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舞

(1.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92；2.华中农业大学 农村妇女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当前农村的自杀问题逐步得到社会学、人类学和公共医学等领域的研究者重视。在这些研究中，关于农民自杀的分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然而，既有研究关于自杀的分类要么是不假思索地照搬迪尔凯姆从原因角度对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的划分，[1]要么则是没有明确标准的想当然的划分。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我国农民自杀的类型到底有哪些，划分农民自杀类型的标准如何厘定，以及这些自杀类型在不同社会类型中的分布状况如何和为何。

一、农民自杀的理想类型

毫无疑问，迪尔凯姆从原因动机角度的自杀分类至今仍是自杀学史上最经典的模式。[1]迪尔凯姆的分类采取的是病因学的进路，与经验容易产生隔离，以致他分类完成后无法就这些类型进行详细论证。[2]除此之外，即使迪尔凯姆排斥“目的意图”等他认为的个体性的实在，事实上其关于自杀的“利己”与“利他”的区分恰恰又无法与之割裂。[3]在国内自杀研究界，吴飞注意到了这一缺陷，但遗憾的是他未能在此基础上对其在华北农村所收集到的自杀案例材料进行类型上的区分。[4]因此，笔者基于详实的自杀经验案例从形态学而非病因学角度对之进行分类。这些自杀案例表明，对于单个人的自杀而言，它首先是一种个体的社会行动，因而，在分类的变量选择上，与迪尔凯姆强调“原因”不同，主要将自杀当做社会行动的一种具体类型来考虑，更倾向于从“目的意图”或者说“目的动机”的角度来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