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大林”——俄语的意思是“钢”

俄国革命中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普列汉诺夫。他是俄国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880年他第二次流亡国外、在日内瓦创立并领导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时，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才刚刚10岁。

年长的普列汉诺夫无疑对年轻的列宁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后来说，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便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革命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反过来淘汰革命者自身。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起初在很多方面赞同列宁，但后来又很快转向了孟什维克。

转向了孟什维克的革命导师普列汉诺夫，反过来讥讽不放弃自己立场和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为“坚硬的石头”。

列宁把这个称呼当做一种称赞接受下来。当时，一个叫做罗森费尔德的年轻布尔什维克立即选用“加米涅夫”——俄语“石头一般的”作为自己的化名；不久，另一个叫做朱加施维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选用了一个更加坚硬的名字：“斯大林”——俄语的意思是“钢”。

布尔什维克党人用一切方法去回答挑战。

二、邵力子说者无意，斯大林听者有心。一个著名的论断由此产此。斯大林和邵力子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条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用枪杆子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基本依据

当然，名称并不能说明实质。例如那个加米涅夫，后来在革命中的表现并不像石头那样坚硬和顽强；倒是斯大林本人，以自己钢铁般的手腕和钢铁般的意志，给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治烙下了一个永久的印痕。从近年来俄罗斯陆续公布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来看，1923年至1927年期间，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事无巨细地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钢铁巨人斯大林深深关注着中国革命。他有一段铿锵有力的著名论断，被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引用：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遗憾的是，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26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正在摧枯拉朽的蒋总司令麾下的北伐大军。

斯大林这番话还是受国民党人的启发。

1926年11月30日，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中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大会上发言。当时北伐革命在国内进展迅速，莫斯科的报纸上，已经把攻克汉阳的“广东军”的辉煌胜利与1911年武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相提并论。

邵力子非常激动，对着麦克风高声宣称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接着他说出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坚决相信，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形势特别证明了这条经验。”

邵力子发言不长，但这句话留给斯大林的印象非常深刻。

当天，斯大林出席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发表名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第二个问题“关于革命武装和革命军队问题”中，他把邵力子的话扩展为：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正在于此。”一个著名论断由此产生。

共产国际是语言大师，斯大林也是语言大师。指出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剥夺剥夺者”，描述革命形势是“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皆是以极其精练和巧妙的词汇搭配，完成了今天动辄需要数千字才能完成的概念。而“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与邵力子“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相较，基本意思相同，但以概念的清晰程度、明确程度、有力程度而论，斯大林的语言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邵力子是说者无意。之所以这样讲，依据的是国民党30年搞军事斗争和武装暴动的经验。斯大林则听者有心。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北伐，正在进入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斯大林用这句话来高度评价北伐革命军本身。

斯大林和邵力子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条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用枪杆子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基本依据。

三、斯大林也未料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夺取政权。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

如同孙中山直到临终也未料到红色政权会在中国产生，斯大林也未料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夺取政权。

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

斯大林之所以看好蒋介石，因为他认定蒋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在这位中国的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下，未来政权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怀抱如此希望的斯大林，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呢？

在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斯大林发表的那篇《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中除了那段著名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外，还有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斯大林也不相信，离开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存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

后来把王明推上台的米夫当时认为，应该提出在中国农村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为此受到斯大林的严肃批评。他说米夫在两个方面犯了错误：

第一，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endprint

第二，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现在还不是迫切的任务。斯大林不相信农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基地。更不用说什么“农村包围城市”。

四、一些苏联领导人后来被冠以“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重要参加者之一”；托洛茨基从来不需要用“之一”来肯定其历史地位，这是那种极其难以被抹杀的历史地位

斯大林所谓“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的这个“有人”，是指托洛茨基。

这是一个在俄国革命中具有相当分量的人。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悲痛的日子到来之时，斯大林首先办的事是口授一封电报：“转告托洛茨基同志。1月21日6时50分，列宁同志猝然逝世。死亡系由呼吸中枢麻痹所引起。斯大林。”

一些苏联领导人后来被冠以“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重要参加者之一”；托洛茨基从来不需要用“之一”来肯定其历史地位。1917年9月，在决定性的日子来临之时，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更担任着关键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即使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人们也能看到，当“面包会有的”瓦西里掩护列宁四处化装躲藏之时，斯莫尔尼宫的起义组织领导没有停顿。若要还原历史真实，电影中在斯莫尔尼宫具体指挥武装起义的人应该由斯大林换成托洛茨基。

某些时刻，事物需要从反面获得论证。西方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德·阿宁在评价十月革命时认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完成，首先有赖于列宁的百折不挠的狂热和托洛茨基的恶意煽动。”

联共（布）党史的一个悲剧在于，从敌方那里，才能重获从己方失去的公正。

所以，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仅出任民族人民委员。而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被人们称作“红军之父”的，是托洛茨基。其肖像与列宁并排悬挂。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这是那种极其难以被抹杀的历史地位。

五、“被挤干的柠檬”夺取了政权和军队。对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极其愤怒

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说：“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6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托洛茨基嘲笑说，斯大林讲人们应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对待一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几天以后这个被挤干的柠檬却夺取了政权和军队。

对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极其愤怒。1927年5月在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么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

当时的情况的确尴尬。莫斯科正在筹备五一节游行，刚刚制成一个蒋介石的大型模拟像；斯大林也刚把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

他方才明白，那些“坏蛋”实际并非想象的“革命的雅各宾党人”。

托洛茨基对这一叛变却异常冷静。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

六、斯大林忘记了，当最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装的时候，他是如何不以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在苏联引起了激烈争论。

曾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主任的斯列帕克在国共合作初期，就深刻地指出先认为吴佩孚是个非常好的人，后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雅各宾党人的危险，“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

但斯大林是不承认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有误的。

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还说中共中央正确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立即指责中共中央违背国际指示，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1927年7月9日，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

斯大林忘记了，1927年5月13日他还公开说：“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5月30日，又对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即著名的“五月指示”），“立即开始建立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来代替正在叛变的“现在的军队”，以惩办蒋介石。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连建立一个师的实力也没有。

斯大林忘记了，当最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装的时候，他是如何不以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

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曾经产生“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想法。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到达广州港，陈独秀立即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的这批军火匀出5000支枪武装广东农民，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苏联顾问鲍罗庭不同意，认为中共应将所有力量用于拥护蒋介石，巩固北伐计划。

1927年2月25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暴动失败，在华国际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向莫斯科报告，上海革命形势“非常好”，“这场罢工也许是起义的信号”，但“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但莫斯科仍然用什么也不提供的态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继续举行武装暴动。

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比中国共产党人还要准备不足。endprint

1927年4月收到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后，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回电询问蒋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庭“是否属实”？是否可以“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

事到临头，要求共产党人立即拥有一支强大武装与国民党对抗，为时晚矣。

七、文过饰非，功劳归自己，错误归别人，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种作风由此开始

当斯大林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的时候，难道把自己说过的话和作过的决定都忘记了？

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更是通过6个“如果”、而且在每一个“如果”下面都加上着重号，把指导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都归结给中国共产党人。他说：“如果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贯彻，如果土地革命没有受到阻挠，如果武装工农的工作大力进行，如果忠诚的军队团结一致，如果明确的、为群众所理解的政策得到实施，如果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指示正确执行了，那么武汉的形势就不至于如此危急了。”

文过饰非，功劳归自己，错误归别人，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种作风由此开始。所以托洛茨基派的维克多·西尔格一句话就把布哈林弄得面红耳赤：“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如果来概括这许多‘如果：‘如果小资产阶级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话。”

八、大会给蒋介石以热情的欢呼。一片热烈的气氛之中，44岁的托洛茨基冷冷地坐在一旁。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泼的都是凉水

应该承认，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是托洛茨基最先发出的警告。当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普遍将蒋介石当做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之时，托洛茨基已经在提出要警惕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了。

他较早认识了蒋介石。

1923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在11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的主席台上，蒋介石慷慨激昂地阐述了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概念”。

他说，俄国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应该帮助中国完成革命；在德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俄、德、中三国结盟，开展对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靠德国人民的科学实力，中国的革命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不难完成世界革命，我们就能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最后说：“我们希望在三五年之后，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民族革命将顺利完成，很快达到这一目的之后，我们将转入第二阶段——宣传共产主义口号。那时，对中国人民来说，将很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大会给蒋介石以热情的欢呼。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请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向孙中山同志转达共产国际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一片热烈的气氛之中，44岁的托洛茨基冷冷地坐在一旁。

托洛茨基称病，直到代表团临动身返国之前，才会见蒋介石。面对刚刚呼吁完世界革命的蒋介石，作为这一革命的狂热信徒，托洛茨基竟然只字不提世界革命。

蒋介石是慕名而来。苏俄红军之父、激烈的革命家、狂热的煽动家，甚至是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东西方的各种评价搅在一起，使蒋介石未见托洛茨基之前，心中就充满一种莫名的激动和冲动。

面对蒋介石等待指教的殷切盼望，托洛茨基装作对中国问题不甚了解。他对蒋说，他难以给代表团出什么主意。他不大相信中国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如何支援中国革命，他还未考虑好。

蒋介石向他转述孙中山的建议：从华南和蒙古兴兵，夹击中国北方军阀。

谁从蒙古出兵，孙中山没有说，蒋介石也不明谈，却显然是指望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曾经设想过派遣骑兵军横穿阿富汗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能率领军队穿过蒙古进入中国呢？

历来偏爱冒险决策的托洛茨基这一次却分外清醒理智。他说明，苏联出兵直接援助孙中山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此前他已经说过，只要孙中山专事军务，那么在中国工、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中就会像北方的张作霖和吴佩孚一样，不过是又一个军阀；那样，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

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泼的都是凉水。会见没有出现本应出现的高潮。尤其是托洛茨基说，中国若没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这个党若不进行目的明确的政治和宣传工作，“即使我们给许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还仍然会一事无成。”这些话令蒋介石万分气恼，给他的刺激也最大。

不知为何，托洛茨基第一次见革命红人蒋介石，就充满戒心。

中苏两国的报刊和出版物，皆从来不提这次会晤。

中国革命问题，后来成为联共（布）党内就世界革命和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争论的焦点。自1925年以后，斯大林、布哈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

尖锐的托洛茨基和圆滑的季诺维也夫是失败者。1926年10月，二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一个月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又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以布哈林出任第一书记的共产国际，从组织上确立了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领导地位。

列宁晚年病中一再求助、并决心与之一道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最终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甚至更严重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的帽子达数十年之久。中国共产党人也长期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只有当那段激荡的岁月像天边白云一样远去，这位十月革命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才终于获得越来越趋近历史真实的评价。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有这样的表述：“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这种评价的变化确实来之不易。

这是位既才华横溢又矛盾丛生的历史人物。他对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形势作出了比斯大林更为客观的判断，但他的认识就百分之百正确而毫无问题吗？他会见蒋介石时装作对中国革命一无所知，其实那时他已经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很大兴趣，后来还出版了《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但出了书的托洛茨基就真正弄懂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吗？

的确，是他最先提出要警惕蒋介石，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又立即提出要警惕武汉的汪精卫，这些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低估了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结论是：只有工人运动的高涨才有农民运动的高涨；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情况下，红色政权在落后的农村无法存在。

嘲笑了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又反过来嘲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

当斯大林开始不断修正对中国革命的判断、使之越来越接近实际之时，托洛茨基却开始偏离原先的正确判断、越滑越远。

智慧与谬误，在历史中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