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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街》透析辛克莱·刘易斯的自我超越

2014-07-21张燕方海霞

关键词:阿德勒刘易斯大街

张燕+方海霞

摘要:生理上的缺陷、心理上的创伤以及缺陷的成长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刘易斯自卑的低下感和他对成长环境的不满感,但是刘易斯却努力发展出了具有积极上进、宽容大度和强烈社会兴趣等特点的健康人格,实现了人格上的自我超越。他的成名作《大街》体现了他在背景、人物、主题、文风和叙事风格等多方面的艺术突破,标志着他在创作上一次伟大的自我超越。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人格理论出发,通过对《大街》的文本分析来透析辛克莱·刘易斯的自我超越。

关键词:阿德勒;人格;刘易斯;创作;自我超越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8304

收稿日期:2013-05-21

基金项目:2013年度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SK2013B159)资助

作者简介:张燕(1978-),女,陕西富平人,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Sinclair Lewiss self-transcendence embodied in Main Street

ZHANG Yan,FANG Hai-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Physical defects, psychological traumas and imperfect growing environment have to some extent jointly induced Sinclair Lewiss sense of inferiority and his discontentment with his growing environment. But he still successfully develops a healthy personality characterized by positiveness, tolerance, and intense interest in social affairs, thus achieving a self-transcendence in his personality development.Main Street, his signature novel, exhibits his artistic breakthrough in such aspects as setting, characterization, theme, writing and narrative styles, which symbolizes his self-transcendence in literary creation. Departing from Alfred Adlers theory of healthy personality,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Sinclair Lewiss self-transcendence through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Main Street.

Key words:Adler; personality; Lewis; literary creation; self-transcendence

正如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本人说所,“我的文学创作生涯,就是从《大街》开始的” [1]30,长篇小说《大街》(Main Street,1920)被公认为刘易斯的成名作。小说出版不足一年就卖出了十八万册,后来几年内竟然达到两百万册[2]235,被称为“20世纪美国出版史上最为轰动的事件”[3]168。刘易斯在小说中对戈镇式乡村生活的种种陋风恶习进行了直率猛烈的批判,表达了自己对其成长环境的不满,甚至是憎恨;但批判的同时,小说又流露出他对故土乡亲的宽容大度以及他那份希望改变这一切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出他在人格发展上的一次自我超越。在艺术成就方面,《大街》完全不同于他“学徒”时期(1908-1919)的那些有关“舒舒服服人们的舒舒服服的问题”的平淡无奇的作品,开创出了新型的、地道的美国文风,标志着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一次自我超越。

一、从自卑不满到宽容大度的人格之旅

辛克莱·刘易斯土生土长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小镇“苏克中心”(Sauk Center)。他的父亲是一位严厉冷漠的乡村医生,母亲因肺结核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而且刘易斯生来一头红发、相貌不佳,因此不善社交、学习一般的他常遭人挖苦奚落。很明显,先天生理上的缺陷、年幼时遭受的心理创伤以及缺陷的成长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刘易斯儿童时期自卑的低下感和对其成长环境的不满感。

“个体心理学”之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认为人格(personality)是在战胜自卑和追求优越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希望加以改变的。没有人能长期忍受自卑之感,它一定会使他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4]46没什么朋友的刘易斯喜欢到大街小巷去郊游,了解镇上发生的一切事,这一切培养了他非凡的观察力和准确的表现力。而且他还喜欢在家里或是在镇上的布瑞杨公立图书馆中一个人阅读各种各样的书报杂志,从而在他“儿时最大的冒险经历” [5]80中寻找快乐。父亲虽然常责怪他不能跟别的孩子一样,但是却鼓励他读书,要求他在阅读中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因此,刘易斯在早期就积累了惊人的词汇量,为他后来的写作储备了渊博的知识。继母伊莎贝尔则尽努力启发他的心智和个性天赋,并做些实事美化苏克镇,促进小镇的发展。“这一切让生活更美好的举措不会不给刘易斯幼小的心智以启迪——污染之地是需要和可以改造的。”[5]80并且在无形之中培养了刘易斯积极向上的人格特征。endprint

阿德勒所指的自卑感“不仅指人生理上的缺陷,也包括人面对现实的社会和生活产生的种种不完满和不理想感中产生的自卑感,……人受不满感的刺激而寻求超越之道,便使人向更高的层次进展”[4]26。孤僻自卑的刘易斯总是觉得和镇上的一切都格格不入,想要摆脱这种压抑的感觉。于是13岁那年,当美西战争爆发后,刘易斯就想偷偷去报名参军以离开家乡,但是却被父亲在小镇的火车站给抓了回来。后来刘易斯在他敬佩的德语老师和博学的镇长朱利安·杜波斯博士的影响下,努力考上了耶鲁大学,才逃离了他认为是愚昧不堪的苏克小镇(1903-1908)。上大学期间,由于不满足课堂生活,刘易斯就利用假期到船上打工体验生活。而且还因讨厌学校生活离校1年(1906年)去厄普顿·辛克莱创办的社会主义居民试验区和纽约、巴拿马等地,后又重返学校。回来后,刘易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和为校刊《光明》和《库兰特报》写稿上,为他以后的文学生涯打下了基础。刘易斯就是在一次次的逃离中表达着自己对现实社会和生活的种种不完满和不理想感,寻求着超越自我的道路。而这种成长经历既锻造了他的反叛胆识,又赋予了他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阿德勒指出“生活的意义是对同伴发生兴趣,作为团体的一份子,并对人类幸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4]28。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远离家乡在耶鲁上大学让刘易斯更能看清戈镇生活的单调沉闷和乡民的愚昧保守。上大学后的刘易斯经常利用假期外出打工,很少回家乡。但1905年的暑假刘易斯是在家乡度过的,他无意中听到一些居民问:“刘易斯大夫干嘛不叫他儿子在农场找个活干,偏要让他围着书桌转,读那一大堆的历史和谁也说不准是啥的那些玩意儿?” [6]53这时,他在日记中郑重写下了他要写一本“乡村病毒”的书,“表现这种病毒怎样已浸入了好公民和人间真理的血脉中”[7]24。大学期间,“威廉姆·D·豪威尔斯的《一个现代实例》和赫姆林·加兰的《旅行大道》就对刘易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鼓励他相信即使单调乏味的中西部小镇和农场也能成为文学。”[7]24大学毕业后,随着不断的写作磨练,刘易斯越来越意识到正是这一“乡村病毒”侵蚀了人们的心灵、阻碍了美国乡村文明的发展。而且“美国人已是一个成熟的民族,能够冷静老练地思考对其所生存的大地进行任何剖析批判,无论这些剖析批判是多么带有嘲弄性。”[8]终于在1920年,刘易斯完成并出版了这部酝酿已久的小说,并定名为《大街》。作为一个大街儿女和具有反叛胆识的作家,刘易斯把他对故土乡亲的不满感表现在了他的作品之中,因为他相信他有责任去警醒人们,帮他们进行自我审视。无怪乎美国著名评论家谢尔登·格雷布斯坦(Sheldon Grebstein)称刘易斯是“他那个年代的良心”[6]3。

阿德勒相信,一个对社会怀有积极的看法和强烈的兴趣的人对他人的理解、接纳和包容的精神通常都较强。刘易斯在对待现实生活和社会关系上,就表现出真诚热情、富于同情心等特征。刘易斯爱自己的家乡,但又不能像它那样活着。《大街》中的戈镇原型是苏克中心,所以在他对美国乡村文化的种种弊病与虚假的价值观的批判声中,读者还能感受到他对故乡的无比眷恋。正如格兰·拉夫所说,刘易斯“同进步主义的实践者们一样,一方面希望纳入城市的机器文明,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以牺牲传统的民主构架中纯朴的乡村价值为代价”[9]11。另外,刘易斯满怀体谅地将他笔下的人物人性化。《大街》的主人公卡罗尔试图通过各种不切实际的方法改变戈镇的面貌,是读者嘲讽的对象。但是当刘易斯揭示了小镇生活的各种阴暗面后,读者就会觉得她很有胆识抱负;后来当发现“浪漫主义”的卡罗尔面对重重挫折仍不气馁时,读者又不禁会向她表示敬意。后来卡罗尔迫于各种压制而不得不向现实妥协时,卡罗尔的痛苦也被刘易斯同情的笔触描写的那样真切:“哦,我们这些永不知足的女人,简直已经完全绝望了!”[10]673

刘易斯因对周围环境的不满而讽刺批判,但他同时也表现出了对他人的理解、接纳和包容,实则是他人格发展上的一次自我超越。

二、从平淡无奇到美国文风的创作之路

刘易斯没有成为先天的遗传影响和缺陷的成长环境的消极接受者。相反,对成长环境的不满感和不理想感却促使他努力发展出了健康的人格特征。在学习和文学创作上,刘易斯表现的勤奋认真、感知敏锐、富有想像力,尤其是具有创新意识。从刘易斯的创作经历可以看出,刘易斯能按照自己理性的、健康的生活目标有选择地去看待生活中的社会经验,然后把它们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

1910年到1919年通常被称之为刘易斯创作的学艺时期,在这期间他总共写了6部小说:《步行与飞机》(1912)、《我们的雷恩先生》(1914)、《鹰的足迹》(1915)、《无辜的人》(1917)、《求职》(1917)、《费力的事》(1917)和《自由的空气》(1919)。总体上讲,这六部作品强调了美国的积极方面以及美国人奋发向上的精神,表现出他健康的人格发展对其小说创作初期的影响。虽然这些“平庸者浪漫史”大多还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但是这段写作经历却帮他培养了对小说题材敏感的触觉,并逐渐锁定了他的写作背景(中西部)和人物(小镇和城市中的美国人)。

1920年到1929年通常被称之为刘易斯创作的巅峰时期。揭开完美乡镇生活面纱的《大街》(1920)、指控美国工商界的《巴比特》(1922)、揭露医学界贪婪的《阿罗史密斯》(1925)、批评虚伪宗教界的《埃尔默·甘特利》(1927)、和反映英美两种文化对比的《陶治沃斯》(1929),凭借这五部巨著,刘易斯一举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1930)。在这些代表作中,《大街》是刘易斯的成名作也标志着他文学创作之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展现出与以往作品完全不同的面貌。

典型的区域环境。刘易斯“很善于选取一个典型环境,采取细节描摹的方法,集中火力放大这个环境的缺点和消极面”[11]9 。刘易斯说过“实际上,《大街》里所有一切的人物和场景,是我在美国各地看见的许许多多城镇中所注意到的事件和人物的综合,或者是完全想象出来的。”[12]《大街》中的戈镇以刘易斯的家乡苏克中心为原型的,它是当时美国中西部小镇的缩影,是整个美国的暗喻。他在小说一开始就点明了拥有几千人口的戈镇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它的大街“不仅是被称作戈镇的心脏地区,而且还是从奥尔巴尼一直到圣迪戈的成千上万个类似的市镇”[10]56。戈镇“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呆板划一,缺乏灵感的;人们举止言谈,无不呆滞迟钝;……这里禁止人们享乐,要人们心甘情愿受奴役,就像笃信上帝一般崇拜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10]424。小说出版后,刘易斯便被指责为一个毫无爱国之心的叛逆者,但是他震耳发聩的批判让无数的美国人在震惊之余开始了自我审视,大街也几乎成了美国社会保守生活的代名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时人们为什么一边诅咒着刘易斯,一边又争先恐后地到书店买他的书了。“1921年,你拜访任何一个美国家庭,几乎都可以看到和家中《圣经》拜访在一起的是《大街》。”[7]158endprint

典型的人物性格。刘易斯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性格的才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肯定。《大街》的女主人公卡罗尔就是刘易斯塑造的第一个典型形象。她受过教育、思想独立,但又好高骛远、充满幻想,试图以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激进的改革去改变戈镇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从试图重建戈镇中心,到尝试改变固有的聚会形式,再到成立戈镇戏剧协会,再到改革图书馆的实践,卡罗尔遭遇了重重失败,但她始终不曾气馁,并忠于自己最初的信仰:“尽管我一生中屡遭失败,……但我至今仍然终于自己的信仰。”[10]721。不难看出,目标明确,积极主动,意志坚定的卡罗尔就是当时美国社会千千万万个女性的代表。另外,卡罗尔最后因迫于现实毫不留情的压制而妥协接受现实的事实对美国女性来说也有很大的普遍性。

典型的冲突主题。人与环境的冲突是刘易斯小说永恒的主题。处在刘易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总是从不适应、到反抗、再到起冲突,最终因无法生存于受困的环境而出走。《大街》中卡罗尔真正的敌人不是几个乡民,而是已彻底侵入整个戈镇五脏六腑的一种思想上的“乡村病毒”,主要表现为“人们标准化的价值观、既定的行为模式和文化态度” [13]104。因此,卡罗尔空洞激进的改革注定会失败,而她也注定会受困于戈镇。“你要是相信这儿公认的习俗,那就得好好遵守;不过,你要是不相信,也还得照样遵守。”[10]596失望之余,卡罗尔选择了逃离,放弃了她对戈镇的改造。在华盛顿生活一年后,她在丈夫的劝说下又回到了一切如故的戈镇。显然,卡罗尔和戈镇“两者之间的改造其实是双向的,卡罗尔渴望拯救戈镇的灵魂,但戈镇在反叛之余,也同样希望同化她,这样又造成了卡罗尔的反抗,两者之间就是处于这样的拉锯战中。”[11]16

地道的美国文风。刘易斯创造了地地道道的美国文风:“粗犷,充满讽刺诙谐,具有‘文献式的真实性”[14]553毫无疑问,《大街》是刘易斯讽刺文学的杰作,他的讽刺经过精心的安排,幽默而犀利。“一家服装店,橱窗里陈列着一些红褐色趾部凸起的浅口便鞋。还有好几个模特儿,活像是脸颊上涂了红的死尸。”[10]288“沾满蝇屎的玻璃窗”[10]384 “好像得了佝偻病的椅子”[10]384在《大街》中,刘易斯就是用这种幽默的讽刺描写把戈镇的丑陋表现的淋漓尽致。此外,刘易斯还擅长于用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来达到漫画式的讽刺效果。“这些呆板乏味的人们,吃的东西简直味同嚼蜡,饭后就坐在扎屁股的摇椅里,身上连外套都没有穿,脑子里则是空空如也,耳朵里听着机械刻板的音乐,嘴巴里赞美‘福特牌汽车机械性能好,竟然还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呢。”[10]424美国小镇居民的言谈举止及精神风貌通过他那支笔跃然纸上。刘易斯就是在对美国社会的自我批判和文献式的现实主义写作中创造出了粗犷而有活力的美国风格,为美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使国际文学界开始认可美国文学。

独特的叙事方式。二十世纪初的人们普遍认为“大城市腐败,中西部小镇是健康的、干净的、保持着早期开发者的纯正”[15]68。当时以麦里迪斯·尼尔森为代表的“诗意化”乡村叙事派也在小说中极力美化乡村生活,“隐去了对乡村的真实表现”[13]95。事实是,随着机械革命的到来和工业城镇的发展,人们所感受到的乡村小镇是“人格的沦丧,人性的扭曲,偏狭和闭塞挥之不去”[13]95。辛克莱·刘易斯对他们这种虚构的乡村叙事提出了质疑。在《大街》中他以犀利的笔锋颠覆了人们心目中世外桃源般的乡村生活概念,并在一片谩骂声中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家。但是让刘易斯超越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真正原因却在于他对中西部乡村文化中存在已久的“乡村病毒”的洞悉与挖掘。《大街》向人们展示了这种“乡村病毒”对人们精神、道德方面的毒害,让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批判力量。“为了得到别人尊敬,精神上就得受到严格节制。这是一种满足的情绪……就是弥留之际的死者蔑视自强不息的省着那种满足的情绪。他们却把这种消极态度推崇为唯一美德。”[10]424除了反“诗意化”的乡村叙事[13]94和“病毒化”的反乡村叙事[13]102之外,刘易斯叙事方式的独特之处还表现在他对城市与乡镇两种文化较量的描写中。在《大街》中,通过对卡罗尔在城市和乡村迥异的生活经历(从圣保罗来到戈镇,后逃往华盛顿,最后有返回戈镇)的叙述,刘易斯向读者展现了二十世纪初美国城乡权力争夺战中美国人普遍的矛盾情结:“他们即留恋作为田园理想寄托的乡村,也不赞同城市对“保守落后”的中西部的占领。”[13]102

《大街》体现了刘易斯在背景、人物、主题、文风和叙事风格等多方面的艺术突破,实现了刘易斯在文体上的狂欢愿望,标志着刘易斯伴随着他人格发展的自我超越,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一次最伟大的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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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海榕.辛克莱·刘易斯的创作历程[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6):68.[责任编辑:吴晓红]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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