），几乎与当年GDP相当；埃及在国际上的信誉一降再降，使得续借外债利率越来越高，国家财政1/4要用于支付债务利息；外汇储备早已降到“红线”150亿美元以下，通货膨胀率超过15%，失业率超出30%。

实际上，埃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离不开外国投资和旅游业。根据2013年10月底笔者在埃及的观察，西方资本在“1·25革命”前后已基本撤离，美欧官方对埃援助也处于暂停状态，而目前埃及旅游业几乎停摆，全国59家五星级酒店关张，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门可罗雀，仅南部卢克索勉强还维持相当于正常时期20%的外国游客。埃及外长法赫米亲口对我说，“国家现在处于最困难时期”，实可谓内外交困。

实际上，本人一直认为，埃及的未来取决于军政当局与被从权力高峰赶下台的穆兄会间的互动。如果军政当局能够给予受到沉重打击的穆兄会至少与其力量和影响相称的政治空间（一般估计穆兄会的支持者至少为总人口的1/4，主要集中在中下层民众中，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地区），而穆兄会也能转而与社会各力量寻求类似“1·25革命”初期时之共识，那将是埃及国家和人民之福。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军政当局一味无情打压事实上已处于地下的穆兄会（在开罗我能明显感觉到埃及精英层有一股强烈的要彻底消灭穆兄会的情绪），而穆兄会也不屈不挠坚持所谓“反政变的和平抗争”，结果导致国家陷入政治僵局，社会和解无望。

目前，随着新宪法公投后军方主导的“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威权体制”日渐成型，“6·30革命”中支持推翻穆尔西的世俗力量加快重新分化组合，对军方的不满和批评不断蔓延。鉴于埃及社会贫困化率极高（“1·25革命”前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人口占40%，2013年“6·30革命”前已接近60%），可以预期，如果国家经济形势长时间没有改观，类似于“6·30”的第三次革命可能还会在解放广场上演，因为经历了两次所谓革命的埃及民众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1月15日，埃及新宪法公投期间，首都开罗，一名投票站工作人员展示手掌上用红色墨水写的“埃及”。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