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京一

边缘的意义──对新世纪“边地小说”的一种解读

于京一

新世纪的文坛，在《狼图腾》、《藏獒》、《蒙古往事》、《空山》、《水乳大地》等边地小说的轮番引爆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究其原因，“边地文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火爆与其作品中渗透的意识形态符码——民族主义的膨胀和国家主义的至上密不可分，即边地文学的爆炸适时地迎合了当下我们整个国家对‘民族强大’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幻梦。”①但是，在这种热烈而狂躁的“强大”诉求与梦幻中，边地小说却时常弥散出一种纠缠不清的忧虑与困惑，即当下沸沸扬扬而又人言言殊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纷争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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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中国社会在一派令人眼花缭乱的真实与虚假的繁华下面掩映的是一个万花筒般绚烂多彩的镜像世界，现代化的种种魅惑在世俗的阳光下变幻出异彩纷呈的“恶之花”。置身其中的边地小说书写，同样无法回避现代化的灼灼之光，当然在宗教密布的边地，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辩证地剖析。

首先，从时间的维度看，边地离现代化确实相当遥远。我们知道，时间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且还是一种历史现象，时间性的发现才有了历史的自觉，由此成为打开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正如有论者所言：“在前现代社会，自然时间还没有充分转化为社会时间，自然过程还没有充分转化为历史过程。时光是悠长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社会几乎是停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