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静　陆迁

摘要 确定最优投资规模是陕西省水利投资决策的关键问题之一。目前已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区域性准公共物品在最优供给中存在“拥挤效应”，同时也有学者已从理论上证实，“拥挤效应”会影响准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规模。而确定准公共物品最优投资规模的传统方法——道格拉斯函数法，却忽略了其“拥挤效应”属性，因而产生一定局限。那么，陕西省水利设施作为一种具体的区域性准公共物品，其在最优供给中是否也存在“拥挤效应”？拥挤程度如何？如何实证的估计具有拥挤性的水利设施最优投资规模？基于上述思路，本文首先借鉴国外学者对“拥挤效应”的测度方法，建立水利设施拥挤效应测度模型，以验证陕西省水利设施的“拥挤效应”及拥挤程度；其次，将“拥挤效应”的测度方法引入到传统的道格拉斯函数法中，对其进行修正，建立估计拥挤性水利设施最优投资规模的实证模型；最后，运用陕西省1978-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两个模型进行实证估计。结果表明，陕西省水利设施供给存在显著的拥挤效应；若考虑到“拥挤效应”，当人均水利投资约占人均产出的5.74%时，陕西省水利投资水平达到最优；与最优水平相比，陕西省历年的水利投资均低于其最优水平。此外，模型中水利设施供给弹性的估计值（=-0.441 8）表明水利设施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性质，水利投资的主体应该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同时，人均水利设施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