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最近，两岸交往频繁，和平曙光再现，令人欣慰万分。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两岸国共和谈机密的披露，一位曾被历史烟尘所湮没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的爱国事迹，也逐渐为世人所知晓，受到世人尊重。

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海峡两岸，国共分治，在打打闹闹中，国共两党领袖为了民族大义，一直在谋求和平统一的道路。到底是谁首先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到底是谁向海外报道了这一讯息？要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不提到一位重要的神秘的传奇人物——被周恩来总理誉为“爱国人士”，曾为国共两党领袖共同奉为“座上宾”的“两岸密使”曹聚仁先生。

曹聚仁（1900-1972），民国著名记者、作家。浙江兰溪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战地记者，曾报道淞沪战役、台儿庄大捷。1950年赴香港，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

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成为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和责任。曹聚仁作为炎黄子孙中的一员，曾为此奔走呼号，竭尽全力。他一直主张国共两党之间要和衷共济，不必自相残杀。

1950年7月，曹聚仁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这一去，结果是羁留港澳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曹聚仁是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6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多次接见他。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张治中将军等先与曹聚仁会谈。

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设宴招待曹聚仁。关于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3版上。9月8日，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发表了更加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曹聚仁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周恩来年谱》，以及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回忆，周总理在颐和园会见曹聚仁时，阐明“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聚仁曾试探性地询问了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总理答称：“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共两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个月后，曹聚仁在他任职的《南洋商报》，向海外首次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讯号。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非常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详细询问了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 1958年8月，金门炮战的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曹聚仁，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给蒋氏父子。后来曹聚仁在《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

上世纪50年代末，曹聚仁曾向中共建议在金门重开“国共和谈”。披露这一秘闻的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原办公室副主任徐淡庐先生。

徐淡庐曾回忆说：“曹聚仁从1956年到1959年多次访问大陆，都是我亲自陪同曹聚仁先生密商国共和谈相关事宜。”“过去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严守秘密，对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一事，我一个字也不敢向外界透漏。现在的形势很好，各界对曹聚仁曾为两岸和谈奔走的历史都很关心。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曹聚仁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现在我的身体，又如此不好，如果不将这段历史，向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后人说清楚，我对不住曹聚仁先生，也对不起国家。我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要重视对曹聚仁的研究和宣传，这符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生前对曹聚仁极其重视的历史事实。等我身体稍有好转后，我再向组织调阅当时曹聚仁与毛主席、周恩来、陈毅的谈话记录，以及我写给中央统战部和中央调查部的报告和日记，将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的历史记录下来，作为我对历史的交代，也作为我一生中要完成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

为此，他还郑重题词：“我是曹聚仁先生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时的历史见证人，我有日记和照片可以参考。”

徐淡庐曾对笔者说：“曹聚仁在江西赣南时代，与蒋经国很熟，曹聚仁与蒋经国那一批人也很熟。曹聚仁曾对我说，有一位与蒋经国十分亲信的黄寄慈（曾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曹聚仁都是省立浙江第一师范弘一法师的学生），曾来澳门看过他。我们将情况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毛主席定了假戏真做的原则，毛主席就是让曹聚仁作宣传。炮轰金门以后，他听了我们的意见后，曾写了一封信。我去广州以后，听他的汇报。陈老总（陈毅）对我说，他对黄寄慈讲，希望蒋经国派个代表团来，派人来谈判，国共和谈，让徐淡庐去当代表团的理事长，周总理看后笑了笑说，他不是徐淡庐，是汪淡庐，王淡庐，不会是徐淡庐。当国民党的理事长，说他是胡说，他是有些乱想。毛主席在与曹聚仁的交谈中，有意识地让他透露过去，我讲第三次国共合作，尽可以放心，派人来谈。曹聚仁当时确实提出过一个意见，在金门举行国共谈判。我们是准备让蒋经国到金门来。曹聚仁说，北京派人去最好，如果不去，他去金门会见蒋经国。据我当时所知，曹聚仁并未去台湾。蒋介石、蒋经国派人去澳门，与曹聚仁见面，我是相信有的。那时候去很方便，没有危险。”

曹聚仁晚年在写给胞弟曹艺及原配夫人王春翠的许多家书中，披露了他为两岸和谈奔波的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容。他在家书中写道：

“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指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笔者注），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原无，笔者补）国家了。”“我何日动身，要等总理的指示！这两日，重要的客人都走了。我是等得这么久了。前天，碰到罗主任（指罗青长，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笔者注），他是这么说的。”“我目前责任重大，只要翠到了海外，安心过日子，不要关心我的工作，不要多担忧就好了。我的工作，目前很重要，幸而没有大危险。你劝她不要替我担忧就是了。”

“我的写稿工作，乃是北京所指示的，面对华侨，当然不能一鼻孔出气，否则作用全失。我也想不到会变成全世界华侨的思想指路牌，所以，京中对我特别关怀。我的医病，也靠京中帮助的。我当然不能听织云（指邓珂云，曹聚仁夫人——笔者注）她们的意见，此间自有领导的人。”（1967年11月18日致曹艺）

“我最近很忙，本来26日回广州，因为那边（指台湾方面——笔者注）要我留在香港，就迟延下来了。”（9月24日致曹艺）

“我的工作，绝对保密。他们（指批斗曹艺先生的那些人。——笔者注）要知道，就问周总理去好了，这是总理吩咐我的。”（1966年7月22日致曹艺）

“我的行止也要听北京的吩咐的。”（1月21日致王春翠）

“我在做的事，一直在拖着，因为世界局势时有变化。别人也只是挨着，做过婆婆的，要她做媳妇是不容易的。我只是做媒的人，总不能拖人上轿的……我何时回北京，还未定。要等总理回来再说。”（1964年1月5日致王春翠）

“聚仁奉命在海外主持联络及宣传工作，由统战部及总理办公室直接指挥……工作情况绝对保密。”（1967年11月8日致曹艺）

“我目前是替政府做事，种种都是不可以随便的。否则，我还不回国吗？我有如一个哨兵，能够说，我不站在前哨吗？”（5月16日午致王春翠）

1998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童小鹏先生再次来信说：“曹聚仁先生爱国，主张和平统一祖国，这是可以相信的。”“他到北京时，曾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他曾从香港坐船到海中，同蒋经国见面，就引起总理的怀疑，认为他的话，有真有假，但只要他能把党和政府的对台政策传过去，就可以假当真，假戏真做，不予追究。关于这方面，不能只从他女儿的文章（指曹雷于1998年3月8日至10日，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的《父亲原来是密使》一文）看，要研究，实事求是地宣传。”

童小鹏曾应邀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

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披露：“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向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行动，让曹转告台湾。”

曹聚仁夫人邓珂云也曾在笔记里写道：“一天（1958年8月），童小鹏来新侨饭店，我们恰巧出去了。他留了一张便条，放在卧室的写字台上，上书‘明日上午10时，主席接见你（大意），下书童小鹏。”

据公开报道，曹聚仁自1956年首访北京直至1959年终访，先后6次。其实，曹聚仁参与密谈沟通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

近期，《济南日报》的一篇报道《1963国共高层的一次绝密会晤》，首次披露了周恩来总理、张治中将军，曾在1963年底参与国共高层的一次绝密会晤。但参与密商的人员，是一人还是二位抑或多位，台方最高层领导具体是谁，仍扑朔迷离。

据报道，这次密谈的客人与内容，1998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曾披露：1963年12月，周恩来专门到广东中山孙中山的故乡，向台湾派来的一位客人，具体阐述了“一纲四目”的内容。由于这次会见是秘密的，所以在合影的时候，那位神秘的台湾客人不见了。

这位“神秘的台湾客人”（罗青长曾回忆称是两位），究竟是谁，至今尚不确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解密。

1996年1月，香港《南华早报》发表了一篇来自祖国大陆的新闻，点出了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或者是其中的一位；同年4月，香港某杂志发表了“文诗碧”的一篇题为《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的专稿。该文点出了国民党参加会晤的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陈诚，而是蒋介石的儿子、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务委员”、台“国防部政战部副主任”的蒋经国。

据童小鹏回忆，周恩来此次会见的这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是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稚群。“张正准备去台湾，周恩来要他转告台湾当局，美国正准备采取更多行动搞‘两个中国，而国共两党在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上，要取得一致。”

但是不知为何，目前关于张稚群的资料，少之又少。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中，根本也没有张稚群这样一个人。笔者猜测，这个“张稚群”，极有可能是曹聚仁。从上述史料可知，曹聚仁可谓自始至终参与机密。当然神秘客人中，也有可能是蒋经国与曹聚仁的中间联系人黄寄慈。当时为了保密起见，蒋经国也许不一定亲自过来密商。先由曹聚仁或黄寄慈等亲信出面，代表蒋氏父子，先与周恩来总理、张治中将军密商方案，这也不无可能。

1972年1月12日，曹聚仁在给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的一封信中，透露了蒋介石最后的想法。这封信写道：“弟老病迁延，已经5个半月，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敢乐观。酸痛正在5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

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小不大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指张群——笔者注），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

昨晨，弟听得陈仲宏（陈毅）先生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

曹聚仁自比“灯台守”，为了祖国统一，他放弃自由主义，走向了孤苦伶仃、无怨无悔的爱国道路，正如他在家书中坦言，是一位站在前哨的海外“哨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含恨离世。周恩来总理在曹聚仁去世后，亲自安排料理后事，为其亲拟墓碑碑文，以“爱国人士”高度概括其一生，可谓是知者之言。罗青长称赞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并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