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周刊》是我人生的基石。在我离开的近十年中，不管我是否愿意承认，我都无法回避地发现，我事业中哪怕是再微小的成就，都会溯源到周刊时期。《齐鲁周刊》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站，也是迄今为止最久的一站。我经历了周刊最初的7年，这7年也是我人生中最激扬的7年，似乎所有有关青春、理想、奋斗的词汇都可加诸其中。

周刊的孕育、诞生，我是一个亲历者、见证者，这是一份人生的幸运和荣耀，始终深埋在我的内心。记得1999年的6月份，我们一行人陪同张慧萍社长前往广州考察南方报业。彼时，《齐鲁周刊》创刊在即，但究竟要办一份什么样的周刊，在内部依然有很大争议。那次南方之行，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一是我在飞机上俯瞰到壮观的南国的云海，另一件则是张慧萍社长和报人关键的长谈。关键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始人、首任主编。他于1995年3月创办南都，一年后，他曾心酸地写道：“（南方都市报）一直以省内刊号周刊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步履维艰，磕磕绊绊，连生存也成问题，更不要说大展拳脚了。”没有正式刊号的现实像极了《齐鲁周刊》的前身《东方讯报》。若干年后，当再次回想起当年他们长谈的细节，我才醒悟到，可能张总从关键那里所收获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办报理念，也不是经营技巧，而是她自身理想主义的巨大回响——她从关键的经历中找到了她心中理想的共鸣。我们拜访之际，关键正凭借一个报人的理想和满腔的热血，带领南都走向中国报业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