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玉君

先秦儒家谈心与性吗？心性儒学到底是何物，是宋儒暗取佛、道两家形成的“新儒学”吗？

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宋、明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先秦心性之学。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翟玉忠先生的《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为我们解开心性儒学的奥秘打开了一扇大门。

那么，宋明新儒学何以会将先秦儒家有关心性问题的经典论述解释错误、偏颇，从而背离儒门心法本真的呢？一言以蔽之——文献不足故也！

汉以后，除了《礼记·大学》和《礼记·中庸》两篇，儒门心法无其他太多资料可供参考。宋儒“四书”中，《论语》唐以前原是幼儿启蒙读物，其语录体形式本身就限制了理论的阐述；而《孟子》关于心性的论述尽管不乏真知卓见，但在总体上显得十分杂乱，甚至偏激。

地不爱宝，上个世纪末楚简《五行》、楚简《性自命出》的出土，使我们一睹儒门心法的真义，弄清楚了心性儒学的概念本义和修行方法——原来儒家修行的基本路线是从人道向天道修，具体方法是不脱离日常人伦，以“诚”之一字在现世生活中建立直心道场。

宋以后新儒家的最大问题就是，受禅宗的影响，强调“悟后起修”，以至于将儒家修行次第弄反了，这在朱熹解释《礼记·大学》主旨，即其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时，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先秦儒家概念体系中，德指天道，善指人道，既然儒家修法的基本路数是从人道起修，当然“至善”为其下手处，而朱熹竟然将之解释为明德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