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斌

2014年中国经济的开局不顺，前两月经济数据明显差于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6%， 是2009年5月以来的新低。数据反映经济下行是全方位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同时出现减速的现象。

如何应对当前的经济下滑，是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要抉择，也是检验改革决心的一块试金石。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和防范底部风险。

保持定力，首先要找到目前经济下滑的原因。前两月经济数据表现不佳，一部分与春节效应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结构型改革带来的短期阵痛。

改革阵痛反映政府希冀去除经济增长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例如政府过多的管束，但是，新机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政府要在真正推动和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建立有效的官员考核激励机制，并不能一蹴而就。对于市场微观主体而言，如何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防范重复以往“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也是一个难题，这一过程可能出现反复或造成经济的波动。

改革阵痛也是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的效果。虽然官方语言今年仍然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上两者均较去年相对偏紧。财政政策方面，虽然中央财政赤字规模较去年略有增加，但是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是今年工作的重点，这意味着今年新增地方债会有明显放缓。今年土地出让金很可能在去年历史高位的基础上下降，今年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将会减弱。货币政策方面，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信贷增速持续下滑，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整体上升，是目前经济放缓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些改革带来的阵痛，对于实现中长期可持续增长是有益的，也是必须的。因此，最需要警惕的是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失去定力，又回到以传统的财政和货币刺激的手段去换取短期经济增长。这不仅会使得三中全会上形成的改革共识出现“走一步退两步”的局面，而且会造成经济中各种结构性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在保持定力的同时，中国要注意防范底部风险，采取稳增长措施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局面。那么，政策方面应该做哪些相应的调整？

首先，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我们认为不应该出台新的刺激政策，但是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去提高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比如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打击“三公”消费和控制行政支出，用以支持优先领域（基础设施、保障房、民生、环保、科研教育、结构性减税等）。另一方面可以纠正以往财政支出前低后高的问题，在优先领域及时拨付预算资金。

货币政策方面，尽管信贷增速下滑，但是它仍然明显高出名义GDP增速，加杠杆的过程仍然在持续。在这种情况下，信贷宽松无疑是饮鸩止渴。要达到稳增长的目的，更有效的手段是“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在信贷结构调整和提高信贷使用效率上做文章。

金融机构应加速对不良贷款的认定和注销，清除低效贷款存量，为新的有效信贷提供空间。监管政策要加强对监管套利或资金套利行为的打击，压缩社会融资规模总额中空转或重复计算的部分。与之相关的是强化金融市场纪律，完善信贷评估体系和风险管理机制，真正做到在风险收益权衡基础之上的信贷合理分配。

其次，要通过坚持市场化改革发掘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这意味着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研究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同时开放民间资本投资。在当前稳增长措施中，基础设施、保障房、民生等领域本身仍有很大的潜能，但是如果仅仅依靠公共投资，地方财政压力将会过大。

如果能吸引民间资本投资进入这些领域，将有利于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调结构两者目标兼顾。而这些改革又涉及国企改革（如混合所有制模式的探索）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只有在公开公平的竞争基础之上，让民间资本参与经营和管理，并引入市场定价机制，才能真正吸引民间资本参与这些领域。

最后，要关注金融市场信贷和债务过快增长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在治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要防止纠偏过度诱发系统性风险。比如在房地产市场，应该看到市场基本面可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以前整体供应不足到目前可能供略大于求，而且区域之间的分化更加明显。因此，可以允许地方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对楼市调控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作者为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