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爱丽丝”小说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世人及批评家的关注。在相关研究领域，人们先后从文学、心理学、哲学、数学、语言学、符号学、历史、医学、影视、戏剧、动画，科幻小说、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等视野去审视和探讨它们，各种理论阐述与发现层出不穷。尽管如此，这两部小说至今仍然没有被说尽，仍然是一个言说不尽的“文学奇境”和“阐释奇境”。事实上，这两部童话小说的多重阐释性来自其深层结构中蕴涵的充满哲思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之具有童真之美和杂糅之趣混合而成的奇特双重性，成为耐人寻味，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本文对两部“爱丽丝”小说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因素进行梳理，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的历史语境去解读“爱丽丝”小说的深层意涵，可以成为认识这个奇异的“阐释奇境”的有效途径之一。

〔关键词〕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小说；阐释奇境；历史语境；双重革命

〔中图分类号〕I0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2-0198-07

〔作者简介〕舒伟，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儿童与青少年文学翻译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天津300384。（一）

两部“爱丽丝”小说的注释者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这样论及“爱丽丝”小说的阐释性：“与荷马史诗、圣经以及所有其他伟大的幻想作品一样，两部‘爱丽丝小说能够让人们进行任何类型的象征性阐释 —— 政治的，形而上的，或者弗洛伊德式的。”〔1〕一个多世纪以来，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创作的这两部童话小说一直受到世人及批评家的关注。在相关研究领域，人们先后从文学、心理学、哲学、数学、语言学、符号学、历史、医学、影视、戏剧、动画，科幻小说、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等视野去审视和探讨它们，各种理论阐述与发现层出不穷。尽管如此，这两部小说至今仍然没有被说尽，仍然是一个言说不尽的“文学奇境”和“阐释奇境”。与此同时，两部“爱丽丝”小说也成为历久弥新的文学艺术创作的灵感之源，出现了众多后世作家以模仿、改写、续写、重写以及影视叙事等形式进行的再创作。批评家罗伯特·波尔赫默斯用“阐释的奇境”来形容世人对卡罗尔作品的评论，他所列举的各种说法包括：爱丽丝故事的作者是维多利亚女王；爱丽丝是一个阳具崇拜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存在主义的女主人公；一个令人扫兴的人；一个性挑逗者；或者说她象征着任何人在置身于一个横暴荒诞的世界时应当产生的反应；有人声称爱丽丝的眼泪池象征着羊膜水，而团队赛跑戏仿了达尔文，这个赛跑嘲讽了维多利亚时代关于白种人的理论；认为两部“爱丽丝”小说可能隐含着“牛津运动” 的历史；它们以寓言的形式戏说了犹太人的历史；“小猪与胡椒”一章是对于儿童大小便训练的描写；白方王后象征着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双胞胎兄弟特威多德姆和特威多迪（Tweedledee and Tweedledum）则代表伯克利主教（Bishop Berkeley）；还有人认为这些故事对于儿童是危险的读物，它们不过是荒诞的文字游戏，与现实世界毫不相干；还有什么卡罗尔是一个隐蔽的同性恋，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精神分裂者，一个恋童癖，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好人，等等。而波尔赫默斯本人认为“爱丽丝”小说涉及到现代生活中权威的危机，读者被卷入其中去解决这个危机。卡罗尔的故事激发了主观性才智的阐释及形形色色的观点，这是因为卡罗尔的开放性文本拒绝封闭的意义；它们始终都是没有最终答案的，是对话性的。〔2〕以下是对两部“爱丽丝”小说蕴涵的重要的深层文化和文学因素的梳理：

①有关“爱丽丝”小说的创作经过，可参见舒伟 《重访爱丽丝的奇境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的启示》（《理论与创作》2010年3期）。1.“洛丽塔情结”

作为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一位数学教师兼牧师，卡罗尔终生未婚，但他一生中又对小女孩怀有特别向往的情感，这使他与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之间具有了某些相似之处。众所周知，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院长利德尔的二女儿利德尔·爱丽丝就是两部“爱丽丝”小说的小女孩原型，正是这个深受卡罗尔喜爱的小女孩促使作者创作出了这两部经典之作。①19世纪50年代初，卡罗尔在牛津大学攻读研究生毕业留在基督堂学院任教，从此就一直工作和生活在牛津大学。在教书和写作的同时，他对于当时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照相机和拍摄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很快就成为一个技术娴熟的业余摄影师。他为不少同时代的文学界名家和社会名流等拍摄了照片，如诗人丁尼生，诗人罗塞蒂及其家人，作家萨克雷，罗斯金，麦克唐纳，等等。有评论家认为，卡罗尔之所以对摄影如此痴迷是因为这是一种对于现实的人际关系的替代（至少就成人社会而言）；认为这可以使他成为一个旁观者而不用置身其中。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这使他能够通过一种令人敬重的方式去结识小女孩。〔3〕事实上，从1856年开始，卡罗尔就因摄影爱好而结识了基督堂学院的院长亨利·利德尔家中的几个小姑娘，从此开启了他与利德尔小姐妹的友情之旅，那一年排行老二的爱丽丝年仅四岁。我们知道，但丁创作《神曲》与少女贝特丽丝有密切关联，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少女贝特丽丝在特定意义上成为激发但丁创作这部杰作之激情的女神缪斯。同样，小女孩爱丽丝与卡罗尔创作两部“游记”密切相关，她在特定意义上成为卡罗尔游历“地下奇境”和“镜中世界”的引导者，成为激发卡罗尔心灵激情的“女神缪斯”。我们可以把这种激情称作精神层面的“洛丽塔”情结，正是这种发自内心肺腑的深情推动卡罗尔创作出两部最杰出的童话小说。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的小女孩爱丽丝通过卡罗尔的童话叙事成为永恒童年的象征。恰如作者在其童话小说的扉页题诗中所言，两部“爱丽丝”小说是作者奉献给儿童，奉献给人类童年的“爱的礼物。”在卡罗尔的有生之年，与天真可爱的小女孩的交往和友谊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推动着卡罗尔通过讲述故事来获得宽慰与满足。他的两部“爱丽丝”小说是睿智的成人意识与天真烂漫的童心的交流，是对于带有缺憾的人生的最美好回忆和补偿。通过讲述爱丽丝漫游地下奇境和镜中世界的童话故事，将流逝的童年和难忘的友情化作永恒的奇境漫游，从而将所有的遗憾和感伤化为一曲咏叹“夏日般童真岁月”的绝唱 —— 这成为作者留住童年，留住美好回忆的最好方式。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综合征”：童话与医学的跨学科对话

在当代医学界，得名于“爱丽丝”童话小说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综合征”（ Alice in Wonderland Syndrome，简称AIWS），在医学临床诊断上用于描述一种少见的引发偏头痛的先兆症状。1952年，C·W·李普曼首次描述了这种“爱丽丝漫游仙境综合征”的症状，但没有给出命名。不久，J·托德（J. Todd）发现这些症状与出现在《爱丽丝奇境漫游记》中的某些情节非常相似，于是在发表于1955年的《加拿大医学会会刊》上的论文中将其命名为“爱丽丝漫游仙境综合征”。在医学诊断上，“爱丽丝梦游仙境综合征”多发于儿童时期，患者的主要症状是时空和身体感觉产生错乱，出现神经学意义上的某种高度迷惑性现象，从而严重影响其视觉感知。用通俗的话语说就是产生幻觉，即感觉和视觉的变形扭曲，最通常的就是感觉外部事物的大小尺寸发生改变，恰如爱丽丝在童话奇境中随着自己身体的缩小和扩大，发现自己所在的外部场所、所面临的动物等产生了巨变。在2011年5月出版的《第七届国际脑血管病高峰论坛论文集》中，有一篇题为“以‘爱丽丝梦游仙境综合症起病的儿童偏头痛一例”的文章。作者这样描述患儿的症状：一名13岁男孩因发作性视物异常6年、头痛1年就诊。患儿7岁开始出现发作性症状，产生教室及家里屋顶低的错觉而蹲在地上。在这个案例中，男孩由于产生了教室及家里屋顶变低的错觉而不得不蹲在地上，这与小女孩爱丽丝跑进大白兔的屋子后发生的情形很相似。她喝了一个玻璃瓶中的饮料而导致身体由小变大，一直到她的头顶住了天花板。她不得不弯下身子，以免把自己的脖子折断了。此时喝进肚里的液体还在发挥效力，爱丽丝的身体还在不停地长高，她不得不跪在地板上。又过了一会，连跪在地上都不行了，她只好躺在地上，用一只胳膊肘顶着门，另一只胳膊则弯着抱住脑袋。就这样，爱丽丝被紧紧地困在了这间屋子里，动弹不得 —— 她认为自己永远也没有机会离开这间屋子了。而在之前，爱丽丝由于手里拿着大白兔的小扇子而导致身体缩小。而那些平常身体比爱丽丝小很多的鸟兽，如鸭子、渡渡鸟、鹦鹉、小鹰、小鸟、螃蟹等，都变得同爱丽丝一般大小。于是爱丽丝与这些身体大小相同的鸟兽们一见如故，成为一起行动的伙伴。童话叙事的情节成为神经医学诊断的专业术语，这无疑是童话文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域对话。

3.文学阐释的奇境

更重要的是，批评家和学者都从爱丽丝故事中发现了丰富的文学意义和耐人寻味的哲理思想，于是它们经常被作为例证为当代各种文学理论所引征、阐释。《牛津文学术语词典》对于以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曼尼普斯（Menippus） 的名字命名的“曼尼普斯式的讽刺或瓦罗式的讽刺”（Menippean satire or Varronian satire）进行解释时指出，《爱丽丝奇境漫游记》就是这一文学形式的最著名的例子。 而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第7版）中对“间接讽刺”进行解释时也提到，批评家弗莱也将刘易斯·卡罗尔的关于爱丽丝在奇境的两部小说归类于“绝妙的曼尼普斯式讽刺。”此外，艾布拉姆斯在“梦幻叙事”这一条目中列举了中世纪的梦幻叙事作品，从13世纪法国的《玫瑰传奇》，但丁的《神曲》到英国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乔叟的《公爵夫人书》和《荣誉之宫》，等等用梦境来表达寓意的作品，同时指出，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奇境漫游记》就采用了梦幻叙事的形式。〔4〕

对于科幻小说史学者，两部“爱丽丝”小说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科幻小说史学者亚当·罗伯兹在探讨二战后的英国科幻小说时就引用了爱丽丝故事中的“毛毛虫”典故。他这样评论说，有些重要作品描写英国中产阶级面临大灾难或重大事件时的状态，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英国中产阶级面临着大英帝国像爱丽丝故事一样从一个世界强国萎缩成了一个毛毛虫大小的国家；〔5〕布赖恩·奥尔迪斯在《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中也论述了这两部小说所蕴涵的科幻文学因素，认为这两个童话故事不但具有深邃的象征主义传统因素，想象，讽刺，玄奥的恐惧，还有对科幻小说中时常出现的“地下种族主题”的重新阐释（这个主题就出现在迪斯累利、金斯利和利顿的作品中）；而故事的叙述使成人读者在一个令人愉悦的表面上逻辑颠倒的游戏后面发现了各种奥妙和玄机。爱丽丝进入其它时空的历险经历，那普通寻常的事物所发生的奇怪变形，又与科幻小说的超现实方面具有相似之处。〔6〕奥尔迪斯还指出，“陷入沉沦和困境的世界”的主题，加上善恶报应的观念，基本上成为一种英国式的不解情结，出现在不同的各类作家的作品里，诸如刘易斯·卡罗尔，查尔斯·狄更斯，S·福勒·赖特，约翰·温德姆等这样的不同类型的作家的作品之中。〔7〕彼得·亨特在其主编的《插图版英语儿童文学史》中提出，漫画家约翰·坦尼尔为《爱丽丝镜中世界漫游记》创作的关于怪兽“杰布沃克”（Jabberwock）的插图预示着科幻小说的怪物异类的出现。〔8〕“杰布沃克”出现在该书第一章，是一首镜中荒诞诗的题目，该诗讲述一个勇敢的少年如何手持旋风剑去斩杀怪兽杰布沃克。批评家把它看做一个可归属于屠怪降魔之文化传统的英雄传奇，认为这个少年英雄可与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英雄卡德摩斯和盎格鲁-萨克逊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中的主人公贝奥武甫等相提并论。1951年，作家弗里德里克·布朗从卡罗尔的荒诞诗提取素材，创作了科幻小说《杰布沃克之夜》（Night of the Jabberwock），作者似乎要表明，“爱丽丝”小说并非虚无缥缈的荒诞故事，而是“现实存在的另一个层面”。

此外，批评家注意到了两部“爱丽丝”小说所体现的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因素。在这一研究领域，罗伯特·波尔赫默斯所做的阐释是比较全面的。他明确提出。人们可以把创造“爱丽丝”文本的卡罗尔称为一个“无意识流动的大师。”正是他的这两部小说“指明了通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道路”。波尔赫默斯列举的受到卡罗尔影响的具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特征的作家和艺术家包括詹姆士·乔伊斯、弗洛伊德、奥斯卡·王尔德、亨利·詹姆斯、弗吉里亚·吴尔夫、卡夫卡，普鲁斯特、安东尼·阿尔托、纳博科夫、贝克特、伊夫林·沃、拉康、博尔赫斯、巴赫金、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许多“20世纪流行文化的人物和氛围”。〔9〕从总体上探究，两部“爱丽丝”小说的确蕴涵着存在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及黑色幽默等因素。

马丁·加德纳将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两部小说《审判》（The Trial）和《城堡》（The Castle）与两部“爱丽丝”小说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的明显的相似之处：发生在《审判》中的情形相似于《爱丽丝奇境漫游记》中无辜的红桃杰克受到的审判；而发生在《城堡》里的情形与《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描写的国际象棋游戏很相似，“那些能说会走的棋子对于棋赛本身的计划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它们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而行动的呢，还是被看不见的手指摆弄着行走。”〔10〕在《审判》中，安分守纪的银行职员约瑟夫·K徒劳无益地穿行在法院黑洞洞的回廊迷途中；在《城堡》中，名叫“K”的土地测量员疲惫不堪地不停地朝着位于高处的城堡走去，但就是无法抵达前方的目的地，甚至无法靠近它；这种恐怖迷离，徒劳无益，欲罢不能的情形和梦幻气氛，可以在爱丽丝进入地下世界和镜中世界后的怪异遭遇中找到先声。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看，“爱丽丝”小说蕴涵的存在主义的生存困境是引发众多现当代批评家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有关英国童话小说产生的历史语境，可参见舒伟、丁素萍“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童话小说崛起的时代语境”（《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4期）。发生在《爱丽丝奇境漫游记》中的那场的审判无疑充满黑色幽默色彩。国王当场颁布的“第四十二条法律”（凡是身高超过一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是针对法庭上身体不断长高的爱丽丝的（这显然对主持审判的国王构成了现实威胁），而且宣称这条法律是“法典上最古老的法律”。这条法律不就是当代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中的那条著名的“第22条军规”吗？约瑟夫·海勒揭示的现代战争环境中的“疯狂世界”具有与爱丽丝所处的奇境世界相似的荒诞特征，只不过第二十二条军规得到详尽的描写和艺术的夸张。小说的主人公尤索林与爱丽丝一样与荒诞的敌对力量进行抗争，但却发现自己无法摆脱那条军规所构成的圈套和罗网。他终于明白，这条军规并不存在，但正是因为它不存在，所以它才无所不在。在《爱丽丝奇境漫游记》中，当爱丽丝向树上的柴郡猫打听附近住着什么样的居民时，柴郡猫告诉她，这里的居民都是疯子。爱丽丝大吃一惊，她当然不愿意跟疯子待在一起（来自现实世界的常识），柴郡猫回答说那可就由不得你了，这里的人都是疯子，我也是，你也是！有理智的爱丽丝当然不认为自己和这只睿智的柴郡猫是疯子，只听柴郡猫不容置疑地说道：“肯定是，否则你就不会出现在这里。”这个如此荒诞却又不无真理的境遇预示着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所揭示的“疯狂世界”的时代特征。海勒表现的现代战争环境中的“疯狂世界”具有与爱丽丝所处的“疯狂世界”相似的荒诞特征，其主人公尤索林与爱丽丝一样要与荒诞的敌对力量进行抗争，只是效果各异；无论如何，那些异己和异化的强大力量在特定意义上是与爱丽丝故事异曲同工的。

此外，两部“爱丽丝”小说的意识流特征是很明显的。在《爱丽丝奇境漫游记》中，爱丽丝为了追上大白兔而一跃跳进了兔子洞。从一开始，爱丽丝在慢悠悠地往下坠落时感到非常孤独，为了打发时间便自言自语地叙说起来，这完全可以看做一个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学生的意识流动。而后，爱丽丝在每次怪诞的遭遇中都要发自本能地进行反思和推断，妙趣横生地呈现了爱丽丝的心理活动和内心独白。当然，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学生的意识流话语带有显著的童话色彩。在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Finnegans Wake）中，诸如“All old Dadgersons dodges one conning ones copying and thats what wonderlands wanderladll flaunt to the fair.”这样的直接提及“爱丽丝”小说作者本名“道奇森”的意识流动话语揭示了“爱丽丝”小说对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的影响。与此同时，卡罗尔在文本书写方面所进行的语言实验在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中得到了重要的回应。两部“爱丽丝”小说中出现了众多作者自撰的词语，出现了作者精心设下的语言游戏，以及对当时流行的儿歌、童谣进行了匠心独具，妙趣连连的戏仿改写。例如爱丽丝在进入镜中屋后看到了一首反写的怪诗“杰布沃克”，爱丽丝本能地感到这首怪诗讲了一个了不起的故事，但究竟是什么故事她并不清楚。诗中那些作者自创的怪词让人感到既怪僻又熟悉，在音、意、相诸方面都富于荒诞之美。至于书中众多的“提包词”（混成词）更是一大特色；在这方面，它们预示着乔伊斯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中进行的语言试验。尤其在《芬尼根的守灵》中，不仅出现了包括所有欧洲语言及中文、日文、梵文等在内的50 种语言，而且出现了作者杜撰自造的6万多新词，其中有一个描写远方传来的雷声的词语长达一百多个字母单位，在语言实验方面堪称登峰造极。

（二）

两部“爱丽丝”小说是在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语境中诞生的。①更具体地说，它们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和儿童文学革命这双重浪潮冲击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两部童话小说不仅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汲取了新思想、新科学带来的巨大能量，而且前所未有地释放出童话叙事的革命性潜能，从而超越了作者的时代，成为历久弥新的童话小说经典。在英国历史上，维多利亚时期既是一个充满创造力和激情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危机和震荡的时代。一方面，迅猛发展的工业化给大英帝国带来日益增强的能量，许多过去难以想象或者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如今都能完成了。重要的变化是，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以查尔斯·达尔文（1809 –1882）的进化论为代表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导致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动摇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信仰基座，引发了维多利亚人的精神危机。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担忧的是，机器时代将摧毁人类的创造力和健全的尊严。当急剧的社会变化和深刻的信仰危机成为维多利亚人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怀念过去和重返童年成为了吸引众多作家和艺术家的追求。文学童话成为众多作家文学表达的途径，客观上推动了维多利亚时代童话小说的兴起与发展。

那么，在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英国，这一背景对于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小说创作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与思想的冲击不仅动摇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信仰基座，而且动摇了英国清教主义自17世纪后期以来对幻想文学和童话文学的禁忌与压制 —— 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化思潮有关童年崇拜和童年概念的观念冲破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加尔文主义压制儿童本性的原罪论宗教观—— 这两种合力为英国儿童幻想文学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从总体上看，在19世纪后期，经过多年的社会迅猛进步和激烈动荡，以及思想观念的剧烈更新和碰撞，巨大的能量被聚集起来。一方面，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思想、新知识和新视野为卡罗尔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新资源；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具有“隐喻性和多义性”特征的童话叙事对于卡罗尔具有特殊的意义。童话叙事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幻想性（非写实性与荒诞性）和美丽动人的故事性。它那亦真亦幻的叙述艺术（设幻为文，以实写幻等），是神奇性（奔放不羁，无所不能的童话想象）与写实性（日臻精湛的小说艺术手法）的完美结合。两部“爱丽丝”小说汲取了维多利亚这个非常年代所积聚的巨大能量，并通过富有弹性的童话叙事的方式将它们奇妙地释放出来。应当看到的是，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新思潮不仅撼动了基督教有关上帝与世间众生关系的不二说法，而且对童话文学创作的想象力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工业革命时期，人类前所未有地用科技的能量改变和征服自然环境，形成了强烈的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而异己的力量和异化现象又成为探索新的未知世界，探寻新的幻想奇境的某种启示。事实上，在“爱丽丝”小说中，从想象的奇异生物到想象的奇异语言，工业革命时期有关进化与变异的视野无疑为作者的想象力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在当时众多石破天惊的科学发现及引发的社会变革深刻地拓展了包括卡罗尔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认知视野，爱丽丝从兔子洞往下坠落时的所思所虑就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于地心引力的推测（刘易斯·卡罗尔本人还曾设想过利用地球重力作为能量来驱动火车行驶）。爱丽丝在地下世界经历了多次身体变大和缩小的过程，这被认为反映了那个时代出现的令人震惊的“宇宙膨胀论”和“宇宙消隐论”。

如果说，在新的科学思想前所未有地冲击和动摇传统宗教思想之际；在工业革命的技术和成果导致社会功利性物质主义盛行这样一种双重精神危机的状态下，童话故事对于维多利亚人应对精神危机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和意义，那么卡罗尔的两部“爱丽丝”小说通过童话叙事书写童年，通过小女孩爱丽丝在奇境世界和镜中世界的经历革命性地拓展了传统童话叙事的“童年的反抗”这一主题。作者将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小女孩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这首先就具有革命性的时代意义。一方面，与地下世界和镜中世界的荒谬力量相比，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学生代表着理性和常识；另一方面她又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力，而且保持着绝假存真的童心，体现出容不得任何歪理的批判精神，所以她敢于质疑地下世界和镜中世界的荒诞逻辑和规则。一开始，爱丽丝对于身处其中的荒谬世界的种种遭遇感到非常震惊和困惑，但她没有退缩，而是鼓起勇气，夺路前行，执意要抵达那个难以企及的美丽花园。爱丽丝对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进行了判断和反思，也表达了她发自内心的愤慨 —— 这种愤慨的表露就是象征意义上的童年的反抗，是主人公对于成年人让她遵从的教训和常规的挑战。在地下奇境和镜中世界里，爱丽丝整合自我和寻求安全感的经历也是她与强势而荒谬的成人世界发生激烈碰撞的过程。通过爱丽丝的质疑，作者象征地表达了激进的思想观念，并且以幻想文学的方式对英国的政治和社会话题，包括党派活动，司法制度，审判程序以及教育问题等进行了激进的审视。凭借常识和批判精神，在象征的意义上，爱丽丝敢于运用理性逻辑来驳斥荒谬的国王，并挺身反抗专断暴虐的王后，以及在众声喧哗的宴会上怒掀餐桌台布，以制止“害群之马”的狂闹，表明小女孩质疑和颠覆的是所有装腔作势的权威和压抑性的荒谬规则，通过狂欢化的童话叙事述说了“童年的反抗”这一诉求。

从另一层面看，“爱丽丝”故事在特定的象征意义上隐射了维多利亚时期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精神危机，以及摆脱危机的努力。维多利亚时期是一个让英国人倍感自豪的黄金发展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危机的动荡年代。重要的是，人们传统的思想信仰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随着达尔文的进化论等激进思想的传播，传统的思想观念遭到沉重打击，信仰的危机引发了思想混乱；人们的道德水准在物质主义和实利主义盛行的状况下开始下滑。当“信仰之海”退潮之后，原本光明灿烂的世界褪去了梦幻般的色彩。大多数维多利亚人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由精神信仰危机导致的迷茫和痛苦。工业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社会变革，也导致了人们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这种变化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隔绝，而且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出现了隔绝。人们可以大体上把维多利亚人经历的隔绝归纳为三个层面：精神信仰层面；物质生活层面；与大自然的异化关系层面。这种隔绝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精神危机，人们不得不重新寻求自己与自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定位，重新寻求对自己的界定。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人类究竟是神的造化，还是猴子的后代？或者用布赖恩·奥尔迪斯的话来说，在社会巨变和进化论的冲击下，人类的身份特质问题成为一个最让人惶惑和激动的问题：人类究竟是一种衣冠走兽呢，还是本性退化的猿猴？究竟是从古至今漫长岁月的结晶呢，还是自然界的一种灵长而已？〔11〕这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普遍产生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以及以隔绝感为特征的异化现象。凡此种种，当急剧的社会变化和深刻的信仰危机成为维多利亚人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当过去的经验被阻断、隔绝，原有的认知系统无法做出解释时，维多利亚的敏感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不得不致力于建构新的认识体系，并开始寻求应对危机与迷茫的途径。这种情景和应对同样象征地折射在爱丽丝的奇异经历当中。

在第一部“爱丽丝”小说中，初到地下世界的爱丽丝出现了一个自我迷失的精神危机，面临着找回自我、重建自我的艰巨任务。爱丽丝在掉进兔子洞后感到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变得稀奇古怪，难以理解，而且“越来越奇怪了！”她怀疑置身于地下世界的“我”变成了另一个人，于是开始在记忆中搜索自己所认识的，与她同龄的伙伴，看自己是否变成了她们中的哪一个，是艾达呢，还是梅贝尔？她接着又试图通过做乘法练习，检查地理知识，背诵小学课文中的儿歌等方式来进行检测和判断，试图弄清自己到底是谁。但她的努力并没有奏效，危机感进一步加强了。在她的身体几经变大变小之后，爱丽丝产生了深深的疑惑：“我到底是谁？”这个疑惑也来自毛毛虫的当头棒喝：“你是谁？”对毛毛虫的喝问，爱丽丝回答说她已经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我还知道自己是谁，可打那以后我已经变了好几回了。”此时的爱丽丝已明显感到自我的迷失：“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为了说明这一点，她对毛毛虫说，当你在不得不变成一条蝶蛹的时候又变成了一只蝴蝶，你就会有所体会，就会产生那种古怪的感觉了。但毛毛虫却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接着又轻蔑地问道“你是谁？”面对毛毛虫的逼问，可怜的爱丽丝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事实上，她的境遇象征着维多利亚人在巨变和动荡的年代里与习以为常的过去岁月的隔绝：“我以前记住的事情现在都想不起来了。”这尤其体现在爱丽丝之前能够背诵的儿歌童谣全都不由自主地发生了变形。不过这些变形的歌谣更具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意义上的荒诞性和趣味性，象征着爱丽丝建构新的认识体系，以寻求应对危机的努力。在经历了自我身份迷失之后，爱丽丝在引导者（如对她提出忠告的毛毛虫，为她点评这个怪异世界的鹰面兽等）的指点下，整合了几近迷失（裂变）的自我人格，勇敢地运用现实世界的理性逻辑来驳斥荒谬的国王，并挺身反抗专横残暴，无法理喻的“砍头癖”王后。爱丽丝的经历象征着主人公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与异己力量进行的抗争。作者以一个天真的小女孩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以她在地下世界和镜中世界的一系列似真似幻的经历表现了童年的反抗这一主题，折射了维多利亚时代复杂而微妙的情感，以具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特征的童话叙事表达了这个时代充满矛盾的希望和恐惧。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两部“爱丽丝”小说与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革命的关联。英国童话小说是儿童幻想文学在维多利亚时期儿童文学领域两极碰撞的格局中兴起的 —— 一极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遵循“理性”原则的说教文学创作，另一极是张扬“娱乐”精神的幻想性文学创作。正如哈维·达顿（F.J. Harvey Darton， 1978-1936）在《英国儿童图书：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史》中指出的，在英国，儿童图书一直是一个战场 —— 是教喻与娱乐、限制与自由、缺乏自信的道德主义与发自本能的快乐追求之间的冲突。〔12〕从17世纪后期以来，英国清教主义对于幻想文学和童话文学采取的是完全禁忌与压制的态度。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坚持道德训诫与理性说教的儿童图书在英国一直仍然是占压倒优势的主流趋势。而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张扬想象力和幻想精神的创作倾向在工业革命以来的新思想和新变化的激励下，在欧洲经典童话的英译运动的推动下，冲破了根深蒂固的说教文学的藩篱，为英国儿童文学迎来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而两部“爱丽丝”小说正是引领这个黄金时代的扛鼎之作。从总体上看，这两部小说具有激进的革命性和卓越的艺术性，不仅是对维多利亚时期恪守理性原则的说教性儿童图书创作倾向的激进反叛与颠覆，而且是对包括欧洲经典童话（法国贝洛童话，德国格林童话，丹麦安徒生童话等）在内的所有传统童话叙事的突破和超越。这种突破和超越就在于作者在文学童话创作领域开创了从传统童话的模式化和确定性走向对话性和开放性道路，为传统童话文学增添了全新的蕴涵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因素的叙事特征。卡罗尔用平常给孩子们讲故事的口吻，用亲切自然的语气讲述爱丽丝在地下世界和镜中世界的经历，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不可思议的奇遇，梦魇般的经历，难以理喻的荒诞事件和滑稽可笑的人物和其他角色，包括最出乎意料的怪人（疯帽匠、公爵夫人、乖戾的棋牌王后与国王，等等）、怪物（怪物杰布沃克）、怪动物，等等。

总体上看，一方面，就英国儿童文学“两极碰撞”的格局而言，作者通过卓越的童话游记故事，通过爱丽丝在充满荒谬怪诞气氛的“存在主义”地下世界和镜中世界进行的寻觅与抗争行为，通过她的意识和无意识活动，通过她的反思和愤慨来颠覆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说教文学，确立了英国儿童幻想文学的艺术品位。另一方面，从哲学的意义上，作者通过描述爱丽丝在荒谬怪诞世界所进行的反抗威权，摆脱精神危机，重塑自我认同的行为，将传统童话的深层结构（乌托邦精神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及其隐性象征表达转化为直接的现代和后现代思想理念的自由表达。这些表达包括具有深邃心理意义的梦幻叙事、各种逻辑颠倒的奥妙和玄机、悬疑重重的迷宫、文字游戏、黑色幽默、精神分析因素的显现与意识流话语的运用，以及将传统童话主人公面临的“生存的困境”转化为“存在的悖论”。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杰克·齐普斯在阐释童话的乌托邦精神时说：“无论是古老的民间故事还是新的童话故事，使它们获得勃勃生机的原因在于它们能够以象征的形式包含人类未能实现的愿望，并且投射出实现它们的可能性”。〔13〕对于两部“爱丽丝”童话小说，它们投射出的正是摆脱人类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危机和困境的可能性，以及以象征形式表达的希望改进现实生活的美好愿望。而且，正是那些蕴涵在活泼清新的童话叙事中的开放性的，而且充满哲思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学因素造就了两部“爱丽丝”小说奇妙的阐释性，它们能够激活人们的心智和想象，使之成为跨越儿童文学领域的言说不尽的经典文本和“阐释奇境”。

〔参考文献〕

〔1〕〔10〕Gardner， Martin. The Annotated Alice：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by Lewis Carroll. The Definitive Edi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0， p.xiv. p.xxi.

〔2〕Polhemus， Robert. M.. “Lewis Carroll and the Child in Victorian Fiction”. 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Ed. John Richett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602-603.

〔3〕Carpenter， Humphrey. Secret Gardens： A Study of the Golden Ag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5， p.51

〔4〕M.H. 艾布拉姆斯. 文学术语汇编〔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71.

〔5〕Roberts， Adam.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210

〔6〕〔7〕Aldiss， Brian W. and Wingrove， David. Trillion Year Spree：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London： The House of Stratus. 2001， pp.109-110. p.117.

〔8〕Hunt， Peter. ed. Childrens Literature，An Illustrate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42.

〔9〕Polhemus， Robert. M. “Lewis Carroll and the Child in Victorian Fiction”. 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Ed. John Richett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pp.581-582.

〔11〕Aldiss， B. and Wingrove， D. Trillion. Year Spree：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London： The House of Stratus， 2001， p.vi.

〔12〕Darton， F.J. Harvey. Childrens Books in England： Five Centuries of Social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p.1958， pp.v-vi.

〔13〕Zipes， Jack. Breaking the Magic Spell： Radical Theories of Folk and Fairy Tales.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2， p.157.

（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