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工农兵”书写的内地故事片在港传播的影响力平平。《五朵金花》、《刘三姐》并非最具“十七年”意识形态表征性和“工农兵”书写典型性的故事片，在政治夹缝凸显艺术性与娱乐性，以美丽的山水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以及动听的民歌山歌唤起香港观众的观看热情，成为“十七年”期间在港成功传播的内地故事片典型。

关键词：故事片；香港；内地；南方影业公司

新中国成立后，内地与香港的电影交流不再是沪港的“双城”交流，而是一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与一个英属殖民地城市之间事关意识形态的博弈。1950年代，香港是国际冷战的敏感区域之一，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左、中、右派和机会主义并存共生”①。因此，美国电影、日本电影、苏联电影、台湾电影、中国内地电影等都可以在香港寻得传播空间。

新中国不能放弃对香港的意识形态宣传，电影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以“工农兵”书写为核心的新中国电影已不能如建国前那样长驱直入香港。1950年，“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在经历了筹备与搬迁之后，也于1949年夏天在港领到了正式营业执照，南方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在香港及海外其他地区发行内地和苏联出品的进步影片。”② 带有“左派”色彩的南方影业公司担负起新中国电影在港传播的重任，尽管有港英政府的电影审查，还是成功发行了《白毛女》、《南征北战》、《梁山伯与祝英台》、《刘三姐》、《杨门女将》、《搜书院》等新中国电影。此外，新中国电影还通过文化交流、展览等其它形式在香港进行传播。

在对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蒙古、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传播交流中，新中国电影主打有着意识形态共鸣的故事片、纪录片，辅助以戏曲片、美术片。然而，由于内地与香港的文化渊源，中国政府面对香港的宣传策略相对温和，加之港英政府的电影审查机构的意识形态把关，在新中国电影的对港传播中扮演最重要角色并引起最大反响的是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传统巧妙缝合的戏曲片，独具中国特色的美术片也吸引了香港观众，而彰显意识形态的新闻纪录片、浓墨重彩地进行“工农兵”书写的故事片在港传播的影响力则平平。

故事片、新闻纪录片是新中国向世界传播国家形象和执政党历史的主打片种。新中国成立之后，参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成为新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由共产党执政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电影部主办，很大程度上是为共产主义宣传服务，各大奖项基本由社会主义国家出品的电影所包揽。这种意识形态的亲近关系让新中国电影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参与度与认同度较高，《赵一曼》、《中华女儿》、《翠岗红旗》、《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钢铁战士》等初试全新“工农兵”书写的故事片轻易斩获相关奖项。同时，新中国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可以通过交换或商业方式以及影展等方式输出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局限使新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基本拘于社会主义阵营，难以突破冷战的意识形态壁垒。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两三年间，内地和香港之间还进行着较为频繁的电影交流。一方面，“长城”、“凤凰”等左派公司还在践行着“进步”书写，内地市场尚未对香港电影关上大门，即便像右派公司“永华”拍摄的《清宫秘史》也能在内地上映；另一方面，旅港影人还在进行着留守香港还是回归内地的选择，冯喆、王人美、顾也鲁、陶金、王丹凤、周璇、牛犇、韩非等陆续回归内地。

1950年代初期，“香港介于内地和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对抗之间，为保持‘中立和维持香港的‘安定，港英政府根据当时内地与台湾对峙的敏感局势，向挑起政治争端的积极分子施加压力”③。1952年，内地全面禁止香港影片的输入，留港影人的最后一波大规模回归也发生在1952年。司马文森、齐闻韶、马国亮、刘琼、舒适、杨华、沈寂、狄梵等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返回上海。至此，香港电影与上海电影的双城交流不再畅通无阻，香港电影与恪守“工农兵”书写的内地电影渐行渐远。

由于香港英国当局的电影审查机构的审查，新中国电影在香港的传播受到诸多限制。“1953年港英当局颁布《电影检查规例》，规定所有打算在香港放映的影片，不管本土或海外制作都必须送交电影审核委员会审理，影片拷贝、海报、剧照、广告文字等所有资料都必须接受审查；电影中禁止出现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内的领导人、政治集会或旗帜等。”④1953年，“左派”色彩的南方影业公司首次尝试发行新中国故事片。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影业公司并没有选择当时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扬名的《赵一曼》、《中华女儿》、《翠岗红旗》、《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钢铁战士》等书写共产党革命历史的代表作，而是选择了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现实题材影片《葡萄熟了的时候》。1954年，南方影业公司又发行了舒绣文主演的讲述我国训练第一批女火车司机的《女司机》和秦怡主演歌颂新社会的婚姻自由的《两家春》，这两部故事片同样不是最具典型性的“工农兵”故事片。“在南方影业的发行经验中，内地的文艺片较受欢迎，如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祝福》、还有《林家铺子》，知识分子都欢迎，评价不错。但是香港政府电影审查制度对影片中包含有民族主义或爱国思想的都不能通过，除了抗日战争影片。”⑤ 透过1955年的《小白兔》、1956年的《青春的园地》、1957年的《新局长到来之前》、《南岛风云》、《一场风波》、《秋翁遇仙记》、《闽江橘子红》、《平原游击队》、《夏天的故事》、《扑不灭的火焰》、《家》、《哥哥和妹妹》、《李时珍》、《两个小足球队员》、《祝福》、《情长谊深》等在港发行的故事片片目，可以窥见南方影业公司在港发行内地故事片时应对港英当局审查的审慎。

1954年，南方影业公司还在港发行了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港上映后引发热潮，戏曲片也随之成为最受香港观众欢迎的内地片种。相较于戏曲片，港英政府电检处对内地着力于“工农兵”书写的故事片及极具政治宣传性的新闻纪录片有着更为严苛的意识形态考量标准，南方影业公司也坚持为内地故事片的在港发行争取更大空间，甚至与港英政府电检处进行抗争。1958年，针对港英政府不准具有“国家象征”的画面在影片中出现，南方影业公司配合外交部陈毅外长的记者招待会，与香港电检处进行第一次正面抗争。内地的《大众电影》杂志进行了大力报道，“代理国产影片在香港发行的南方影业公司负责人王逸鹏最近在香港发表的谈话，他说，人们‘在香港各大戏院看到的英美最近的新闻片，内容包括各该国政府首脑人物的政治活动、各该国政府的军事活动等，而我国人民领袖的肖像，和平建设的新闻纪录片、体育简报等，不只在审查过程中拖延时间，甚至大部分被剪或不通过。……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的发言人最后表示声援香港电影工作者对香港英国当局电影审查机构的抗议，并以全体电影工作者的名义，誓为香港电影工作者的后盾，坚信他们正义的爱国的斗争必定会获得最后胜利。”⑥ 1965年9月前后，南方影业公司与港英政府电检处进行第二次正面抗争。南方影业公司的抗争与坚持，保证了一定数量的内地故事片在香港发行。endprint

虽然诸多内地故事片在香港发行，但其风头远不及倍受欢迎甚至风靡东南亚的内地戏曲片。在十七年期间，在港发行的内地故事片中，影响力最大是《五朵金花》与《刘三姐》。《五朵金花》于1960年5月在港发行，在香港连映了24天，由于这部影片受到香港观众的热烈欢迎，致使“都城”、“快乐”、“丽都”、“仙乐戏院”等影院均形成千人排队购票的盛况。在香港《新晚报》举行1960年“十大名片”选举揭晓，“《五朵金花》以8259票获得第五名”⑦。《刘三姐》于1962年5月在香港首次发行，迅速掀起了“刘三姐”热，“公映42 天收入超过30 万，创下当时极为罕见的卖座纪录”⑧。1964年7月，南方影业公司进行第二次发行《刘三姐》，在珠江、普庆、国泰、高升四个院线同时公映，并配合影片的发行举办歌唱比赛，在港再掀观看热潮。“到7 月28 日第二次公映结束时，《刘三姐》在香港的票房收入已高达60 万，加上第一次公映时的30多万元，两次公映收入近100 万元”

⑨。

其实，《五朵金花》、《刘三姐》并非最具“十七年”意识形态表征性和“工农兵”书写典型性的故事片，能够风靡香港乃至东南亚，与两部影片美丽的山水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以及动听的民歌山歌密不可分。《五朵金花》是1959年国庆献礼片，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与文化部长夏衍的参与下，影片没有进行宏大政治书写，而是走轻松喜剧路线。影片故事以大理为背景，苍山、洱海、蝴蝶泉、山茶花等美景如画，白族的三月街赛马会、服饰、对歌等民俗风情纯正浓郁，雷振邦作曲的《三月街》、《蝴蝶泉边》、《约会》、《相思愁》、《走遍苍山找金花》等插曲富于白族风格。影片大胆启用了只有的16岁的彝族姑娘杨丽坤担当主角，演绎纯真的爱情。在一众豪迈的献礼片中，清新浪漫的《五朵金花》成为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的“四好”代表作，既因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与新生活被官方认可，又因其观赏性与娱乐性受到观众欢迎。1960年，在埃及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王家乙凭借《五朵金花》获得了“最佳导演银鹰奖”，杨丽坤荣获了“最佳女演员银鹰奖”。《五朵金花》先后输往46个国家放映，成为十七年期间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新中国故事片之一。南方影业公司及时在港发行了《五朵金花》，让这部既非戏曲片、又与典型工农兵书写不同的音乐故事片在香港倍受欢迎。电影《刘三姐》是根据由广西壮族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广西彩调剧改编，由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60年拍摄。影片在广西桂林取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奇景就随着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地理风景片《桂林山水》走上国际，成为展示中国大好河山的生动明信片。电影《刘三姐》将桂林如画的山水融入叙事之中，作为古装片，人物的传统壮族服饰极富民族特色，这些都增添了影片的可看性。作曲雷振邦在大量广西壮族民歌的基础上为影片谱写了《采茶姐妹上茶山》、《山歌好比春江水》、《只有山歌敬亲人》等14首歌曲，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山歌的特点。为了电影的可看性，导演苏里选用了不满18岁的黄婉秋出演歌仙刘三姐。山美、水美、歌美、人美的《刘三姐》在香港掀起观看热潮，被誉为“山歌之王”，其影响力波及到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1965年，邵氏袁秋枫导演《山歌姻缘》，将中国各地民谣谱成山歌，全片共有全片四十余首歌曲，从中可见《刘三姐》的影响。

《五朵金花》、《刘三姐》都是政治正确的新中国故事片，恪守新中国电影“工农兵”书写的政治标准，然而又能在政治夹缝凸显艺术性与娱乐性，成为“好看”的新中国电影。相较于革命战争书写与意识形态宣传，民族风情、音乐风光等要素让《五朵金花》、《刘三姐》更易通过港英政府审查，从民族情感等方面唤起香港同胞的深层共鸣，从而成为十七年期间在港成功传播的内地故事片典型。

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冷战背景下政治环境的日渐恶劣，港英当局对南方影业公司发行的内地故事片审查愈加严苛。与此同时，内地故事片的政治书写愈演愈烈，香港故事片创作也渐渐转向符合港岛实际的探索，两地故事片创作走上了不同的路径。

[注释]

①罗卡，（澳）法兰宾合著：《香港电影跨文化观》，刘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P157.

②赵卫防：《香港电影史（1897-200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P80.

③罗卡，（澳）法兰宾合著：《香港电影跨文化观》，刘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P152.

④张燕：《在夹缝中求生存：香港左派电影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39.

⑤许敦乐：《垦光拓影——南方影业半世纪的道路》，香港kubrick出版，2005年版，P3.

⑥《大众电影》1958年第18期，P22.

⑦《大众电影》1961年第5、6期合刊，P18.

⑧记者：《刘三姐》卷土重来，《大公报》1964-07-01.

⑨耳食客：《刘三姐开金口，山歌价值百万》，《大公报》1964-07-30.

本论文系2012年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新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1949-1966”（项目编号：2012D005007000002）阶段性研究成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