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海燕

集体主义的自然书写

『群雁高飞头雁领』，这是笔者曾经看到的某家对联报纸的一则新闻标题，同时也是一个不再时尚乃至于有些褪色的比喻。

相信如今五零后、六零后的读者，对这样的标题是不会有陌生感的。 因为在这两代人的早期记忆中， 当时的社会榜样人物被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往往被媒体冠以『带头人』、『领头雁』的称谓； 又由于大自然中的雁阵是整齐的， 呈『人』字或『一』字排开，故此这种说法也是对集体主义意义的强调。

光阴荏苒，时移世易。如今的情形则复杂了。放下人事上的问题不提，这里只说说大雁——这个经常被我们『无偿』使用，又被我们似乎习焉不察的『喻体』。

作为一种候鸟，大雁自《诗经》起就『飞翔』在中国诗歌的天空了：『鸿雁于飞，集于中泽。 』到了唐诗宋词元曲里，更是无雁不秋、无雁不悲。此时的大雁已不再是单纯的客观物象，而是被人格化了，变成一种不折不扣的意象。漂泊的孤寂无援，对空间距离的无奈，以及追求的艰涩和人生的苍凉，诸如此类的内涵， 都在大雁意象里找到了寄托。我们可以随手找来这样的诗句——

如今年老无筋力，犹倚营门数雁行。

(令狐楚)

宾鸿谩说传书，算过尽、千俦万侣。

(周邦彦)

归雁横秋，倦客思家。

(张可久)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了今天，一个全面工业化、城镇化的时代悄然到来。 作为一道曾在中国人头顶无数次展示过的风景线，雁影、雁群、雁鸣，这些似乎离我们渐行渐远了。『灞原风雨定，晚见雁行频』(马戴)，过去的司空见惯，如今似乎成为一种奢望。 笔者从一九九零年起， 就留心身旁大雁的踪迹，但无论是在自己谋职的西安城郊，还是在农村老家的田野，都看不到那个美丽的『人』字或『一』字图案，听不到那个有些凄切的声音。 问其原因，有专家认为是『温室效应』导致了『北雁』不必『南飞』，有专家认为是由于滥杀(包括下套、投毒)，以及河流污染、耕地缩减而使大雁中途得不到充足的饮食和休息，因此数量骤减。 不管出于哪一种原因，面对目前雁迹难觅的事实，总让人感到落寞和惆怅。 有时候，甚至会涌起一种南下回雁峰去看个究竟的冲动。

不久前，先是从收音机里听到北京一家大雁养殖厂的广告，继而又在网络上见到一个人工繁殖的、 替人看护院子的大雁。 瞧那样子，颇似儿时见过的鹅的形象，难怪大雁又名野鹅。

笔者听着、看着，先是无限感慨，接着悲从中来： 那个负载着几千年中华民族审美积淀的大雁，原来蜷曲在这里！ 为什么大雁又要面临被人类圈养的命运，又要被商人无情地剪掉羽毛，从小失去翱翔蓝天的本能？ 这对大雁来说，到底算是一次抢救， 还是毁灭？

天上的跋涉者

还有，作为当代文人，我们为什么在动笔写作的时候，动辄沿着传统文人的思维惯性，将大雁、乌鸦、萤火虫、以及『八水绕长安』等古典意象作为一种想当然的现实存在，以继续表达我们对虚幻的诗意世界的憧憬，对传统审美情趣的执着，却很少关心它们正在或者已经发生的命运变迁呢？

说得更深入、更直白一点，我们是否能够做一点自我检讨： 自己热衷文学表现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仅仅是受到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清对联的文字魅力的『蛊惑』， 还是像五四前辈那样主要是因为热爱立体化的人生，或者像老庄、泰戈尔、艾特玛托夫那样，是因为热爱地球乃至宇宙生态的和谐完美而『有话要说』？

近年来，自由文学界有『生态文学』一说，我们的对联界能否将其演绎为『生态对联』呢？ 我们一方面利用着传统的的文学样式，营造着由田园风光等自然元素构成的诗意、意境，一方面却去纵情歌唱以毁灭自然为代价的工业文明，热烈欢呼水泥森林的现代生活。 这其中的矛盾和尴尬，是否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反思呢？

真诚地期待，当再次遇到『飞不上天的大雁』、『没有乌鸦的黄昏』，以及『公园引进萤火虫延续浪漫而夭折』之类迥异于从前生活的现象时，我们那些被称为对联家的对联高手们，他们那诗人般敏感而多情的心，最好不再无动于衷。

(710061西安市翠华南路44号西安财院南区西院2-9信箱)

当美丽遇上罪恶

尽携书画到天涯 齐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