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平

今年3月，在备受国内外舆论关注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77次出现的“改革”凸显了深化改革的主旋律，两会期间“保舌尖上的安全” “向污染宣战” “养老并轨”等十大民生热词，更让人们看到了美好生活的希望。

要让“寒门”多出“贵子”

近二十年来，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占比从三成跌至一成，清华大学的农村生源已不足两成。目前，清华大学在校生中学费、伙食费都难以负担的贫困生比例为10%，只是难以负担学费的贫困生约为22%～23%。在十大民生热词中，“寒门多出贵子”跻身其中。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出现的“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使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的政策提法，意味着出自“寒门”的学生多了跃入“龙门”的机会。

“我们的圆梦计划，是专门招收贫困地区农村生源的，已经实施了两年，效果很好。”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说，今年圆梦计划会继续扩大招生。

“我们招收贫困地区学生人数近年来稳步增加，今年再增加10%以上问题不大。”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表示。

新增10%的指标将投向哪里？陈吉宁回应，将主要投向西部地区，2013年清华大学招收的新生，有28.1%来自西部地区。陈雨露回应，将继续向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老少边穷地区投放指标，今年准备扩大到一些发达省份贫困县的农村学生。

是否会降低分数线录取？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认为，降分录取不应当是高考的选拔方式。如果录取了某个贫困地区分数低的学生，他入学后与其他地区分数高的学生有很大差距，一起读书是不合适的。所以，在眼下把指标向贫困地区倾斜的同时，仍然要严把分数关，同时还需要提升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让贫困地区学生在高考中的竞争力有所提升。

会不会产生“高考移民”？怀进鹏说，如果招生政策只是向贫困省区整体多投放录取指标的话，“高考移民”就有可能产生。因此具体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到这些附加的可能性。毕竟，高考最重要的是公平，应做到一视同仁。

如何防范身份造假？为了确保贫困生源的真实性，清华大学对报考该校的贫困生，会一一到当地核实。中国人民大学实施的圆梦计划，则要求贫困学生的家庭情况在录取后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管住招生中的“蔡处长”

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违纪违法接受中纪委调查，引发民众对高校自主招生公平性的质疑。两会代表委员坦言，高考招生部门中的“蔡处长”，如同害群之马，只有真正管住“蔡处长”，才能化解自主招生的信任危机。

“这需要高校和中学两方面合力，即高校要尽快建立透明的自主招生评价标准和违规处理办法，中学要尽快建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诚信监督办法。”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认为，两者结合才能让自主招生在阳光下进行。

高校自主招生于2003年在全国启动，其中首批试点高校有22所。这项政策的初衷是通过高校自主考试，选拔具有超常创新和实践能力，或者有特殊才能、综合素质名列前茅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些学生可以在高考前先通过自主招生考试并与高校签订协议，参加高考后，可通过低于高校指定分数线以下若干分进行录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主招生10年来一直受到种种质疑。

“目前的自主招生过程，校方处于强势地位，一方面把自主招生变为抢生源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制造权力寻租空间，只要有行政人员参与，就难免权力寻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这样诠释自主招生导致腐败的症结。

“希望坚持自主招生改革的方向，制定科学的招生办法，并向社会公布，做到公开化、法治化。”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建议，还可以邀请家长、社会人士和专家组成第三方的监督机构，以强化外部监督。

近年来，不断衍生的高考加分项目饱受诟病，诸如奥赛加分、音体美特长加分、三好生优秀干部加分等，不一而足。对于如何解决高考加分乱象，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认为，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切实加以清理和规范，另一方面要授予高校对高考加分的否决权，对那些没有含金量的加分项目坚决说“不”。

“高校在招生方面的裁量权越大，寻租空间就越大，特别是本身缺乏固化量化标准的艺术类专业。”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指出，艺考已成为教育腐败的重灾区，由于主要利用专业课评分中的“主观弹性”，随意性大，只要事先买通考官，现场随便展示一下，就可能顺利过关。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建议，为尽量避免人为制造的不公平因素，应规定参与命题、阅卷和面试的艺术老师，不得参与举办艺考培训班；对艺考的评分，可成立随机抽签组成的评委会。只有完善制度和加强监督，才能保障艺术类考试的相对公平。

完善招考制度以保障公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深化教育改革，积极稳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在保障教育公平的基础上，这方面改革还可以有哪些突破？

两会期间，“文理不分科”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事实上，取消文理分科在不少地方早有尝试，然而这项标志中国教育方针战略重大进步的改革，却大多无疾而终。“关键是不分科应该重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能使学生面临更大强度的考试、学习压力。”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律师》杂志主编陈舒认为，这要看考试怎么考，以及高中阶段如何定位，即到底是高等教育的前置阶段还是基础教育？只要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负担就不会那么重。

应试教育、外语过热等许多公众不满意问题的产生，其背后都有体制制度的身影。以应试教育为例，如果不改变评价及招生制度，不论是减少考试科目，还是调整科目分值配备，乃至动用行政力量强调不准补课等，都难以从根本上减轻学生负担，素质教育也就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及，“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这意味着未来高考将不再“一考定终身”，在推行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建立健全科学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实现多元化录取。

上海闸北第八中学校长刘京海提出高考招生评价应包含三部分，一是语数外，可以参考美国SAT的方式，作为学生中学阶段一种掌握基本知识能力的通用考试，一年多考，择优计入高考成绩；二是中学阶段学生心理的综合表现评价，包括他人推荐、自我推荐、社会表现、个性特长证明等，作为招考的重要参考；三是高校自主出题，学生根据报考学校选择加试科目。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章义和担心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个人素质评测报告存在作假的可能性。他说，多元化录取的思路很好，但要防止多元可能催生的权力寻租。因此要特别加强监督、公开透明。

大约从2013年11月下旬起，江苏、北京、山东等地陆续出台了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具体措施既有全国统一部署实施的异地高考渐进放开、加分项目瘦身、保送生名额缩水等“规定动作”，也有调整外语科目考试形式、内容及分值等“自选动作”。这些微调“动作”的触角均指向具体的考试技术层面。

针对英语社会化考试由谁来组织才能确保公平和权威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山纪念中学校长贺优琳建议，可选择一些有一定基础的社会机构，承接复杂的考试组织工作，因为它们相对独立又有民众信任的资质和品牌。同时，还需要建立全社会诚信体系。

推动教育依法改革

回顾以往，我国高考科目一直呈减少趋势，从过去的7门逐步减到“3+X”，而学生课业负担却不断加重，问题就在于评价标准始终以文化课成绩为主，招生录取标准始终以考分为主，这就迫使教师“考什么教什么”，学生“考什么学什么”，并且不断攀登分数高峰。可见，高考改革具有系统性，只要导致问题存在的制度因素不变，仅在问题本身即考试技术的层面调来调去，还是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中打转。

关注教育问题的两会代表委员的一大责任，是推进教育改革措施切实落实。比如高考改革，是在当前高考录取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减少科目、文理不分科和英语科目一年多次考的改革，这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高考的地区不公平，也无法从根本上打破基础教育的应试格局。北京、上海、广州的异地高考门槛很高，就是受录取制度的限制。按照这样的思路，高考改革很可能越改越令民众焦虑。

为什么写进规划纲要里的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要考试招生相对分离”这类改革共识难以推进？原因之一是改革机制不健全。目前仍是教育行政部门主导高考改革。而只有调整既得利益格局，才可能减少改革的阻力。因此，需要建立政府部门必须放权改革的新机制，需要各级人大在教育整体改革中发挥主体作用。原因之二是缺乏改革问责机制。我国教育法律执行的问责，目前只是上级政府问责下级政府，俗称“老子问责儿子”，在法律上属于“无牙法律”范畴。而如果由人大发挥监督作用，真正实施问责，就会促使政府依法治教、依法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是指重大改革要通过立法讨论、审议。其实，所有影响广泛的教育民生政策，都不能由教育行政部门单方面决策，因为其很容易只考虑其自身的权力、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代表委员一方面要监督已有教育法律法规的执行，另一方面还要力推教育问题的治理，促使教育改革纳入立法程序。事实上，代表委员在两会之外的参政议政，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责 编 木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