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宜庸

中国电影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期，同时也进入问题凸显期。

你愿意掏钱去看一部烂片吗？这个本不会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当下，成为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2012年《人再途之泰》上映时，尽管夹杂着被质疑为“烂片”的声音，但票房超过 12亿的豪气却让部分的质疑显得有些犹豫。紧接下来的《 101次求婚》《富春山居图》《不二神探》《私人订制》《小时代》系列等影片，却是吐槽声一片，让人感慨“没有最烂，只有更烂”，“有票房无品位”。

何为烂片？是演员差吗？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演员的知名度低，二是演员的演技一般。纵观上述影片，不乏明星、影帝，当然也有部分明星矫揉造作的演技不敢恭维，这与表演稚嫩是两回事。是投资少吗？《人再 途之泰》《不二神探》是中等投资，《富春山居图》据说超过 1亿元，投资不算少。这些影片在制作上都尽量讲究，《小时代》的场景甚至被批奢华。是剧本差吗？的确，观众批评予头指向的绝大多数是剧本——剧情拼凑虚假，人物苍白无力，特别是《小时代》。因此，好片和烂片的最大区别不在投资成本的高低或演员阵容的强弱，而在于需不需要观众动用心智。烂片的最鲜明标志，是剧情过于单薄或故事逻辑混乱，经不起推敲。以此标准来评判《人再 途之泰》，虽然它无法提供观众更多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但是它具备起码的娱乐价值，类型化的故事让人能看得下去，也能笑得出来，归之于烂片队列冤枉了。

为什么会有烂片？是电影创作者有意拍摄吗？对于创作者来说，没有人故意去炮制一部烂片。所谓烂片也有它或多或少的优点，况且投资者都希望有商业回报。因此，对电影创作者来说，烂片的产出，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轻视编剧。以为有大牌明星或者导演加盟就是票房的保障，花最少的成本、精力在剧本打磨上。著名编剧芦苇曾经为电影《白鹿原》写过剧本，“我是 2003年正式开始工作的，到了 2007年总共是七易其稿，期间走笔不停地一直在写它。 ”[1]然而，他精心创作的剧本却被弃之不用。姑且不论芦苇的剧本对原小说改编得是否成功，导演王全安亲自动手编剧，最终呈现的电影版本，是把具有史诗格局的小说《白鹿原》拍成一个女人与多个男人情欲关系的“田小娥传”。格局变小的原因，是因为原小说是一个戏核对应多个主题，但王全安把它改成了多个戏核、多个主题。戏核与主题不必都是集中的、凝聚的，但必有其一是集中的、凝聚的，要有一者能够把全剧凝结起来。如果两者都不集中、不凝聚，多个戏核，同时又多个主题，这个时候故事可能就会散。

“一个导演可以拿到一部伟大的电影剧本拍摄成为一部伟大的影片；他也可能拿到一部伟大的电影剧本而拍摄成为一部糟糕的影片；但是他绝不可能拿到一部糟糕的电影剧本而拍摄成为一部伟大的影片。 ”[2]当中国电影进入市场竞争时，首先进入竞争状态的就是电影剧本，但是在当前以导演为中心的电影创作体制下，编剧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报刊媒体、影院海报、后期出版的各种音像制品等，都忽略和有意抹掉编剧署名。观众往往知道电影的导演、演员，却不知道其编剧。振兴中国电影，牵涉的环节很多，编剧与导演若能各司其职，并顺畅沟通，中国电影的质量将大有提升。

第二，轻视观众。一旦一部影片热卖，马上就有一大批的跟风之作，还美其名曰“投观众所好”，中国的电影观众似乎前所未有地受到重视。然而“成也观众，败也观众”，观众的趣味或者说市场趋势是无法预测的，上一部打“青春怀旧”版的影片可能大卖，下一部依样画葫芦的影片可能颗粒无收。《失恋 33天》与《分手合约》在评价上的“冰火两重天”就是明证。同样标榜为“治愈系”浪漫爱情电影，女主演都是白百何，前者在用心地给观众讲一个接地气的故事，特别是台词讨巧；后者却误将“矫情”当“清新”，故事俗套、煽情过火，沦为一枚廉价的催泪弹。

这种对观众的轻视，不仅表现在草草炮制严重雷同的电影，以各种营销手段诱骗观众进影院，而且表现为创作者态度的不真诚。《私人订制》最被人所诟病的，是电影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被人以自我“恶心 ”方式“成全”的观众，难道会由衷地感受到观影的快乐？当然，观众也是千差万别的，但至少真诚称赞过《集结号》的这一部分观众，会产生被忽悠的愕然、被贬低的愤怒。就像我们无法相信，《无极》与《霸王别姬》的导演是同一个人，我们同样无法相信，曾经被认为“最接地气的导演”，竟然企图以这么漫不经心的作品来糊弄观众，并以讨好观众来为自己的创作疲乏找借口——没有料到的是，如此的卖力讨好，观众却不买账。可见，观众是不需要讨好的，更不需要被如此讨好，一部作品只有先打动创作者，才可能打动观众，只有创作者自己满意，才可能让观众满意。

第三，轻视电影。从短片到长片，从单镜头到多镜头剪辑，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电影在视听手段日益完善的同时，其叙事与表意功能也逐渐丰富，进而从简单记录日常生活片段的杂耍发展成为一门艺术。在一般观众的认知中，电影就是指剧情片，要有故事，这是电影的狭义概念。然而 2013年春节档期，一部被称为“真人秀电影”的《爸爸去哪儿》的上映，却混淆了观众原有的认知。因为同名电视节目的火爆，就趁热打铁推出影院版，以5天左右的拍摄时间、 30天左右的制作时长、 3千万的制作成本创造了近 7亿的票房奇迹，这一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说是电影，勉为其难，《爸爸去哪儿》的公映许可证是“电审纪字 [2013]第015号”，换言之，它是以“纪录片”的资格通过国家广电总局审查的，因此还是称其为“电视节目的影院版”更为贴切。“纪录片”当然也是电影的一个类别，但是影院版的《爸爸去哪儿》能称为纪录片吗？真人真事真实环境，看似符合纪录片的要素，却粗暴地践踏纪录片所应当有的创作底线：事件不能被设计。

当然，仅凭一部《爸爸去哪儿》不会毁掉中国电影，观众的争相热捧，至少说明国内的电影市场太缺乏能够让一家人共同观看的“亲子电影”，也可能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中电视与电影如何“无缝对接”的经典案例。但是将一个没有故事、仅仅提升了拍摄手段的、加长版的电视节目搬上银幕，不仅降低了电影的艺术门槛，更是粗暴地将电影打回“起点”。这既会打击电影人的积极性，也会吸引非电影人跃跃欲试，以为随便弄个“四不像”的东西进影院就能躺着赚钱，结果就是破坏国内电影的生态环境。

既然是烂片，为什么有高票房？电影是一种非常容易受口碑影响的产品，电影的口碑直接影响观众的消费态度和行为，观众看了好的电影之后会感到满足和愉悦，继而会产生向他人传递感受的冲动，这就是对电影的褒扬。如果观众感受到电影的质量低于自己的期望，他们会感到不满，既而产生抱怨，并把这种感受传递给他人。我们习惯性地以为，口碑好的影片票房才会高，口碑差的影片票房必然低，然而，在电影不再神圣的当下，电影对于大众的吸引，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影片本身的内涵，而

是其可能带来的各种附加意义。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观众为什么去看电影？为艺术熏陶，为情感宣泄，为观看明星，为寻找话题，为满足好奇？理由千奇百怪，不一一列出。如果我们允许看电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由，那么，我们就应当接受观众仅仅为了满足“烂片究竟烂到何种程度”的好奇而掏钱进影院的行为。并且，当这些电影已经被炒作成社会热点话题时，能够参与其中，何尝不为一种乐趣？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并非由电影人创作支撑起来，而是被中国观众支撑起来的，当中国观众的娱乐需求空前高涨时，烂片依然会有高票房不足为奇。

其实，观众是一个模糊的集合体，趣味大相径庭，某些口碑差的影片的高票房，也仅仅体现在首轮放映的票房，之后不会再有更多的观众被忽悠进影院。观众也是一个个变化成长的个体，每一个观众在不同年龄层，关注的话题是不一样的，电影《小时代》以 90后女生为主要受众群，难道这些观众会一直追捧此类浮夸的影片？“现在喜欢郭敬明的孩子们迟早会长大的，当他们长大后就会对曾经喜欢过他而羞于启齿”，[2]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

应当反思的是某些电影以及媒体从业者对待“烂片”的态度。创作态度认真，结果却是烂片，有情可原。曾被揶揄为“烂片之王”的黄秋生，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他那“若有若无的表演方法，就是从大量的烂片演出中得来的。 ”[4]梁朝伟、刘德华、刘青云、方中信、张家辉等，哪一位不是借助烂片这块磨刀石，淬炼成演技派？演员如此，导演也是如此。陈凯歌、张艺谋、何平、冯小刚等大导演都有可能拍出烂片，甚至连世界级电影导演大师黑泽明在晚年也拍过《梦》这样有失水准的作品，徐峥、赵薇首执导筒，怎能苛求初次出手，就是精品佳作？对待这一类的影片，需要包容，要允许年轻的电影创作者试错。每年取得拍摄证、公映证的影片，比这些进入公众视野的影片，若仅仅以艺术水准来考量，不一定就完全更高。因此，要允许在观众雪亮眼睛的监督下，让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在烂片中成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承认， “只有有了由大量在某些方面值得推荐的 ‘烂片和平庸之作组成的基础宽广的高大金字塔，塔尖上才会出现越来越多真正的精品。 ”[5]

但是，当“烂”成为高调宣传手段，这种票房唯尊的做法，才是应当坚决抵制。娱乐大众应当有底线，讨好观众不能成为借口，否则，会导致观众对国产电影的彻底失望，不利于国产电影市场的良态循环。至于媒体，唯恐天下不乱，以“烂”作为炒作的热点话题，这种推波助澜的做法，也应当充分警惕。如果无法正面引导观众，也不要花笔墨、费口水去批判，不如无视，无视才不会中圈套，不会提高关注度，不会拉高票房。票房仅仅体现了一部电影的商业价值，不能成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中国电影人自己没有坚守的话，当观众看腻了烂片，想看一些真正的电影时，电影人该如何应对？如果到了那时，没有一部电影是具有文化价值的电影，那不仅是中国电影人的悲哀，也是观众的悲哀。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烂片，让中国电影有个良性的发展？“电影局的审查一般是政治审查，只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没有政治问题，不宣传‘黄、赌、毒一般均获通过。作为政府一级的审查机构，这是对的。烂片在政治上往往没有问题，它只是粗制滥造，电影局从政治上还真的限制不了它。而艺术上的粗劣，又很难有明确的尺寸来衡量。 ”[6]政治正确不能为艺术护航，因此，寄希望于国家广电总局不给烂片颁发通过令，是不可能的。扪心自问，中国电影人能像让 ·雅克 ·阿诺一样愿意花费 5年时间打造《狼图腾》的剧本？能像李安一样做了六年的全职父亲却依旧怀着电影梦？能创作出像《云图》一样勾起观众进一步探索欲望的影片？惟有尊重编剧、尊重观众，对电影怀有一种热诚、敬畏之心，才可能减少烂片，才可能迎来中国电影真正的春天。

注释：

[1]芦苇、王天兵：《电影编剧的秘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鲍玉珩、钟大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基础》，·悉德 ]2[丰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3]王晗：《周黎明谈<小时代>，郭敬明应后悔扩大我观点影响力》，h t t p： //e n t . i fe n g . com/movie/special/xiaoshidai/content-3/detail_2013_07/01/26974592_0.shtml

[4]张寒：《黄秋生：配角铸就的戏精，烂片起家的影帝》，《中国西部》2009年第9期，第121页。

[5]钟大丰：《辩证地看待“恶搞”与“烂片”》，《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9页。

[6]章柏青：《谈谈“烂片”》，《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