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鲁昕2014年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2014年3月23日《新京报》）

不同人才不同培养

在现行的高考模式之下，无论是要报考职业技术类高校，还是要报科研型高校，各类考生都需要参加统一的“一张卷子”考试。这样的高考卷子是学术型的，旨在考查考生对高中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帮助高校筛选具有学术潜质的优秀考生。然而，对于职业技术类高校的人才遴选来说，这样的卷子不但选拔形式不合适，更难见选拔效果。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田建荣认为：“这样的改革正是按照素质教育的目标组织考试，把学生真正的素质考出来，减少了偶然性和片面性。”

渭南师范学院副院长李海龙说：“人都是有差异的，有的学生善于思辨，有的学生勤于动手。现行高考体制，成绩好的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未必是最佳生源，但文化课成绩不理想也不意味着该生动手能力不强，分类高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让学生根据自身特长选择未来的发展模式，着力营造分类型而不是分层次的高考环境。这是对人的发展的最大尊重。”

长期以来，我国单一的人才培养与选拔模式以及根深蒂固的“重学术轻应用”的观念，客观上形成了“职业技能教育低人一等”的偏见，导致分数低的学生才会被动选择职业技能教育。如果这种偏见不改变，两种高考模式有可能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尴尬局面。

西安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龙治刚认为：“分类高考不仅仅是打开了多项选择的大门，更是要在门后面给大家安放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才行。然而，在现行的教育资源分配下，无论是学术型还是技术型改革，都充满不确定性。这一点是确保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

就业逼出的技能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目前中国城镇企业共有1.4亿名职工，其中技术工人为7000万名，在技术工人的队伍中，高级技工仅占5%，与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目前高级技工的缺口高达数百万。

一方面高级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另一方面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727万，这意味着，继2013年高校毕业生达699万，获称“史上最难就业季”后，2014年将再增28万，再创历史新高。

即便如此，有关部门的一项统计仍表明，农村中，72%以上的父母希望子女达到大专以上学历，而城市中竟有超过60%的父母希望子女获得研究生以上学历。做父母的都把考大学当成孩子的唯一出路，很少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技术、当工人，结果导致技校优秀生源的逐渐减少。2013年高职高专生源告急的现象从东部蔓延到西部地区学校。但是今年西部地区的高职院校“零报考”、录取分数线“跳水”等现象也在加剧，出现分数线已经触底，仍然招不满人的尴尬局面。

“到哪里去找学生？”成了高职院校的沉重话题。

无疑，要从根源上解决“学术型”剩余和“技能型”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就要改变长期以来畸形倚重“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急需的“技能型人才”。

李海龙副院长说：“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更多的院校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真正培养出社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同时，也要扭转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传统偏见，尤其是在待遇和社会地位上。”

哪些院校面临转型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鲁昕副部长提出，要把600多所本科院校转型为职业教育，以解决这些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和职业人才紧缺的问题。根据这一设想，将有一批新增的本科院校（目前在二本、三本招生），纳入高职招生范畴，高职单招的数量会进一步扩大。据鲁昕讲，目前已经有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

按照600多所地方高校的转型计划，这些被选中的学校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换句话讲，这些“中标”高校将统一转型为职业大学，以接纳通过技能型高考录取的学生。

李海龙副院长说：“目前我国职业技能教育还处于低端水平，技能型教育体系还不够完善，技能型人才职业发展路径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再加上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本身的水平非常有限，更多的只是技能水平的传授，高层次的教育还很缺乏。因此，必须提高职业教育整体的教育水平，包括师资、技能、课程安排等，使得职业教育不仅仅是技能教育，更是素质教育。只有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技能型高考才能顺利开展，并逐步提高吸引力。”

田建荣院长提出：“对于转型的院校需要通过政府导向、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合理调整布局，使每个学校都能找到自己独具特色的社会定位，承担与自己相适应的任务，从而构建起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的高等教育体系，更有效地实现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使命。此外，还要制定具体的政策，给这些学院足够的办学自主权，如鼓励他们主动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特点调整专业；依据自身的特色选拔人才；完善转型中资金、制度、队伍等各项保障措施。”

“知行合一”是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提出的理论，对高等教育这一理论更有深刻的意义。我国的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已从精英教育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大众化必然催生多样化，而多样化又促进着大众化。准确的定位和鲜明的特色，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摘自《陕西日报》）

学生将多一种选择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工作与就业指导处的王利博士认为：“采取两种高考模式将意味着过去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高考模式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学生多了一种选择。”

“现行高考是为选拔学术型人才而设立的，主要考核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可是要知道，这两种能力只是人类思维能力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孩子学习成绩虽然不好，却有着动手能力强、特别有韧劲的优点。这些学生不适合走学术型路线，却非常适合走技术技能型道路。”王利说。

近些年关于现行高考评价机制人们有着不同的声音。一些人认为课程改革至今多年之所以成效不明显，主要是受高考评价机制的影响。将高考分为技术技能型和学术型两类，将直接带来高中课程的变化。“从高中开始，学校就要针对学生特点及未来的方向进行有的放矢的培养。对要走学术型道路的学生来说，高中时期就要加强学术型知识的学习。要走技术技能型道路的学生，在高中阶段更要强调培养动手能力、职业操守及敬业精神。”王利说。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在媒体上就两种模式高考的话题发表文章时也说，分流部分更倾向于技术技能型职业取向的学生，有助于个人更好地规划人生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力。顾骏认为，扩招以来，高校课堂上可以明显感觉部分大学生怠于学习，处于“混文凭”状态，这里既有大学专业设置、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上的问题，但也肯定存在学生与学术型高等教育的“不投缘”。

部分本科院校将转型

王利认为，高考采取两种模式直接来自社会需求。“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是摆在目前就业市场上的现实问题。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不仅需要学术型人才，还需要技术技能型人才。”

“鲁昕副部长提出要采取两种高考模式的同时，还提到部分高等院校要转型。我国普通高等院校目前共有1200所左右，教育部将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这意味着有50%的学校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王利说，她觉得这一点提得很好。“现在的很多高校，不管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还是学术型人才，都是按照学术型人才培养的体系来进行的。同时，专业设置大而全，没有特色，直接造成了学生的就业能力不够高，造成了就业难。”

王利说，像德国、瑞典等国家在应用人才培养方面，都是按照技术体系设置专业、课程的。“我们应该借鉴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对教学体系进行转型，按照不同人才培养需求设置专业。”

职业教育告别“断头路”迎来“立交桥”

“高考采用两种模式，将极大地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王利说，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是个“断头路”，即毕业生出口窄，升学通道有限，培养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很难继续攻读更高学位。与高考改革配套，职业教育必将搭建起人才培养的“立交桥”，让学生可以从中等职业一直学到专科教育，到本科教育，到专业硕士，甚至专业博士。在很多发达国家，专业型硕士、博士的比例远远高于学术型。

据自治区教育厅工作人员介绍，国家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总体要求是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普相互沟通。今年，自治区将研究制定《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意见》，着力构建适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搭建职业教育横向、纵向发展的“立交桥”。“国家要开展技术技能型高考，主要针对三类人才的培养，第一类是工程师，第二类是高级技工，第三类是高素质劳动者。所以说，技术技能型高考不是简单复制原有的高职模式，而是针对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升级，以技术为基础进行的改革探索。”

事实上，针对技能人才选拔的高考方式在我区已经开始尝试。2011年以来，我区已有4所高职院校进行单独招生，分别是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4所高职院校按照所招专业特点，自主命题、考试、评卷、划定最低录取分数线、确定录取名单。

最近正在忙着开展2014年单独招生工作的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安奇告诉记者，2011年学院单独招生主要是面对普通高中学生，从2013年开始，生源发生了大的变化，转为主要对中职学生招生。“今年，招生计划有360个，其中280个计划给了中职学生。我们很看重学生的动手能力。相比普通高中学生，中职学生的动手能力更强。”

提到两种模式高考和将有部分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话题，安奇说这给很多高职院校带来了挑战。“我们必须立足自身特色，坚持走品牌路线。”

一些需要考虑到的问题

“要采用两种模式高考，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观念的问题。在很多人眼中，高职院校被视为高等教育的‘鸡肋，这里聚集着普通高考的落选生。这样的观念不仅存在于学生、家长之中，甚至也存在于教育界中。如果这样的观念不改变，职业教育的发展将遭遇极大的阻力。”王利说。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授巴·孟和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一定要把其地位提高到和培养学术型人才一样的高度。“这不仅要体现在工资待遇上。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蓝领的工资高于学术型的本科毕业生，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从事技能型工作，觉得不够体面。”

“按照鲁昕副部长的介绍，将有600多所地方高等院校转变办学方向，变成职业大学。这些学校的软硬件条件够吗？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双师型教师有多少？”针对教育资源的问题，自治区教育厅有关工作人员认为，转型应该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应该本着自愿的原则，从试点开始做起。关于部分高校转型工作，自治区教育厅已经开始考虑，已经把研究确定若干所本科高校开展应用本科教育试点、研究制定职业技能竞赛优秀选手免试升入本科学校的政策措施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

（摘自《内蒙古日报》）

无论是高考模式改革，还是招生制度改革，其目的指向都是很清楚的，无非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更加以人为本，符合人才成长规律，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第二个层次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合格的劳动者与建设者；第三个层次是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成为高素质人才，破解“钱学森之问”。那么，实行技术技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破解我国的教育弊端？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披露的一个数据让我们很羞愧：“美国81%的工程专业学生一毕业即可胜任工作，印度有25%的毕业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中国的这一比例仅10%。”接着，饶子和院士开出了三个“药方”：一是高等教育须从规模扩张转到内涵发展上来；二是实行正面、负面清单制度，厘清政府、高校各自的行为边界，以及相应的权限，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让高校成为真正的办学主体；三是改变高校拨款机制，将学校拨款数额与学校办学质量水平挂钩。

招生考试改革固然十分必要，但人才培养改革才是关键所在。纵观目前世界教育发达国家，招生考试改革从没有像我们这样纠结，无论是美国、印度，还是以制造业闻名的德国、日本，都没有实行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他们共同的特性，就是将“宽进严出”落到实处，在培养理念和培养目标的统领下，理论教育主要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上下功夫，实践教育强调校内外合作。在职业教育方面，德国更是实行“双元制”，学生至少有1/4以上时间在企业，完全按照企业生产要求进行实际操作技能培训。

教育部实行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是因为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对学生知识、能力的要求及学生未来工作去向，有所不同；主要对中职、职高在读生及部分高中生有影响。近年来，我国高考录取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考生人数下降，录取率上升，高职高专生源告急的现象已经从东部蔓延到西部地区学校。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地方，如四川，开始试点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联合招生；而湖北，提出将在分本科和高职两次高考的基础上，逐渐推行高职注册入学制度。

在我国已经逐步进入大学“宽进”的阶段，如果没有人才培养质量激烈竞争的基础，实行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不仅对进入大学“门槛”的把控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而且也不会因为实行了两种模式高考就自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高考改革没有必要弄得如此复杂，更没必要实行两类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如果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得到落实，衡量高校和对高校资源配置的最主要尺度变为人才培养质量，自然会倒逼高校自主招生解决这一问题。

在高等教育入学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确实很大，设计合理的高考制度十分必要。但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从能不能读大学变为读什么样的大学，教育改革的路径应该随之发生变化，必须从过去的重选拔转变为重培养。如果培养质量的问题不解决，无论怎样的高考改革设计，到头来都难逃失败的指责。所以，教育部的高考改革，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更应该好好考虑一下饶子和院士的建议，将招生考试改革与人才培养改革协同推进。

人才是多元的，选拔方式也应多样化。古代科举考试就有文举和武举之分，如今的研究生招录也有学术型和研究型之别，相比之下，高考制度却一直以来在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显然不合理，难以全面反映广大考生的兴趣和特长，不利于人才选拔和培养。

为此，2010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已经开始探索高职招生与普通高考录取的分离。学术技能两类高考，实际上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和延伸。正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分析的，对现有的本科院校和高职类院校进行重新划分，一、二本院校实行学术型人才高考，三本院校与高职院校划为一类，参与技能型人才高考的录取。

不过，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的设想固然很好，但对一名十六七岁的高中生来说，恐怕还不能清晰找准职业定位，选择未来发展方向。尤其受到传统就业观念影响，一些考生和家长对从事技能型工作有天然的抵触情绪，第一意愿往往还是希望进入本科院校就读，考不上本科院校才会退而求其次选择高职。因此，分类高考之后，很可能形成马太效应，呈现出“学术型高考火爆、技术型高考遇冷”的冰火两重天局面。

防止两极分化，就需要政策设计上周密考量，充分完善。值得一提的是，在现行高职和普通高考分开招录的试点省份，大都规定“参加高职招考，已被录取的考生不得再参加当年普通高考和录取”。这样一来，高职院校先行招考，看似政策扶持，其实不但没有抢得先机，反而进一步削弱了生源。许多成绩中下等的考生抱着冲一冲的想法，干脆放弃高职考试，以保留参加普通高考的资格。如此“背水一战”，一旦成绩达不到本科录取分数线，也没有选择高职的“退路”。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单独招考的报名考生本来就少，又无法承接普通高考分流下来的生源，可谓雪上加霜。

因此，分类高考不应是泾渭分明的两条鸿沟，而应成为有立交桥连接的“双通道”，让考生可以从多个角度评判了解自己的能力素质，多一条继续深造的向上通道。不妨允许考生分别参加两类高考，结合考试成绩和自己平时的学习兴趣、职业愿望，选择学术型高校或技术技能型高校。同时，借鉴美国高校招生模式，两类高考可以同时招录同一名考生，由考生最终决定上哪一所大学；对未录取者，可以相互调剂，从而给考生和高校多一次双向选择的权利，最大限度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当然，分类高考的“双通道”要想并行不悖，对于考试的管理和组织是一大考验，现行招考模式或许需要根本性变革。但从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需要来看，付出这样的努力也是值得的。期待教育主管部门拿出大智慧，完善分类高考的制度细节，真正让分类高考效果实现“1+1大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