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卫星

梁卫星，上世纪70年代生人，湖北仙桃中学教师。曾在《天涯》《南方周末》 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专栏作家，有长篇小说《成人之美兮》、学术思想传记《梁漱溟传》行世。责任编校：左晓光

几千年来，人们说起鸿门宴，罕有不郑重其事的。即使不识字的田夫野老，都会叹息一声，这宴会啊，项羽要杀了刘邦就好了，一切都不同了。至于士子文人史家学者，亦少有人不认为这是一场改变历史的宴会。一场宴会，历史人物的命运在此转向，历史行程在此拐点，真的是这样吗？似乎是这样的，千载之下，罕有不同见解即可为明证；这几年里，几部关于楚汉战争的电影也来凑热闹，鸿门宴皆是浓抹重彩的桥段，他们把学者文人的观念通俗化后，无不迎合了大众关于鸿门宴的集体无意识。

鸿门宴，一场至关重要的宴会，这样的观念，其始作佣者，其实是史迁本人。他在这一段精彩的描述中，三次借范增之口，传达了项刘命运在此交叉并改变的观念。而其生花妙笔对项刘迥然对立却又鲜明之极的个性塑造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念。后世文人学者出于对史迁本人怜项恶刘情感倾向的同情通感，几乎是无保留地认同了这一观念。然而，仔细推敲鸿门宴的故事，我想说的是，太史公的描述无论从人物的言行、故事的发展，还是就历史背景而言，几乎都可说是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而太史公经由这个故事所表达的观念自然就犹如站立在流沙之上，瞬间崩塌。

下面，我将作详细分析。

首先，从历史背景来看，在鸿门宴上，项羽根本就不可能杀刘邦，也没有必要杀刘邦。

当时项刘身份相当，都是铲除赢秦暴政的义军领袖，但他们名义上都是楚怀王的属下，且是两个方面军的总司令，地位相当，没有楚怀王的命令，项羽没有权力杀刘邦。而楚怀王不可能示意项羽杀刘邦，因为他需要他们的相互牵制以维护自己的地位。谁先入咸阳城即可作关中王，这也是战前项刘二人当着众将领和楚怀王的面约好了的，刘邦因约起意并无丝毫过错，可见，项羽没有正当正大的理由杀刘邦。战后项羽势大，如日中天，他有定鼎天下之志，这是时势使然，他想铲除一切潜在的威胁，也在情理之中；但问题在于，如果此时他杀刘邦，将会令天下诸侯心冷，很有可能会刺激到天下诸侯，使他们联合对抗自己。如果这样做，就没有鸿门宴后不久大会天下英雄，西楚霸王号令天下、分封诸侯这样的历史局面了，有的，只可能是天下英雄同仇敌忾共御项羽了。更何况，从当时项刘双方实力对比来看，刘邦对项羽真谈不上有多大的威胁，项羽会为了杀一个对自己没有多大威胁的人，而置自己于天下群雄的对立面吗？所以，鸿门宴上，项羽若杀刘邦，在政治上的弱智，是显而易见的，其命运相比不杀刘邦只会更为糟糕。项羽虽然冲动，但他也不是傻瓜，谁能相信一个破釜沉舟横扫秦军的人会是这样的傻瓜呢？

而且，从项刘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项羽也没有必要在宴会上杀刘邦。以项羽的性格，即使要杀刘邦，绝对不可能选择在宴会上诉之以阴谋手段，他是不可能给人留下这样的把柄的，这有损于他一贯的英雄个性，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在战场上征服杀戮刘邦，以当时项羽军队的实力和士气，这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那么，项羽在听到曹无伤关于刘邦“欲王关中”的报告后，何以要说“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呢？这是可以理解的，试想想，项羽带领灭秦的北路军，历尽艰辛，消灭了暴秦的主力部队；刘邦却不废一兵一卒，带领南路军轻轻松松进入咸阳城去摘桃子，真把那个破约定当成了一回事，是谁都会气愤。更何况项羽本来就性格冲动，他当时才二十二岁，一时之间无名火起，一点也不意外。当然，很快他就会冷静下来，他不是傻瓜，在政治上也不是大家想象的完全白痴，他不会真的在这个时候用兵。如果真的第二天要用兵，战略部署、战术安排、人员分配，岂是那么简单的，而在这种战前气氛下，作为重要将领的项伯，又怎么可能溜出项羽的军营而跑到刘邦那里去？刘邦第二天就过来谢罪道歉岂非正是自投罗网吗？事实上，后来楚汉战争打了四年，项羽不说百战百胜，却也是胜多败少，即使最后垓下兵败，那也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败于张良刘邦的背信弃义、阴谋诡计，与鸿门宴没有丝毫关系。

其次，从人物言行来看，鸿门宴的失实也一目了然。

先说刘邦。刘邦是一个非常惜命的人，他会把自己所有的命运全都放在项伯这样一个毫无头脑的人手里吗？如果项羽真要杀刘邦，项伯几句话就能打消他的念头吗？就能让他把如此重要的军事行动立刻取消吗？刘邦凭什么敢于第二天就到项羽的军营中来，他若没有十成的把握全身而退，以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但项伯不可能给他这十成把握，恐怕两成都给不了，然而，刘邦还是来了，这只能说，刘邦并不认为项羽会杀他。他应当是了解项羽的，他相信，以项羽的个性，纵然要杀他，也不会采用这种下作的手段，而只会选择战场上光明正大地征服与杀戮；他也相信，项羽在政治上不会是傻瓜，不会因为杀他而置自己于群雄的对立面；他也相信，项羽根本就看不上他的那一点力量，不会把他作为多大的威胁。刘邦到项羽这里来，不仅不是为保命而来，从后来历史的演变来看，刘邦参与鸿门宴，根本上就是来示敌以弱的，这样才能保住自己关中王的位置。

再说张良。以张良的老谋深算与谨慎小心，他也不可能把刘邦的命运全都押宝在项伯身上。以他对项羽和当时局势的通透理解，他应当也是认为刘邦此去不独无性命之危，反而可以示敌以弱，麻痹敌人，为后来的长时间积蓄力量发展壮大赢得时间和机会。

就情节而言，范增的言行则是最不可信的。范增作为谋士，自然要为主公的政治前途负责，提醒主公威胁所在，为主公分忧解难，是他的本份。所以，他能在众多部将在场的情况下，直接当着项羽的面说“吾属皆将为所虏”，辱骂项羽“竖子不足与谋”吗？倘若范增是这样一个倚老卖老、居功自傲、目无主上的人，他是怎么赢得项羽的信任，被后者目之以亚父的？此其一；其二，作为谋士，他不可能不知道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个人性格来看，项羽都不可能杀刘邦，倘若他连这一点认识都没有，他是凭什么成为项羽手下第一谋士的？其三，倘若他真的很有远见，认定了刘邦是项羽的最大威胁，而项羽又不会也不能杀刘邦，在此情况下，他作为谋士，要为主分忧，他只能自作主张，有一个全盘计划去干掉刘邦，主动承担起责任，让项羽置身事外，不让天下英雄心乱心冷。但在天下共知的鸿门宴这段故事中，范增虽有杀刘邦的远见与决心，却并无一个全盘计划，始则他把杀刘邦的希望寄托在项羽身上，一再示意提醒，这明显是无头脑的行为，倘若项羽真的听从了他，就真真是政治上的大败笔了，他不知道这是把项羽往火坑里推吗？继而在项羽不理会的情况下，让项庄去实施刺杀行动，可在因项伯掩护刺杀不成之后，他却没了下文，只知道在那里生项羽的闷气，直到最后当面辱骂项羽，范增真的如此谋而不忠，虎头蛇尾，推卸责任吗？范增的言行明显与那个辅佐项羽横扫秦军主力部队，帮助项羽成就西楚霸王不世基业的盖世谋臣不合！

真正的范增，如若真想杀刘邦，首先，他不可能把行动寄望于项羽，事实上，他始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这个行动与项羽撇开关系，这只需要最基本的政治头脑；其次，他也不能在宴会上实施行动计划，一则宴会上做这个事无法撇开项羽，二则他有更好的机会，比如在刘邦前来项羽军营或回去的路上伏击，而后还可借为刘邦寻找凶手大做文章，即使天下英雄不相信也只能内心存疑，不大可能有别的行动，毕竟没有证据！其实，最好的机会应当是在不久之后的诸侯会盟——那时，天下英雄聚于一地，范增若想杀刘邦，大可设计混乱局面，且趁乱局派刺客干掉刘邦，那时，有谁敢说此事与项羽相关呢？我想，事实恐怕是，范增与项羽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他可能认为刘邦将来对项羽有威胁，但此非其时，政治上不允许；将来也有大把的机会；同时，他想必也认为刘邦根本就不是项羽的对手吧！

不合理的情节还有几处，比如刘邦借口上厕所，一直到回到自己的军营，这个时间差太长，至少也得两个小时，张良会在营帐外等两个小时才入帐应付项羽范增等人吗？如果范增真有心杀刘邦，怎么可能给刘邦这样从容逃脱的机会与时间？项羽又怎么可能两个小时放着客人不理会，一个人在那里独饮？而且，刘邦那么多人离开项羽的军营回去，又无人相送，项羽手下的人都是死人吗？再者，刘邦好不容易取得了项羽的信任，却如此不告而别，难道他不怕项羽生气吗？另外，张良最后在项羽询问刘邦情况的时候，是这样说的：“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张良是什么人？他有如此白痴吗？既然项羽都已经把怪罪刘邦的原因如实告诉刘邦了，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线人，给自己也给了刘邦台阶，张良却还要说项羽有意督过刘邦，这不是有意招惹项羽吗？更何况，主人在宴会上苦等你两个小时，你却搞出这样无厘头的事情出来，还把责任推给主人，你就不怕主人发怒吗？要知道项羽发起怒来是可怕的，你逃到军营中就安全了吗？我可以消灭你的，距离就这么近，何况你还给了我打你的借口！——张良会如此说吗？他有这么愚蠢不堪吗？

所以，仔细分析太史公笔下的鸿门宴故事，虽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我以为，最接近历史真相的可能是，鸿门宴上始则有些许沉闷紧张，继而宾主尽欢，最后由项羽亲自把刘邦送出了军营。也就是说，历史的真相很可能是：鸿门宴，不过是一场微不足道、无足轻重、再正常不过的宴会。在这里，既无什么人物命运的转机，更无所谓历史的拐点，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上演过无数次的兄弟之间，在互相残杀之前的虚与委蛇。

然而，太史公何以如此写鸿门宴呢？此问题涉及到两种史学追求。中国古代历史学一向是史班共举。史是司马迁，班是班固。不同的时代，这两种史学风格与追求也有着不同的命运，或则史沉班浮，或则班沉史浮。班固著《汉书》，追求历史细节的真实到了殚精竭虑的地步，他绝不采纳一个没有确定性证据的细节，他个人对司马迁的《史记》 评价就不好，认为史迁著史过于浮华失真。也正是因此， 《汉书》 是一部风格极其朴实的书，历史细节几乎无可挑剔，也正是因此，读来极为沉闷。 《汉书》 的长处的确是司马迁的《史记》所缺乏的，司马迁相比于班固，其优势在于史识。他对历史的整体认识，对历史正义的高远追求，是班固所远远不及的。司马迁著史，史实多有经不起推敲之处，其倾向性太强，其激情太盛，但那里倾注着他对历史正义的诉求与超越时代的历史观念的渗透。比如他首创纪传体，表现了他对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认可；比如他为失败的英雄、贫贱的起义领袖作传，视他们如帝王如世家王侯，体现了他不以成败不以地位论是非的历史观，这些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珍视与尊重的。他之所以写出这么一出鸿门宴，也是因为对失败英雄项羽的推崇，他需要一些情节来表达自己的遗憾与忧愤！从而呼唤其内心深处向往的历史观念的普及与历史正义的临在。

我想，过度文学化的《史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主流的天命历史观，恢复了历史人物的尊严，但又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性格悲剧的宿命论泥沼。比如《鸿门宴》 中刘项二人性格的对比，几乎就给人一种认定：项必败而刘必胜。这也是后人认定鸿门宴是历史拐点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史迁不过是在总结两人成败易位原因时，因其看重人的因素，即从他们性格因子中寻找原因，然后，他把自己认定的原因融入到了其历史叙述之中，因项刘两人面对面交锋的史实不多，鸿门宴这个桥段就成了重中之重，被史迁集中描写，精彩附会，却不小心误导了后人。其实，史迁的这种写法不独体现在项羽身上，几乎所有他衷情的历史人物，都是如此。而这种观念先行的写法，一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许多地方史实失真，二则使许多人物的性格多有矛盾而非一般人所认为的丰富（比如项羽），这大约是司马迁本人也没有想到的吧！

无疑，我们既需要对史迁著史不重细节的缺陷有深刻的置疑，亦需要弄清楚史迁如此写史有着怎样让人叹佩的历史观念的创新与历史正义的诉求。国人多以纯文学的视角看待《史记》，所以，少有置疑，多的是认同与感动。我却以为，我们既要以文学的眼光看待《史记》，体会他笔下人物的性格魅力与命运起伏；亦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史记》，在置疑其历史细节失真的前提下，深深感受他对历史正义的努力追求。我想，只有这样，才不负一代史魂司马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