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秀 清

1 问题的提出

以历史为线索对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简称CAS）公布的裁决进行类型化考察会发现个案仲裁裁决受到先前类似裁决指引作用影响的情况越来越多。通过CAS发布的从1986—2003年的裁决结果来看，每6个裁决中仅有1个引用了先前的案例，然而，从2003年开始至今的裁决对以往案例裁决的参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乎每一个案件的裁决都参考了一个或若干CAS的先前裁决［19］。于是，有学者开始讨论在国际体育仲裁中是否存在着像英、美普通法系判例法中那样的“遵循先例原则”（Principle of Stare Decisis）［22］。有研究 以经验主义的进路开展了细致的实证考察，以2000—2010年CAS公布的所有关于田径运动兴奋剂违纪处罚上诉案件的仲裁裁决作为样本，总计23份，发现共有17份裁决在法律适用部分援引了先前的裁决，且其中只有1份运用“法律区别技术”（Technology of Distinguish）对后案与前案做出了不同判断，其余16份裁决都坚持了在前案裁决中体现出的原则或标准［8］。

上述情形是先例在CAS裁决中发挥重要指引作用的反映。那么，这种现象只是发生于CAS仲裁的纪律性处罚（非商事性质）争议中，还是也同样发生于商事性质的争议仲裁中？为何这种本不应在仲裁中出现的现象会发生？背后有什么潜在规律？是否可以认为在国际体育仲裁的法律适用中也存在着英、美法系的“遵循先例原则”？先例对国际体育仲裁的法律适用有什么意义？对像中国这样不以判例为法律渊源的国家，研究这一问题有什么价值？

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首先，关注先例（或称判例）在整个CAS体育法律体系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