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

对于诗人——这在中国几乎是最悠久的文化身份的传承者，国人的态度向来极端。不说民国初年那些总是拿新旧体诗人的风流雅事点缀花边的画刊小报，1949年之后，就发生过反复起落多少回的捧、黑诗人事件：打倒胡风集团时诗人们因为站队不坚决而首当其冲，小靳庄赛诗会时人人都是诗人，日赋新诗三百篇；“朦胧诗”一词出自批判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其后朦胧诗人们成为文化偶像掀起追星热；海子自杀把诗人崇拜推向高潮，而顾城杀妻自杀则使诗人形象一落千丈；上个世纪末，许多以后现代为名的诗歌行为艺术更成为哗众取宠的笑话。

近几年的诗歌笑话不减反增，从梨花体到“白云真白”，从“做鬼也幸福”到羊羔体，从“李白很忙”到周啸天获鲁迅文学奖。微博的出现更加使诗歌的出丑成为舆论焦点，盛况应该有点让诗人们梦回唐朝，可惜效果迥异。

最冤的似乎是李白，各种新时代藏头诗都以他的名义流传，信的人也不少，可见古代小说“有诗为证”的传统是何等深入民心。其实古代公众视诗人事迹为娱乐也差不多以李白始，他之前，虽然屈原、陶潜、司马相如等都是戏剧性人物，却多是后加的，李白的轶事则是生前就同步新闻一样传遍中国。

这和多数诗人的表演性人格有关，逼于公众娱乐需求，全世界的名诗人在电影、电视出现之前，都多少担当着明星角色。只是从里尔克、庞德、艾略特等诗人开始，严肃诗人抗拒娱乐化，最后可能只剩下我诗歌大国的“诗人”还继续着不自知的杂耍逗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