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丛丛

一部《归来》，将陈道明身上的30年代知识分子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陈道明坦言，他的一生，受到两个人影响：一位是他父亲，一位是钱钟书。谁是陆焉识？从钱钟书到陈道明，再到严歌苓的祖父，几代知识分子型男人的品行勾勒出某个年代的中国士子之气。

在书香面前突然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1989年，陈道明在《正大综艺》的主持人与《围城》的男主角中，进行了一番权衡，最终出演了方鸿渐一角。

电视剧拍摄完毕，已经到了1990年的深秋，剧组专门给钱钟书先生送了份录影带过去，请他把关，提意见。此时的陈道明自觉有些浮躁，又想知道钱先生对他在电视剧中塑造的方鸿渐形象的意见，于是连连上门。

陈道明不仅拿了本精美纪念册，请钱、杨俩先生题字留念，还带了一台便携式摄像机，小小的镜头下，钱家四白落地，水泥地面，旧写字台、旧沙发，没有一件家用电器，唯一能听见响的就是药锅子，时不时“嘣”响一下。

钱钟书穿着灰色羊毛开衫，笔挺的西裤将他们引至书房，对《围城》赞不绝口，“现在这件事弄得很神气，弄得我们院里全要找我提供带子。”

电视剧中并非没有漏洞，钱钟书对此颇不在意，“《红楼梦》里探春挂的唐人写的对联，唐朝哪有对联？《镜花缘》里写武则天的自鸣钟‘当当直响，唐朝哪来的自鸣钟？莎士比亚戏里的钟上有罗马字等等……不足为怪，莎士比亚还是莎士比亚。

陈道明一共与钱钟书先生聊了三次天，他形容在钱钟书家顿悟的过程，“你可以在他家里闻到书香，在他们家可以感到安静，你在他们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从容，真实。你突然感觉，你在文化人面前狗屁不是。我是那个时候开始学会思考自己在这个职业当中，到底应该怎么存在才算是正常人。”

从严歌苓祖父到陈道明：

陆焉识是中国精神的侧影

在《归来》的前三十分钟，陆焉识是在逃的政治犯，在粘稠湿润的大雨夜，披着雨披站在自家门口，一遍遍的敲响沉重的木门，等待二十年未见的妻子巩俐扮演的冯婉瑜开门。门内冯婉瑜左右彷徨，咚咚咚的声响一方面代表着丈夫的归来，另一方面，则是一场无奈的灾难。

这样的等待，陈道明并不陌生。

他的父亲陈宗宽，毕业于燕京大学，一直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文革时，与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运动、牛棚、五七干校等“标准程序”。

“那个时候，一听见敲门，就想是不是抄家来了，能不恐惧吗？我清楚地记得，‘文革抄家最凶的时候，晚上十点，‘哐、哐、哐，我们家大门响，就听见母亲说了两个字：‘来了。一句‘来了，家就被抄了。”

“陆焉识是我演过的数十个人物中，跟我生活距离最小的，唯独这个人物是我可以体验着来的。”父亲当年的紧张、惶恐、叹息，都在他的记忆里，同陆焉识重合在一起。陆焉识所有的造型均有眼镜，他在里面挑了个最像父亲戴过的。

事实上，陆焉识的确拥有原型——《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陆焉识取自于严歌苓的祖父——一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可以让你产生距离的贵族气。

在这个角度上，陆焉识似乎具有了大众意义，在个体层面上，表述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成为那个年代的人物标本。原著作者严歌苓不惜赞叹之词，称陈道明很像小说的原型——她的祖父。陈道明说，“从小处说，演这个戏是纪念我的父亲；往大里讲，是致敬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恰是此意。

杨绛的“归来式情书”：

每个干校都有一个陆焉识

有人将《归来》的后80分钟，形容为严肃版的《初恋50次》+中年版的《爱》+活人版的《人鬼情未了》。

不工作、不放弃，爱情在陆焉识细微的举动中，在《渔光曲》的余音中，一点点渗漏出来，直至陆焉识在西宁写在烟壳纸上密密麻麻的信寄来，成为两人爱情的见证。

信件成为陆焉识与已将他遗忘的妻子冯婉瑜之间，唯一的联系方式。他对着她读着西宁的见闻，“当我们看到小马驹挣扎着站在开满黄花的草地上，我们感觉春天真的来了”。

这不由让人想起曾经靠着鸿雁传书，与妻子杨绛互通音信的钱钟书，他那时候写的是，“没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结婚这事我没想过和别人。”

当年钱钟书留学海外，回国后辗转昆明、蓝田、上海等地工作，全靠书信与人联系。杨绛说，“钟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

杨绛随一些老知识分子下乡锻炼，钱钟书便每日一信，如同陆焉识一般，字小行密，“情意绵绵又生动有趣”。即使在“文革”下放干校期间，他一有空就写家信。杨绛在《干校六记》中感慨：“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

只可惜杨绛笔峰一转道，“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几封。”那股子无奈，同陆焉识试图唤醒冯婉瑜，每每失败后的悲痛，与邓拓的《与妻诀别书》重合在一起，成为文革里老知识分子们的通感。

“山东陆焉识”的多重命运——

王氏家族的家国叙事

诸城相州王氏，在现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政治上是一家三党，王翔千、王尽美是山东共产党的创立者，王乐平、王立哉是山东国民党的元老与创始人之一，王叔铭后来成为台湾国民党的空军总司令；文学上也出现了一家三派：五四老作家王统照，红色作家王希坚、王愿坚、王力，诗人臧克家，台湾作家姜贵（王意坚），相州一度被称为“作家村”。

王氏家族的文人们，政治倾向相异，时间、空间跨度较大，有意无意中在文学上呼应唱和，20世纪的大江大海，像一道伤疤，隔开了一个家族的文脉传承。

□苏杨

王统照的独立人格

提到王氏家族的文脉，首先要大书特书的是王统照。他是与茅盾齐名的大作家，是王氏家族后来的一系列作家的“鼻祖”。endprint

作为一个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为人生的艺术家，王统照始终与自己家族热心政治的子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与王翔千是同族兄弟，两人曾一起吟诗赋词，王统照每次回济南，总是住到王翔千家里。而国民党那边的王乐平比他晚一辈，亦交谊深厚。但他在大动荡的年代，从未加入任何党派，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

那个政治汹涌的年代，王统照是极少能保持自己独立身份的知识分子之一。长篇小说《春华》，他没有选择党派鲜明的人物为主人公，而是选择了动摇彷徨的知识者王志坚为头号主人公。他看到的不是革命激情的高蹈与浪漫，而是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的流血牺牲的不可避免，是战争的发动者“拿破仑”会被当作英雄来崇拜。《春华》发表于1936年，就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未来革命的走向。

整个20世纪，我们听到的多是知识分子为各党派代言的声音，却很少能听到知识分子自己的真声音，而由王统照，我们终于能听到知识者自己的声音。

“反右”前夕的1957年，王统照病逝于济南。

王愿坚、姜贵：

两兄弟陌路天涯

王愿坚和姜贵，比王统照晚一辈。

王愿坚，斐声文坛的红色作家，多少人的中学时代是读着他的《七根火柴》、《党费》长大的，他编剧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曾照亮一代人的青春梦想。

姜贵，本名王意坚，1937年参加国民党军队，后为汤恩伯总部成员。1948年全家到台湾，1980年逝世。一生著有二十几部长篇小说，其中《旋风》、《重阳》较著名。学者夏志清说：“《旋风》实在是中国讽刺小说传统——从古典小说到近代作家如老舍、张天翼和钱钟书——中最近一次的开花结果。”

有人说，《旋风》可与大陆杨沫的《青春之歌》有一比拼，不过两者是左右相悖、红白得间，反着个儿来的。

王氏兄弟两人各自走上的不同的人生道路与一个人密切相关，那就是山东的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们的六伯父王翔千。姜贵少年跟着王翔千在济南上学，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就参加并目睹了他们的早期党内活动，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是同班同学。

姜贵曾被王翔千派到王家的另一支、国民党人王乐平等在青岛创办的胶澳中学读书，原本希望他在国民党那边看看光景，做个卧底，没想到他趁势加入了国民党一边。

如果说，王翔千对姜贵进步的强烈要求加强了姜贵的叛逆心理，最终把他推向国民党阵营的话，那么他和他的革命思想却是牢牢吸引住了王愿坚。

1944年7月，年仅15岁的王愿坚参加了八路军。从此，王愿坚再也没离开过部队，最终以军人的身份盖着党旗去世，忠心耿耿地为父辈的理想奋斗了一生。

抛开争执之后的人性书写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王翔千的儿子王希坚。王希坚走了一条和王愿坚类似的道路，作品关注新中国社会的变迁。我们看到，王统照之后的一代，被明确分为了两派，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有人说在今天，我们只有借助姜贵才能读懂王愿坚，而借助王愿坚，我们也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姜贵。

值得一提的是，姜贵在台湾、在写作中，经常处于的是对过去的、故乡亲人的怀旧中的孤独感。他生活并不如意，晚景极为凄凉。

而王愿坚也在历次的运动中备受磨难，在土改时，山东极左的土改政策，不管他伯父是共产党创始人，因为他们是地主出身，他的父亲王振千就被扫地出门，姐姐被剃成阴阳头游街。其后几乎历次政治运动，王愿坚都没逃过挨斗的命运，《七根火柴》为什么没写成“八”根，都会给他带来一场厄运，地主黑五类的身份在文革中使他受尽劫难，因之性格更为内敛谨慎，噤若寒蝉。

王愿坚的女儿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有一个伯父在台湾，她说，要是早知有这么个伯父，我当兵或其他的前途可全都完了。也许正是他们的互相“不知”，成为那个特殊年代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特殊方式。

其实，与其说姜贵是反共，不如说他是反对伯父王翔千，而那个年代，反抗父权正是“五四”以来青年人的重要思想潮流。只是因为自己出身于历史旋涡中的政治家族，使他的小说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政治色彩。而他小说里的共产党员，不但正派，而且高尚，是台湾那个年代难得的为共产党员的正名。其实，他更多的是一个自由色彩较浓厚的怀旧、怀乡作家，一个充满着离乡游子的苦闷情愫的知识分子。

就这一点而言，在这个家族里，姜贵难得地传承了王统照的衣钵，将文学与人生紧密结合，书写一个时代的悲剧。就这一点而言，政治、海峡隔开了距离，却没有隔开人性的光辉，以及对命运的书写。

（本文参考王瑞华著《隔海相叙：王统照、姜贵海峡两岸的家族写作》、《相州王氏兄弟作家的两岸人生》等。）

■延伸阅读

张东木、苗海南的悲情岁月

张东木：资本家、副市长，更是神采飞扬的运动员

说起曾经有过的万贯家产，晚年的张东木哈哈大笑：“我现在有的就是工资！一个月2070，扣除水、电，到手的大概有一千七八。”

从资本家到建国后济南最早的副市长，又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到政协副主席，张东木的经历大开大阖、跌宕起伏。

回忆解放初那段时光，张东木语气中透着自豪：“我这个副市长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副职不一样，有实权，当时就两个副市长，我分管全市的工业。到哪个单位说起话来也是掷地有声。”

时任市长谷牧给张东木配了名挎着盒子枪的警卫员，他自己买了一辆美国吉普车，带着警卫员全市跑。市里要给他配公车，他不要，说：“我又不开车铺，要这么多车干什么？”

朝鲜战争爆发后，张东木捐献了一架飞机，是山东省以个人名义捐献飞机的第一人。“全市工商业者要完成13架飞机的捐献任务，尚有一架‘经理号战斗机缺款5亿元（旧币），有的同志主张再在工商界做一次动员，我当即表示：‘不要再叫同仁们麻烦了，这5亿元由我来承担。”张东木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道。endprint

对张东木来讲，资本家也好、副市长也好，固然得意，但从内心深处更得意的，却是当年神采飞扬的运动员生涯。

1997年香港回归，85岁的老人豪兴大发，组织了一场家庭篮球赛。此时，老人一家已是三十几口人，四代同堂。他让第二代和第三代对垒，自任啦啦队长并于赛前亲自上场示范，投篮准确率令儿孙目瞪口呆。

遥想当年，在济南一中上学时，张东木曾获1929年的济南市800米和1500米冠军，第二年代表山东省参加了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1930年以后，张东木到北平汇文中学读书，是篮球队、足球队、田径队的佼佼者。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上，他一人独得4枚金牌和一枚铜牌并获径赛个人总分第一名。第二年，天津《大公报》将张东木评为200米和400米全国十杰之一。

苗氏家族的资本避风港

一个家族的商业传承，汇聚了各色人等的力量源泉，和当年的荣氏家族类似，苗氏家族创造了他们的辉煌。同时，他们也一直在寻找一个能让他们安静避风的港湾。

和张东木类似，苗海南同样是“商二代”，同样外出求学，同样临危受命，在民族危机和国内动乱双重打击下，在带领企业走出困境的过程中同样历经磨难。而在建国后，他们两个人同样作为“红色资本家”步入政坛，苗海南担任山东省副省长，张东木担任济南市副市长。

40年代后期，企业经营几近破产。1948年5月间，苗海南去了一趟台湾和香港，也想把工厂迁出。两地同样满目疮痍，市场萧条，遑论建厂的投资环境！加上对国家故土的眷恋，终使他从香港返回了上海。

建国后，苗海南曾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山东省副省长等职。

女儿苗淑菊说：“父亲酷爱收集名人字画，尤其到了晚年，对字画简直达到酷爱成癖的地步。”苗海南收藏了不少珍品，原准备在他百年之后捐给博物馆，而这也埋下了灾难的种子。1966年，他以沉重、困惑和自责的矛盾心情顶着文化大革命狂风暴雨的冲击。“革命闯将”冲进他的卧室，一把扯下挂在墙上的名画，付之一炬。他躺在病床上心痛欲裂：“不要撕，这是国宝，送博物馆！”屋里古瓷器被砸得支离破碎，屋外焚烧字画的黑灰飞扬，一直烧了两天两夜。

1966年10月3日， 63岁的苗海南病故。

郑念：一个时代的“生死劫”

福楼拜说过：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郑念原名姚念谖，1915年生于北京，后留学英国。1955年，郑念继其夫任职上海壳牌石油公司并担任英国总经理助理，直到“文革”爆发。郑念被控为间谍，关在监狱6年。在这段长达六年半的监牢生活中，世人看到，一位优雅、坚毅、机敏、高贵的女性，如何坚守底线，维护自己生而为人的尊严，以及心中不可折损的现代价值。

□棋钧

“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

1957年，郑念在丈夫去世后，继其夫任职上海壳牌石油公司并担任英国总经理助理，正是这段英背景，让郑念陷入被迫害。1967年9月，她被抓进第一看守所，并开始了长达6年半的监禁时光。

通过狭长而昏暗的过道，郑念被关在一间小黑屋里，孤身一人。对生命的热爱，曾让她专注于一只蜘蛛结网的过程，并对生命的伟大与美丽发出赞叹；外出放风时，她曾在杂草与白花身上感悟到生命的高洁与不屈……

她时时提醒自己要乐观，在狱中自创一套徒手操，从头到脚活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她还把在脑海深处沉睡了几十年的诗句再挖出来，感悟从牢狱中的残酷现实进入了美和自由的境地。

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等暴刑轮番拷打，以致遍体鳞伤，内外交困。不过每次如厕后，她都强忍疼痛，用被反铐勒的血肉模糊的双手，拉上裤子的拉链，怕露出里面的底裤；曾有人劝她用嚎哭来引起恶势力的怜悯，她说，“我实在不知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入狱后她庆幸丈夫早已离世，不用面对这“太不文明”。

在那里，尽管身体被拷打的满目疮痍，但拒不承认任何加注其身的“莫须有”罪名。面对审问，她用毛主席语录应对，不卑不亢为自己辩护，这让审讯人恼羞成怒。出狱时被以“泄露粮食供应情况”定罪，她要求政府承认错误、登报道歉，否则拒不出狱。

最后的贵族：在美国，依旧是个上海人

2009年郑念去了，她生前的照片当天被美国《时代周刊》等大报刊登。照片上郑念花白头发，珍珠耳钉，端庄美丽、文雅明潋、清瘦慈穆。

从1949年至1980年，郑念在上海生活了近30年，入狱前和女儿住三层洋房，有厨师、花匠和保姆。

在美国，65岁的郑念，过得优渥充实，她在华盛顿高尚住宅区购有二房二厅四个浴室的180平方米公寓，布置得十分有品位，满屋是书；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

1973年出狱后，郑念被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号的二楼居住，典型的欧式建筑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和一个小小的汽车间广场，曾号称“外国弄堂”，后改名为“太原小区”。在朱大可的记忆中，1973年到1977年的外国弄堂里，经常走出一位风姿卓越、衣着华贵的“女子”，“她拒人千里而又沉默坚定的气质让人印象深刻，而孤寂又高傲的表情让人不忍去琢磨……”

“1980年9月20日，我告别上海……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的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乃至楼内我办公室的窗口……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祖国……”离开上海前夕，她将从红卫兵手下庇护下来的明清瓷器，无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在她的青春、她的事业、她满腔的中华热血、她对未来的殷切期望都无私地献给了她生活37年的上海后，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在华盛顿西北区的公寓里，她用英文写下了一座城的回忆——《上海生与死》，这本自传式的回忆录，让世界了解文革真相。

一个知识分子的困惑与忧愁：我唯一的女儿去了

入狱前夕，晚上9：00，参加完演出的女儿梅平回到家中，淘气地和陈妈开着玩笑。对于梅平，郑念一直深感愧疚，1949年郑念夫妇回国，把有外国籍的女儿郑梅平带回中国，以此可全家为这个新中国效力。澳大利亚出生的梅平自小英文流利，在少年宫就开始接待外宾，还是市女子划艇队队长，弹得一手好钢琴，被选拔进上海电影学校表演系。

然而这个在解放后长大的女孩，因家庭背景问题，一直得不到学校的公正待遇。入狱后，郑念最担忧的就是女儿梅平。出狱后，已经快六十岁的郑念得知梅平跳楼自杀了，作为母亲的郑念绝不相信女儿是自杀，让政府调查无果。1989年，郑念告诉前去拜访她的作家程乃珊，上海亲人已将梅平的骨灰带出来了，她要携她去夏威夷海葬。中年丧夫复丧女的郑念曾这样说：“对我女儿的死，我不能理解，也不会平静。但我不得不日复一日地活着，再也得不到她”，人生至痛，莫过于此。

至于为什么海葬梅平，她说：“是因为太平洋通中国，海水会将她带回上海。”讲到这里，她有点哽咽，但又说，她已在遗嘱中交待，自己死后骨灰同样撒入太平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