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鹰

1935年9月，季羡林和一些清华校友一同前往德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为期只有2年。为了在留学期限内顺利拿到学位，季羡林的其他清华校友纷纷拿中国题目做起文章来。就拿季羡林的校友乔冠华来说，他本科学的专业是哲学，到了德国，将博士论文题目定为“庄子哲学的阐释”。中国人谈庄子，自然比较容易，结果，乔冠华仅用一年半时间就顺利通过论文答辩。

季羡林有着十分扎实的中国文学功底，本科读的是西洋文学，擅长德文、英文，要想在两年内顺利拿到博士学位的话，他的首选科目应该是中国文学，其次则是德国文学或英国文学。可季羡林思来想去，打算将无人问津的梵文作为攻读科目。

一位同去的朋友在与季羡林交流时得知他要将梵文作为攻读博士的科目，大吃一惊，就语重心长地劝他回心转意：“要知道，梵文非常难学，并且没什么用处，大家都惟恐避之而不及，可你为何偏偏选呢？”季羡林微微一笑：“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梵文表面上看似无用，实则很值得研究—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要想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就要精通印度文化，这就要求我必须具备过硬的梵文功底。”

这位朋友听了季羡林的解释，认为季羡林独具慧眼，但还是劝季羡林慎重。在他看来，研究梵文一来耽误时间，二来难有建树，这将影响到季羡林的前途。但季羡林还是坚持己见：“若都去选容易的热门的领域，那艰难的冷门的却有着巨大研究价值的未知领域由谁去探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