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九（1918—2011），江西永新人，1928—1932年先后任乡、区儿童团团长，少共永新县委儿童局书记，1932年12月参加红军。建国后曾任总参谋部某部部长、第一政委，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从孩子头到儿童团长

1918年，我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半自耕农家庭。家乡梅花村位于湘赣边界，距井冈山不到百里。

1927年冬的一个晚上，家人正围着灶火取暖，突然听到有人敲靠山的后门。开门一看，全家老小不禁大惊失色，原来是两个带枪的陌生人。身背驳壳枪的那位很和气地说：“请放心，我不是坏人，是来找彭福九和彭寿九的。”福九和寿九是我的两位堂兄。其时，我将满10岁，觉得这个人很神秘。

后来我才知道，“神秘客人”叫刘作述，是永新早期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后任红三军纵队政委，是黄公略军长非常器重的指挥员，而我的两位堂兄已是秘密中共党员，我家就是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我在附近几个村庄当中算是个孩子头，受父兄及族中多位革命骨干的影响，表现积极，被推选为乡儿童团团长。

第一次参加战斗被父亲背回家

苏区的共产儿童团诞生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当中，其基本成员是农村的苦孩子。团员们平日脖子上系一根红带子，每人一支木枪或一根“花棍”（加工过的木棍）。我们曾要求像少先队一样配备铁头红缨枪，但苏维埃政府认为我们年龄太小，操练时容易伤及同伴，没有同意。

那时山村孩子难得上学，集体活动对我们有很大吸引力，有活动时招之即来，个个踊跃。因为读过几年书，我这个儿童团长还兼任过乡政府的文书，有空时喜欢练习吹号。

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1928年的春夏之交，袭击目标是30里外茶陵县高陇镇的民团。那天晚上，父亲带着我随游击队从梅花出发，翻山越岭抵达高陇民团的土围子。战斗一打响，游击队长便叫我吹号。第一次听到枪声，我紧张得浑身发抖，再加上走了几十里夜路很累，号怎么也吹不响。这个据点四周筑有坚固土墙，我们只有七八条枪，没能冲进去，还牺牲了1名游击队员。天将亮时队伍快速回撤，我困得实在走不动，是由父亲背回来的。

把睡懒觉的干部从床上拉起来

在根据地，凡是苏维埃政权可以稳定运转的乡镇，几乎所有劳动家庭的儿童都加入了儿童团，我们的活动也丰富多彩。

儿童团通过写标语、出壁报、搞文艺活动，宣传革命道理和英雄事迹，歌颂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记得1930年湘赣“十万工农下吉安”，第九次攻打吉安城时终于取得成功，时任潞江区儿童团团长的我带着儿童团员们在路旁表演踩高跷，迎接参战队伍返乡，那热烈欢腾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那时候，农村吸鸦片和赌博的现象很普遍，我们这些思想单纯、无所顾忌的儿童组成了禁烟禁赌先锋队，所向披靡，战果累累。只要一发现有吸大烟、聚众赌博者，我们立即手持木枪花棍冲进现场，砸毁烟具、赌具，哪怕叔伯老子在场，也一律不留情面。

当年我们都会唱这样一首歌：“小朋友，大家齐动手，收集弹壳，破铜烂铁都要收，送去兵工厂，制造新弹药……”那时敌人对苏区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物资匮乏，每个儿童团员都有收集废金属的指标，并开展评比。一等奖是飞机，二等奖是火车，三等奖是汽车，完不成任务的则要背乌龟。当然了，这些东西都是画出来的。

大约从1931年开始，儿童团和少先队都组建了“轻骑队”，任务是净化社会风气，打击官僚作风。遇到那些爱睡懒觉的干部，我们一面高喊“反懒惰”一面拍门，有时闯进屋掀开被子，把人直接从床上拉起来。“轻骑队”发现讲排场及浪费现象，就出壁报曝光，还派人盯住饭馆，看是否有官员进去大吃大喝。

在战火中成长为铮铮铁汉

根据地多为偏僻山区，交通不便，信件及消息主要靠人力逐站传递，有马也不能骑，因为目标太大。信件通常分3个等级：“急件”插1根鸡毛，“火急件”插2根鸡毛，“十万火急件”插3根，这就是著名的“鸡毛信”。若一时找不到鸡毛，就在信封上画圆圈代替。儿童团员还利用到白区走亲戚的机会，为红军和游击队侦察敌情。有一次，儿童团员贺金姬被派到白区进行侦察，她沉着机智地通过敌方哨卡，而后用巧妙的方法探知敌人的数量和所住位置。这些情报发挥了作用，贺金姬受到湘赣军区的表扬。

土地革命时期，男儿童团员有的直接参加红军，有的先加入少先队、游击队，或担任挑夫、担架员等，而后正式编入部队。这批“红小鬼”在战争中伤亡数量大，只有部分人经过长征胜利走到延安，后来见到五星红旗在中华大地上飘扬。在共和国将军行列中，不少人曾经是当年的儿童团员。红军长征离开根据地后，留下的新老儿童团员们境遇各不相同，很多人牺牲了，也有一些人离开了，凡是坚持下来的都是铮铮铁汉。

（摘自《解放军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