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淑雯

晚上十点的台北。捷运板南线，乘客即将把座位坐满，每一个空位都显得格外疲倦。阴雨成患，人人将身体收起来，像手中那把湿冷的伞。

有个座位始终空着，不自然地空着。那是一个二人座，靠窗的一侧，已经坐着一个人。这空出的座位很干净，连一滴雨渍都没有。但众人宁愿彬彬有礼地略过它。

空位旁落单的那个人，流出勉强笃定的眼神。于是我决定坐在这个不自然的空位上，平息我内心的不安。

我这一入座，形同对这落单的人说了一声“嗨”。虽然我一语不发，他却仿佛受到扰动似的，看了我一眼。我对他微微一笑，猜想他也给了我一个微笑，他脸上唯一活生生的东西，只剩下一对儿眼睛。然而就连这对儿眼睛也是歪扭的，眼皮坠入眼眶，仿佛敞开的伤口。

也许因为一场大火，或是工作中失控的强酸，他的颜面已然被熔解，像一片冷却过后的熔岩，布满古老的惊恐。

我无法分辨他的年纪。对于一个死里逃生的人来说，老化不是可憎的宿命，而是特权。在那样一张脸上，就连皱纹也是奢侈的。

我很想跟他聊天，听他说说脸的故事，痛的故事。我想问他是否看过宫崎骏的《神隐少女》。这部电影当中有个角色，叫做“无脸男”，他被分派的台词总是那一句：寂寞啊，寂寞啊。身为一个没有脸的人，是否感到恒常的孤冷，那份孤冷就像火燎般烧灼疼痛吗？

我当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只不过跟人家共乘一节车，就想听别人的故事，未免太贪心了。然而我几乎可以确定，这样一个浴火而出的人，肯定到过我所未曾抵達的远方，直抵痛的边界、人性的边界。他折返回到人间，并且加入了人群。在熙熙攘攘的地铁中穿梭，文明的人们客客气气地绕过他身边，仿佛他是一团无生物，不敢看他也不敢跟他同座。

他身旁的那席空位仿佛在说：是的，你可以上场打球，但是没有人会把球传给你。

突然我感到非常伤心，脸色涨红了起来，抬头看见车窗上的倒影，发现他正转头看着我。我低下头，以眼角余光偷偷观察着他对我的观察，思索着要不要跟他说话，思索着我“身为普通人”的责任—他把球传给我了吗，我准备好接球了吗？

在我思索的同时，脑袋里闪过一个电影角色，这角色是一个中年的男同志，他已经有好多年找不到伴儿了，被爱情拒绝，又被老板裁了，绝望中昏了头，溜回公司想偷钱。老实人犯罪，终归要失败的。他张着一张摔破的嘴，哀哀泣道：我有好多的爱想要给，但是没有人要，我又不知道该将这些爱收到哪里去。

然后我意识到自己即将到站，匆忙间转头跟身旁的他说：“我要下车了。”他静静地点头，说：“再见。”我犹豫着，总觉得故事不该就这样结束，空洞地望着他。

就在我准备起身之际，他说话了。

“祝你平安快乐！”他说，“祝你平安快乐。”

“谢谢你，”我说，“也祝你平安快乐。”我感到自己浑身都在颤抖，仿佛长出一张全新的脸、全新的皮肤。

（选自《联合报》）

在文明社会里，“无脸男”不会遭遇身体上的打骂羞辱，却无时无刻不在被“客客气气的冷漠”伤害着，处于一种恒常的孤寂里。想要融入到同类中去，却被所有人彬彬有礼地排斥在外，这是种精神上的痛苦。作者想必是一个心思细腻善良的人，不由亦不忍推想“无脸男”身上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却也受着群体的束缚，不敢触碰他的故事，心思百转千回犹豫不定。当“无脸男”对她说出萍水相逢的祝福的时候，她浑身颤抖，感到“仿佛长出一张全新的脸、全新的皮肤”—那就是社会冷暴力的结束，是人性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