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鹏［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江湖诗派的政治元素新考

⊙张 鹏［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南宋王朝末期的政治危机和社会背景是江湖诗派兴起的重要原因，这决定了江湖诗派对政治的介入和干预的必然性。江湖诗祸使江湖诗人们对黑暗的政治心生畏惧：他们或远离政治，“口不谈世事”；或干谒权贵，逐名求利。宋末诗坛因此逐渐走向了衰蔽的景致。在宋元易代之际，民族矛盾的全面爆发为诗歌创造了文学自律与解放的新途径，放射出了最后一道光彩。

江湖诗派 形成 诗祸 消逝 文学与政治

江湖诗派大约形成于13世纪初期，是宋季文坛上最活跃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形成与发展与宋末的政治状况紧密相关。当时的宋末王朝偏安一隅，山河破碎，在政治上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危机，而同位于上层建筑的政治和文学，在矛盾的激化下逐渐开始构建各自歧途的命运和道路。诗歌作为文学的主流形式，最能反映文学的总体脉络和走向。通过对宋末诗坛的种种现象的透视，可以发掘文学与政治之间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从而解释文学发展和演变的内在规律。

一、江湖诗派的形成

宋朝是一个以文治国的朝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重用文士轻武士，认为文人“纵皆贪浊，未及武臣十之一也”①。这种看重文人的现象导致文人纷纷奔赴官场，到了宋末竟积重难返，下表列出了宋朝历代官员数量。

可以看出，宋朝的官员数量随着时间的变化基本呈上升趋势，尤其以庆元到嘉定年间为最。况且上层官僚往往良莠不齐，这主要原于宋朝越来越泛滥的恩荫制度。③低素质的纨绔子弟进入统治阶层后滋长了官僚的不正之风，官员贪污腐败，荒淫颓废；下层士人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很难独善其身。

就当时的科举制而言，它虽然为寒士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入仕之路，但由于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这一制度与其说是选拔人才、改变命运的途径，倒不如说是把大批考试失败的人才抛向江湖市井，是他们漂泊一生的不归路。据统计，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而有唐290年间，包括贡举、制举、童子举、明经诸科，共取士20619人，而以后的元明清，取士人数分别为1135人、24612人、26881人。④取士人数的大大减少，造成了学子落第命运的必然。再者，科举制在录用官员中也往往存在徇私舞弊的不公正现象：

宋朝历代官员数量一览表②

国朝正史与凡实录、会要等书，崇护唯谨，人间私藏，具有法禁。唯公卿子弟，或因父兄得以窃窥，而有力之家冒禁传写，至于寒远之士何缘得知？而近时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为策问，是责以素所不见之书，欲其通习，无乃不近人情。⑤

这对于饱读诗书的寒士们不得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屡次挫败，境况凄凉，只能为糊口而奔走于瓦舍勾栏之间，数以百万的读书人在城市内漂泊不定，留恋和向往着繁华的都市生活。科举入仕与漂泊的寒士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暧昧的关系：一方面，入仕的道路金光闪耀，对下层文人是一种强烈的诱惑和招徕；另一方面，残酷的社会现实又使得这条道路无比艰难，命中率极低的现实又在入仕的道路上筑建了一堵墙。所以这群江湖落魄之士只能依靠自己仅有的读书之长热衷于交游、结社和相互标榜，游走在做江湖谒客的妥协之路上。还有不少人甚至以诗歌作为干谒权贵、谋取钱财的工具。⑥

这群落魄的文人是宋末王朝在社会动乱、政治面临极大危机下的产物，他们的主体大多因未能入仕而流转于江湖，靠卖诗献文糊口。这群诗人后因书商陈起为他们刻印诗集《江湖集》，才得了“江湖诗人”的名号，并广为人所知。由此可见，江湖诗派是病态的社会所分娩的病态畸形儿，除了刘克庄、姜夔等高官能把持操守，诗歌尚不流俗外，其他诗人的诗歌大多在内容上歌功颂德、叹穷嗟悲、空洞无聊。⑦

二、江湖诗祸的产生与影响

这是一场为了钳制文人舆论的“文字狱”。杨皇后冲破了宋代后妃不干政的祖宗家法，与大臣史弥远矫诏废皇子而立理宗，为了打压当时的异论，他们劈版禁书，迫害文人，从而引发了江湖诗祸。⑧

江湖诗祸极大地影响了江湖诗人的创作，使他们因畏祸而较少咏及时事，起到了政治钳制文学的效果，完全达到了发动者的目的。刘克庄曾在《跋杨补之墨梅》中云：“予少时有《落梅》诗，为李定、舒辈笺注，几陷罪苦。后见梅花辄怕，见画梅花亦怕。”刘克庄的梅花恐惧症确是政治倾轧文学的后果。其实不单单是刘克庄，许多江湖诗人如华子山、敖器之、刘潜夫等都因为这场祸乱大挫士气，产生了疏远现实的畏祸心理。

虽说江湖诗人多数含冤惨淡，但当时朝野的议论确与江湖诗人有关。史弥远与杨皇后的私自废立让朝野不安，次年逼死已罢黜的济王赵之事更令朝廷内外一片哗然。一些心怀国家敢于直言的士大夫纷纷上书，许多江湖诗人也作诗讽刺朝政，朝野的议论让理宗与史弥远感受到了危机。面对士大夫的上书反对，理宗一方面装聋作哑不松口；另一方面对史弥远感恩戴德，推举其为“社稷之臣”与“开国元勋”。⑨史弥远则令手下弹劾异己，而江湖诗人此时必然成了要钳制的对象。政治在上层建筑中占主导地位，朝廷的力量远远大于那些流浪于江湖的游士，所以在二者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江湖诗祸的发生是一种必然。

理宗和史弥远为了巩固朝政而发动的这场文字狱，使江湖诗人为求保命安身而难以再维系自己高尚、清白的人格。“而此时的江湖诗人则不再坚持那种操守和志趣，他们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以及由此带来的实际利益，并不在乎沾染庸俗习气。这种习气给江湖诗人的创作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他们写了许多用于献谒、应酬的诗。”⑩在经历了这场劫难之后，文人的理想破灭，甚至在心理上从此笼罩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创作也就因此失去了主体，失去了本味。

三、江湖诗派的消逝

宋末诗坛的衰蔽和萎靡并未持续很长的时间，在国家灭亡、宋元易代之际，它再次迸发出了鲜活的力量。文学从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新局面中寻找到了自律和解放的途径，汲取了新鲜的养分，化作了爱国的慷慨悲歌。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金在南宋和蒙古的联合扫荡下灭亡，南宋因此直面蒙古的威胁。强大的蒙古军队连年南侵，宋军节节败退，江山易变的速度和强度令人不知措。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⑪，在面对国家荣辱兴亡的关键时刻，诗人们坚守民族气节，用诗歌抒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之情。

江湖诗派领袖刘克庄早年的诗风颇受“四灵”影响，后在南宋国势日趋萎靡的状况下，诗歌转而继承新乐府诗人和陆游的传统，反映民瘼，指斥朝政，抨击时政，如《国殇行》《军中乐》《频酌淮河水》等。文天祥虽非江湖诗人，但早年的诗歌平庸，诗风近于江湖诗派。后来艰难的战斗和苦难的命运使他的创作出现了升华，他用诗歌记录了自己从出使元营被拘逃脱到从容就义的人生遭遇和心路历程，其中包括传诵千古的人生颂歌——《过零丁洋》。⑫除以上两人外，还有谢翱、谢枋得、汪元亮等诗人均有不少佳作。“国家”的“不幸”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面对着蒙古的入侵带来的生灵的涂炭和山河破碎，他们借诗以抒发愤懑、寄托情感。

诗坛活力的重现，是文学远离政治，走向自律的结果。宋元更替的政治动乱给予了文学相对自由的环境。强调作品的独立自主性，这事本身就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性和政治性。⑬不可把宋末爱国诗作的审美的社会性与之混为一谈。文学远离政治，是指文学远离对政治的介入或者依附，远离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实践性。宋末的爱国诗作既不是对政治的讨好、献媚也不是对它的介入和干预，而是情感的抒发和爱国忧民情绪的表达，是反映论而不是作用论，因次从本质上来说它是远离政治的。

如果把江湖诗祸的产生归结为统治者与文学家的矛盾，那么宋末诗坛的最后光辉则是民族侵略者与文学家的矛盾。如果说前者对文学具有扼杀力和钳制力，那么后者对文学则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因为它不存在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构建中，它是可以被全面审视、书写的内容。此时的诗歌创作已然来源于深刻而真实的生活体验，诗作以真实的爱国主义情感为内核，书写血与泪悲歌。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饱满也使诗人们纷纷效法杜甫、李贺等人的诗歌，法乎上的传承和发展实现了诗歌艺术的伟大复兴，为宋代文学画上了光辉的句号。

笔者认为，江湖诗派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文学和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江湖诗派最终被宋末爱国诗的光辉所代替，是文学找到了饱含深刻题材的内容，找到了背离政治的自律和解放的出口。政治是文化的重要元素，文化是文学的重要维度。通过文学现象的多维度分析来揭示文学发展内在规律，对于重新认识宋末文学的文学风貌，乃至梳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①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页。

② 张洪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35页。

③ 李琳：《江湖诗派盛于南宋之原因探究》，《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19—23页。

④ 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第105—123。

⑤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325页。

⑥⑦⑩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第171页，第171页。

⑧ 赵润金：《杨皇后与文学》，《船山学刊》2010年第4期，第154—156页。

⑨ 佚名：《宋史全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7页。

⑪ 赵翼：《瓯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72页。

⑫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⑬ 刘金涛：《文学与政治》，《上海文学》2000年第1期，第76—77页。

作 者：张鹏，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