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城市居民婚姻状况与幸福指数的关系研究

2014-07-12颜伟佳胡维芳

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2014年3期

颜伟佳，胡维芳

(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江苏常州 213001)

一、问题的提出

幸福指数研究源自对片面追求GDP的反思，是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的我国现今社会，人们努力实现的目标是获得幸福。对幸福感的研究如今成为政府以及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自2010年“幸福”二字首次出现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国家越来越重视人民的幸福水平。幸福指数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南亚不丹国，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核算，称“国民幸福指数”(GNH)或“国民生活快乐指数”(GHC)，它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方面组成。［1］我国学者邢占军(2003)认为，幸福指数应该包括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成长进步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2］在著名心理学家黄希庭等人(2012)看来，幸福指数(Well－being index，WBI)是衡量人们幸福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就是对这个城市各个阶层居民幸福程度的主观测量指标。由总体幸福指数(总体生活满意度、横向和纵向比较的满意度)、领域幸福指数(政治生活满意度、经济生活满意度、文化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健康状态满意度、环境生活满意度)组成。［3］

在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幸福指数这一问题上，西方有研究表明，性别差异不会影响到婚姻状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WilsonW，1967)。而国内研究表明，性别因素对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影响方面，男性与女性不同(邢占军，2003)［2］，且吴卫青(2009)对教师幸福指数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男性教师的幸福指数高于女教师。［4］另一学者刘胜囡(2012)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幸福指数高于男性。［5］

婚姻对幸福指数有什么影响呢?西方学者Brown等人的研究表明，婚姻因素会有助于提高幸福指数。我国不同学者对此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邢占军(2003)研究显示，从总体看城市居民中无婚姻生活群体主观幸福感高于有婚姻生活群体。［2］吴卫青(2009)研究表明，已婚教师的幸福指数高于未婚教师。［4］同时，王陈(2005)研究发现，已婚的和未婚人群的平均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6］

那么，不同性别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间是否存在差异?婚姻状况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是否存在影响?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本研究拟对常州城市居民的性别与幸福指数的关系以及婚姻状况与幸福指数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二、方法

(一)被试

在江苏省常州市随机抽取420名被试填写问卷，回收351份，回收率为83.5%，其中有效问卷319份，有效率为90.9%。其中，性别变量为:男性164 人(占 51.4%)，女性 155 人(占 48.6%)。婚姻状况为:单身占117人(占36.7%)，有男/女朋友46 人(占14.5%)，已婚156 人(占49.1%)。

(二)研究工具

采用黄希庭教授等人编制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问卷》，该问卷由34个项目组成，包括总体幸福指数和领域幸福指数组成。总体幸福指数包括总体生活满意度、横向和纵向比较的满意度;领域幸福指数包含六个维度:政治生活满意度、经济生活满意度、文化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健康状态满意度、环境生活满意度。经济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人对家庭收支、住房以及工作状况的满意程度;政治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己行使政治权利的满意度和对政府执政活动的信任度和满意程度;文化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程度以及对业余文化生活的满意程度;人际关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家庭、亲戚、朋友、同事、邻里关系的满意程度;健康状态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己身体与心理状况的满意程度;环境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己所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问卷采用五级记分制，得分越高，幸福指数越高。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α系数为0.888，探索性因素分析总方差解释量为52.01%，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指标也达到或接近理想水平，可以作为城市幸福指数的测量工具［3］。

(三)统计处理

数据采用SPSS17.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管理与统计处理。

三、结果与分析

(一)常州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及各领域幸福指数情况

对常州城市居民总体及各领域幸福指数进行描述性统计，其结果见表1。

表1 城市居民总体及各领域幸福指数描述性结果(M±SD)

由表1可知，常州城市居民的总体幸福指数水平处于中等偏上。经济生活满意度、文化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环境生活满意度的值均在均值以上(M＞3)，而政治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状态满意度的值则在均值以下(M＜3)。幸福指数由高到低依次为人际关系满意度、总体幸福指数、文化生活满意度、经济生活满意度、环境生活满意度、健康状态满意度、政治生活满意度。

(二)不同婚姻状况的常州城市居民总体及各领域幸福指数情况

对不同婚姻状况的常州城市居民总体及各领域幸福指数进行描述性统计，其结果见表2。

表2 不同婚姻状况城市居民总体及各领域幸福指数描述性结果(M±SD)

由表2可知，不同婚姻状况下的常州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都在均值以上(即M＞3)，其中不同婚姻状况下的常州城市居民人际关系满意度都高于其他维度的幸福指数。

(三)常州城市居民婚姻状况与总体幸福指数关系的性别差异

为研究性别对常州城市居民婚姻状况与总体幸福指数关系的影响，我们采用2×3的析因设计方差分析，其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F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和婚姻状况对总体幸福指数的主效应显著(P性别=0.005;P婚姻状况=0.000)，且两者之间不存在交互效应(P=0.201)。由此需要分别就性别对幸福指数的影响、婚姻状况对幸福指数的影响进行研究。

表3 婚姻状况与性别对总体幸福指数的2×3方差分析(因变量:总体幸福指数)

(四)常州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及各领域幸福指数在性别上的差异

对性别在总体幸福指数及各领域幸福指数上的差异进行t检验，其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不同性别的城市居民在总体幸福指数上存在差异(P＜0.05)，且在环境生活满意度上也存在差异(P＜0.05)，在其他各维度均不存在差异(P ＞0.05)。

(五)常州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及各领域幸福指数在婚姻状况上的差异

对不同婚姻状况的城市居民在总体幸福指数及各领域幸福指数上的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不同婚姻状态的被试在除人际关系满意度的其他几个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其结果见表6。

表4 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及各领域幸福指数在性别上的差异

表5 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及各领域幸福指数在婚姻状况上的差异

表6 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及各领域满意度在婚姻状态上差异的多重比较

续表6

由表6可得，单身与有男/女朋友的被试在总体幸福指数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01)，单身与已婚的被试在总体幸福指数、政治生活满意度、经济生活满意度、文化生活满意度、健康状态满意度、环境生活满意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有男/女朋友与已婚的被试在经济生活满意度、健康状态满意度、环境生活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 ＜0.05)。

四、讨论

(一)关于总体幸福指数及各领域幸福指数情况的讨论

本研究发现，常州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在中等偏上水平，人际关系满意度指数最高。在政治生活满意度、健康状态满意度、环境生活满意度这三个因子上的水平低于均值。

根据《2011江苏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报告》和《2011江苏县级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报告》，在江苏13个省辖市中，人口素质常州排第一，居民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排第四，环境质量却排第八。

人际关系满意度包含与家人、朋友、邻里、同事、婚姻关系的满意程度。［3］人际关系一直被研究者视为影响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的大部分时间是与家人、朋友和同事一起度过的，在中国文化中，每个人都非常重视家庭的和睦与良好的社会关系。当个体在生活或工作中承受压力或遭遇挫折时，大多数都会选择向亲人或朋友倾诉。当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从传统的封闭稳固，转变为开放松散，彼此接触的范围大大增加，许多新的人际关系随着社会的转变而形成。这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人际交往。总的看来，城市居民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表现出很强的自信心。［7］有研究显示，常州有94.3%的居民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到满意;89.8%的人对家庭生活状况比较满意，［8］这也进一步佐证了本研究的调查结果。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市民的政治生活满意度指数低于均值，这一结果与国家、政府所施行的政策以及公民所享有的民主权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常州城市居民对政策的知晓度较低(28.18%)，不同人群之间差异显著;居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政策，但对政策理解不够深入。［9］政务公开、廉政建设是政府“善治”基本要素的体现，与公民的民主参与密切相关。目前整个社会来看，市民没有能够很好的参与到政治建设中，这也使人们产生无助感和疏远感。所以我们在要求政府信息透明化、接受群众的监督的同时，市民也应该密切关注政府的各项决策。其次，有报告显示常州环境质量排名第八。［10］常州是一个发达的轻工业城市，不难看出这必然给常州的空气环境以及水质环境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居民对于环境生活的满意度低也就不难理解了。再次，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也面临不少新的问题，包括不正当竞争带来的环境污染和食品污染，过度享乐造成的生理失调和心理障碍，人际竞争造成的应激反应和精神压力等，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人们的亚健康状态，［11］人们的健康状况无疑受到了冲击。

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人们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幸福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压力，如医疗方面，“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是人们最关心、最希望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社会就业方面，人才众多，竞争激烈，岗位紧缺。［12］有调查显示，对于民生问题关注程度的上升，反映了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正对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产生最强有力地影响。这一切极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安全感，使人们对社会公平和社会生活保障的需求不断增强，从而影响到人们幸福感的提升。［9］第二，人们对现在的生活满意的方面较多。虽然人们承受了很多的压力，但依然有觉得满意的地方，如住房方面和交通。首先，常州位于富饶的长三角地区，但是它在各大城市房价迅猛涨价的大背景下，涨幅控制的一直较为稳定，并且常州的住房保障工作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为常州的低保、生活困难家庭提供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保障措施。其次，常州的交通非常便捷，大大方便了广大市民的出行。高架桥贯通，BRT专线直达，公交乘车费用低廉等，这些都是常州人引以为豪的地方。

(二)关于性别对总体幸福指数和环境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我国研究者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指数孰高孰低，见解不一。本研究发现，常州男性市民在总体幸福指数和环境生活满意度均高于女性市民，这种差异是男女两性自身和社会这两方面因素造成的结果。大多数女性除了与男性一样承担工作的同时，还要在教育小孩和家务方面付出的比男性更多，这使得女性身心压力较大;从社会因素来看，社会职位的选择更倾向于男性，男性更容易得到升迁，更能体会到工作的成就感;从心理特点来看，女性对感情交流需求比男性更细腻，更丰富，当现实与她们心目中反差较大时，他们比男性更容易产生失落感，这些都是导致女性幸福指数低于男性的原因。

(三)婚姻状况对总体幸福指数及领域幸福指数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不同婚姻状态的城市居民在总体幸福指数，以及政治生活满意度、经济生活满意度、文化生活满意度、健康状态满意度、环境生活满意度这5个人因子上存在差异。

尽管有研究认为，无婚姻生活群体幸福感高于有婚姻生活群体，但是本研究发现，在总体幸福指数中，得分由高到低分别是有男/女朋友、已婚、单身。婚姻家庭生活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形式，美好和谐的婚姻生活是事业成功的基石和人生幸福的源泉。不过已婚的得分低于有男/女朋友的，这与当前我国社会的婚姻质量状况有关。2012 年，常州离婚率高达 4.35:1，［13］我们的调查结果无疑增强了人们对婚姻的信心，当然这也需要人们的努力去提升婚姻质量。

在政治生活满意度上，已婚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与单身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已婚的满意度高于单身的。常州市政府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工作，如市法制办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务公开机制，通过创办《常州市人民政府公报》，以不定期出版的形式，向市民公布政府近期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结婚以后居民的成熟度提高，分析问题也日趋完善，温馨和睦的家庭能够帮助个体对我们的政府以及所施行的政策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单身的城市居民没有来自家庭的支撑，他们的关注点会放在自身、经济以及政治等各方面，例如政府执政活动、政治权利等，这时哪怕只是一些小事也会容易使他们对政府行为产生质疑。

在经济生活满意度上，已婚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远高于单身和有男/女朋友的城市居民。经济对婚姻幸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稳定的经济条件给婚姻中的夫妻双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物质基础，同时减少了由于经济原因引起的其他生活方面压力。学者们普遍赞同幸福指数与收入之间是正向相关但收益递减的关系，即收入在一定范围内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水平，但是对于特定的收入水平，高收入的欲望和期望又将会对幸福感产生负性的影响，欲望本身似乎被以前的收入所驱使，进而适应更高的收入水平。［14］美国和欧洲等一些国家的学者(Di Tella et a1.，2001;Frey ＆ Stutzer，2002;Graham＆Pettinato，2002)研究都发现了经济与幸福感的关系。［15］根据微观计量经济学阐述幸福感的作用:婚姻中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被转换成为一种等价货币。

在文化生活满意度上，常州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很高。这主要是由于常州市政府积极打造公益服务平台，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的结果。如大力构建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凤凰谷等重点文化项目建设;完善村(社区)农家书屋、电子阅览室等建设，形成覆盖城乡、结构完善、功能齐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已婚城市居民文化生活满意度与单身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即已婚的文化生活满意度满意度高于单身的，这表明已婚的居民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程度以及对业余文化生活的满意程度更高。众所周知，婚姻使得居民的生活趋于稳定，有了稳定温馨的家庭，有了稳定的住所。在基本生活稳定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会越来越热爱自己居住的城市，对它的认同感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稳定的生活也使得他们将业余时间投入到业余文化生活中。常州位于长三角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其经济发展迅速，单身的人们由于其自身的不稳定性，可能经常需要变换居住的城市和地点，由于工作原因可能没有过多的时间投入到业余生活，这些都或多或少地会影响道他们的文化生活满意度。

在健康状态满意度上，已婚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与单身和有男/女朋友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已婚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高于其他两者。在健康方面，已婚女性的健康状况欠佳会给其带来更大程度的痛苦，这与已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与角色有密切的关系。在家庭中，女性承担着主要家务的同时还要工作，工作－家庭冲突严重损耗着已婚女性的健康，特别是对下一代的抚育责任基本落在女性身上。因此，其健康状况会更多地影响家庭中其它成员，特别是子女的生活质量，因责任重大而导致已婚女性对健康敏感性强于男性乃至未婚女性。［16］其次，由于已婚人士对于家庭和家人的责任感较强，这会使得他们更注重身体的健康状况，而未婚人士则可能不会有意识地去注重自己的健康状态，而且在饮食方面也缺乏爱人的关心与监督。这些都是已婚居民健康状态满意度高于未婚居民的原因。

在环境生活满意度上，已婚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与单身和有男/女朋友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已婚市民幸福指数的满意度高于其他两者。城市居民对自己所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更高。近年来，常州城市软、硬件设施条件不断改善，城市绿地增多，红梅公园、紫荆公园、清枫公园等64个公园的免费开放，都让居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余有了良好的休闲场所，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指数。而已婚的居民因为更有时间和心情去享受这样的自然环境，潜移默化中他们对环境生活的满意度也就提高了。

五、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1.常州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水平处于中等偏上，各领域幸福指数基本满意。最高的幸福指数是人际关系满意度，接下来依次是文化生活满意度、经济生活满意度、环境生活满意度、健康状态满意度、政治生活满意度。

2.不同性别的城市居民在总体幸福指数和环境生活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3.不同婚姻状况的城市居民在总体幸福指数、环境生活满意度、经济生活满意度、政治生活满意度、文化生活满意度、健康状态满意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已婚的常州城市居民基本上在各个领域较未婚的居民幸福指数更高，即婚姻是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二)对策

近年来，常州紧紧抓住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全力推进各项民生工程，探索了一条具有常州特色的民生之路。幸福指数虽然是一种主观感受，带有主观色彩，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是以人的生活物质条件为基础，与人的精神状态相关联，也与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价值观念相协调，但是可以用幸福感受度来衡量其实现程度。为此，常州市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影响人们幸福指数的客观因素着手，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提升常州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常州城市居民幸福指数体系。

1.政府工作重点应该由经济发展转向居民幸福指数，提高居民城市认同感。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指数。常州近年来发展成绩斐然，2012年，常州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GDP)3 969.8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达到85 036元，在江苏省13个城市中列第4位。［17］表明常州经济正在稳步发展中，因此，政府的工作重点需要放在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上，通过加强自己的品牌建设，打造属于自己的“城市名片”，展现常州的城市特点，增强常州的城市魅力，最终让居民认可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提高市民的忠诚度、自豪感和幸福指数。

2.大力改善民生，在全民共享中形成发展动力。从本文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已婚市民的幸福指数高于未婚市民，这是由于个人和外界两大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为此，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首先，促进就业，努力消除行业收入分配差异，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稳定的工作可以减少城市居民的流动性，进而提高幸福指数。其次，政府出台政策时要着眼于不断优化城市环境，为居民提供更多地休闲放松的场所，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最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政府补贴力度，改善养老和福利设施建设。实施更多的惠民政策，要让居民成为常州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3.推进民主政治，赢得更多群众支持。本文的调查结果发现，市民的政治生活的满意度(M=2.881 9)和健康状态满意度(M=2.894 2)均在均值以下，这表明居民对自己行使政治权利的满意度和对政府执政活动的信任度有待提高，这也是受我国目前政治大环境影响的缩影，这个问题亟待政府重视并积极实现政治的民主化。

为此，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治政府的构建。这需要政府做到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办事，维护法律权威。在此过程中需要加快政务公开，提高执法效能，强化执法监督，探索建立科学、严谨的法治评价体系。城市居民都是监督者，法治政府的构建也将使得居民政治生活的满意度提高。其次需要推进决策的科学、民主和公开化。这需要健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决策评估、责任追究等制度，同时也需要加强公众参与的力度。常州目前已经有诸如“社会写真”、“民生报告”、“都市新闻坊”等亲民栏目，城市居民可以通过这些媒体发表自己的言论。今后仍然需要进一步实现政府和民众的良性沟通，民众监督政府行为，推进法治常州的实现。

［1］孙志鹏.幸福指数研究述评［J］.经济纵横，2012(6):28－29.

［2］邢占军，金瑜.城市居民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初步研究［J］.心理科学，2003(26):1056－1059.

［3］刘杰，李继波，黄希庭.城市幸福指数问卷的编制［J］.西南大学学报，2012(38):92－99.

［4］吴卫青.高校教师幸福指数的测评与分析—以江西省高校教师为例［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09.

［5］刘胜囡，陈东景，刘磊.青岛市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测评与和谐城市构建［J］.海洋管理，2013(1):49－54.

［6］王陈.高校女教师主观幸福感研究［D］.广东:汕头大学，2005.

［7］程晔.社会学视野下的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以南京市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

［8］李素君.影响居民幸福感因素的调查与分析—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为例［J］.实践与探索，2011(3):280－281.

［9］封苏秦，郝超，吕军，励晓红，陈珉惺，郝模.常州市居民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政策的认知和态度分析［J］.医学与社会，2010(25):36－39.

［10］中国江苏网.江苏城市环境质量排名连云港第一［EB/OL］.［2012－08－27］ .http://js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2/08/27/014297107.shtml.

［11］孙荫众，师东菊.从城市病谈大众健康与幸福指数［J］.医学与社会，2011(24):4－5.

［12］李朝霞.温州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现状调查与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1(6):148－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