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欣+王娜

摘 要： 《橘颂》是屈原作品中唯一以“颂”体创作的作品，从作品中描绘的橘生长特点看，其所描绘的橘树应该是长满成熟的橘子，该篇的创作时间为秋冬之际，而不是屈原投江的五月，《橘颂》并非屈原的绝命辞；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看，屈原创作《橘颂》时应该是直面橘树，而不是眼前没有橘树地想象，《橘颂》是“物感说”的典范之作；从作品暗示的时代环境看，《橘颂》的创作期约在楚怀王三十年武关之会至顷襄王三年再放江南之间，也就是公元前299年至前297年之间。

关键词： 《橘颂》 绝命辞 创作时间

《橘颂》是屈原《九章》中的一篇，关于这一篇的创作时间，学术界有诸多看法，有主张是屈原青年时期行冠礼的作品，[1]P110也有学者主张作于左徒任上，[2]P28-34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对《橘颂》的创作时间作了探索，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有学者主张《橘颂》是屈原晚年的绝命辞。[3]笔者近来研读《楚辞》，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思考，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创作实际。下面就此问题作出辨析，并对《橘颂》的创作时间进行探讨。

一、从《橘颂》描述的橘子生长特征看，《橘颂》并非屈原的绝命辞。

学术界提出《橘颂》是屈原的绝命辞说法的是曹大中先生。他在《〈橘颂〉确是屈原绝笔》一文中提出这种看法。曹氏主要从两个方面论定《橘颂》非屈原青年时期的创作。其一，将《橘颂》的精神风貌与屈原青年时代的精神风貌相比较，认为创作风格有明显差异；其二，将《橘颂》与多数人认定为屈原绝笔辞的《怀沙》相比较，认为《怀沙》作于“滔滔孟夏”时，离五月尚有一段时间，这期间正是橘树开花将要结果的时候，进而确定了《橘颂》乃是后于《怀沙》所作。他说：“但在多次反复之后，他的思想终于安定下来，所以最后借颂橘以见志，即这至死不离楚国的决心与感情，以平静的笔调，高度凝练地表现在这篇短赋中。可以说，《橘颂》是屈原一生主要精神矛盾——去留矛盾的最终总结。”[3]由于此时屈原的去留矛盾早已解决，生死的决定，已由感情上的激愤进入成熟的平静，因触景生情，将一生思索的重大去留问题寄寓于橘树的形象之中。屈原写《橘颂》，用橘树的受命不迁和深固难徙表达决不离开宗国的思想感情，期望它能传于后世，这就是屈原写作《橘颂》的用意。[3]

曹氏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屈原投江的日子是确定的，那就是农历的五月初五，这个时期，橘树开花结果与屈原在《橘颂》中所描述的并不相符。

《橘颂》说：“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从《橘颂》描述的情况看，诗人所看到的橘子已经是“圆果抟兮”，橘子已经结成扁圆形的果实了。“精色类白”，蒋骥曰：“内白，兼皮里瓤子三者言。”[4]P137说明里面的果肉已经成形。“青黄杂糅”，洪兴祖补注云：“橘实初青，既熟则黄。”柑橘的生长期从挂果到成熟时间非常长，而橘子成熟时会发生变色。洪兴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王夫之说：“青黄杂糅者、当橘熟时。或青或黄，相杂陆离。”[5]P92“青黄杂糅”的现象，说明橘子已经成熟了。橘子成熟就可以采收了。橘子的采收，“应在九成熟，果面有2/3转黄时采收”。[6]P243农业专家指出：“有些柑橘产区的某些柑橘种类和品种，即使果实已充分成熟，但果皮仍是青绿不转色。这是因为果实果皮转色需要一定的条件，既要果实充分长大，又要保持一定时间的20℃以下的气温条件。海南岛种植的温州蜜柑，因丰富的热量，8月下旬至9月就成熟，但因其温度高于20℃而不能转色。”[7]P18因此，橘子由青转黄是必须有温度持续低于20℃这个条件的，很显然一年当中只有10月份以后才适合。

据现代农业技术人员的研究，无论是橘类的哪一个品种，也无论是橘子的哪一个产地，橘子的成熟采收都要到每年10月以后，也就是农历九月以后。就古楚国地域的湖南来说，温州蜜橘10月上旬、椪柑11月下旬开始采收；江西南丰蜜橘10月下旬、新余蜜橘11月上中旬开始采收；四川红橘11月上中旬、广东的砂糖橘11月上旬开始采收。[6]P244农历五、六月份，也就是公历6、7月份的时候，南方的楚国的温度只可能是越来越高，橘子不可能转色。因此，说《橘颂》是绝命辞的说法与屈原投江的时间是农历五月初五相矛盾，因而是不成立的。《橘颂》的创作时间应该是某一年的秋冬季节，而不是屈原投江的春夏之交。

二、从文学创作的理论看，屈原写《橘颂》应当是即物感兴进行的创作。

或许有学者会问，屈原在写《橘颂》时并不直接面对橘子，而是为满足抒情的需要，根据想象来写。因为橘子在楚国很常见，屈原对橘子各个时期的生长都很熟悉，他凭记忆也可完成《橘颂》，所以诗人创作本篇的时间、季节实际上无法判定。诚然，屈原作为一个诗人，其想象能力十分强，这在《离骚》等诗中是可以看出来的。这种疑问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规律看，具体到《橘颂》这一篇，这种怀疑就是不必要的。

《橘颂》在创作手法上属于比兴手法中的自比之作，王逸在“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后注：“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树，亦异于众也。”屈原以橘自比，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故明代的汪瑗说：“篇内之语，皆形容橘之盛德，故屈子以《橘颂》题之。后世咏物之作，其昉于此乎？夫屈子之作《离骚》，其所取草木多矣，而独于橘焉颂之，何也？盖物之受命不迁，诚无有如橘者，故取以为喻，而自托也，非泛然感物而赋者比也。”[8]P227汪瑗指出，《橘颂》的创作是“感物而赋”，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角度看，属于“物感说”。

所谓“物感说”，陆机在《文赋》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乎斯文。”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时，由于感受到自然万物的物候变迁而引发内心的感慨，于是拿起笔创作。自然万物是外在之“物”，由于外在之物的触发而引起内心的感受称作“感”。外物在先，感受在后，称作“物感说”。刘勰对“物感说”也有精辟的论述。《文心雕龙·物色》篇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一年四季的变化，连微小的虫子都能感受到，更何况人呢？“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作家在创作中，“情”是随着“物”而不断变化的。“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诗人在创作中，因“感物”而创作，作家的感情“随物宛转”，即“以物为主，以心服从于物。换言之，亦即以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为主，而以作为主体的作家思想活动服从于客体”。[9]P95endprint

物感，也可称作“兴”。《诗经》中常用的手法，与“比”合称“比兴”。朱熹解释“兴”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意思是由外物而内感。因此，物感也可以称作“感兴”，是诗歌创作中最普遍使用的创作手法。《文心雕龙》在评价《诗经》时说：“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诗经》是物感说的创作典范，不仅如此，刘勰指出：“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这里的“《离骚》”应是屈原作品的代称，也是说屈原的作品用了“物感说”。

“在每一具体的文学创造发生阶段，创作动机的触发与外在机缘有密切关系。外在机缘即外在刺激物，它能使作家的内在蕴藉和奔突的热情找到倾泻的渠道，使原先焦躁不安的盲目驱力变为明确而坚定的意图，并把现实生活中获得的有用材料和艺术发现贯串起来，使文学创造由意图变为行动”。[10]P122具体就《橘颂》而言，“橘”就是“外在机缘”，“橘”是触发本篇的创作动机。从篇中描述的橘的叶、枝、果等外形来看，细腻逼真，如在眼前，屈原应是直接面对“橘树”这个“物”而创作的。由眼前之橘联想到橘之独立不迁，由此而感，创作本篇。这在理论上是解释得通的。

诗人面橘而作，还可以从诗人采用“颂”这种文体看出。研究《橘颂》的创作动机，不能离开文体。最早指出《橘颂》属于“颂”体的是南北朝时的文艺理论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颂赞》中说：“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喻意，又覃及细物矣。”指出《橘颂》属于“颂”体。至于“颂”体的特点，《文心雕龙·颂赞》说：“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雅容告神谓之颂。风雅序人，故事兼变正；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颂”的功能在于“告神”，因此文体风格庄严肃穆，这由《诗经》中的“颂”可以看出。屈原作“橘”之“颂”，可见橘树在楚国的地位并不一般。有学者认为，“橘”是楚国的社树、神树。“在楚人的心目中橘树本是社稷的象征，这值得一说的。据《论语·八佾》载：‘哀公问社。宰我对曰：社，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集解》引孔氏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楚地所宜之木为橘，橘树即楚社之木，故《橘颂》誉为‘后皇嘉树。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楚国宗庙社稷中一定遍植橘树，且为楚人歌颂的对象”。[11]“《橘颂》所颂的‘受命不迁的‘后皇嘉树，即楚人社树”。[12]既然“橘”在楚国人民心目中有这么高的地位，那么，屈原在创作《橘颂》时就不可能是一般性的创作，而是在诸如某种“颂”“社树”的仪式下进行的。如果这种说法不错，那么诗人创作时就不能不面对橘树。如《橘颂》篇所说，“绿叶素荣”、“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精色内白”等应当都是现场看到的景象。从艺术创作的心理动机看，屈原作《橘颂》应该就是面对橘树，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三、屈原写作《橘颂》的年代。

上文已云，《橘颂》的创作时间是某一年的秋冬之际，但具体在哪一年，还要进一步考定。

《橘颂》的创作时间事实上是可以从文中找到蛛丝马迹的。文中说：“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关于伯夷，“决非尧时名臣伯夷”，[13]P18据《史记·伯夷列传》中记载，伯夷、叔齐，乃孤竹君之二子。其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后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伯夷乃是隐士守节的典型，屈原以伯夷为典范，实际上也说出了屈原的身份与此类似。

屈原有隐居守节的心态，《橘颂》应该写在《离骚》之后。因为在《离骚》中，诗人说“回朕车以复路兮”，又说“退将服修吾初服”，表示出退出朝政的意愿。退出之后，诗人表白“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这与《橘颂》说的“苏世独立”相似。又说“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与伯夷隐居守节相映成趣。不难看出，《橘颂》是写于《离骚》之后的作品。对于《离骚》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但金开诚先生作出的在楚怀王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前305-前303年）这三年之中的判断，[14]大致是不错的。

楚怀王二十六年之后，秦、楚两国连连交战，但郢都相对比较平静。楚怀王三十年屈原尚谏武关之会，彼时屈原尚未离开郢都，生活比较平静，这与《橘颂》中的情绪平缓相一致。到了顷襄王三年，子兰为令尹，“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列传》）。此后，屈原作品里的情感一直颇为激烈。《橘颂》的作期应该不会晚于顷襄王三年。这样，《橘颂》的作期范围就可大致确定，即楚怀王二十六至顷襄王三年之间。

至于具体在哪一年，有一件事应该值得注意，那就是楚怀王三十年的武关之会。《史记·楚世家》载楚怀王三十年，秦昭王约楚怀王会于武关。怀王对此犹豫不决，“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反复权衡之下，怀王决定赴武关之会。《屈原列传》载：“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但是“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怀王遂行。结果，“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楚怀王上当，屈原是尽了责的，所以在这件事上是没有过错的。《橘颂》篇说“不终失过”，或许指的就是这件事。这样看来，《橘颂》当作于怀王三十年之后。

综合起来判断，《橘颂》的创作时间应该在怀王三十年至顷襄王三年之间，即公元前299年至前297年之间。彼时，屈原已知得罪令尹子兰，心中流露出隐居的意向，同时坚持独立不迁的个性，故而准备效仿伯夷，隐居而守节。这应是《橘颂》创作的时代背景。

参考文献：

[1]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陈子展.橘颂解[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2）：28-34.

[3]曹大中.〈橘颂〉确是屈原绝笔[J].贵州文史丛刊，1987（3）：103-108；82.

[4]蒋骥.山带阁注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王夫之.楚辞通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6]徐建国.柑橘生产配套技术手册[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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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汪瑗.楚辞集解[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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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吴郁芳.楚社树及荆、楚国名考[J].求索，1987（3）：118-120.

[13]周建忠.楚辞论稿[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14]金开诚.《离骚》创作年代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77-83；76.

指导老师：许富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