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守国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文论话语重建中的现当代资源

喻守国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20世纪社会剧变的背景下，现当代文论的发展，一方面，是中国文论的文学观念、文化语境、诗性传统在剧变中的消退，另一方面，是中国文论传统在思想渊源、语言表述方式、文论文体各方面的延续。现当代的学者们在接受西方文论时，也一直试图将古代文论融入现代文论体系，为今天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因此，现当代文论是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重要资源。

文论；话语重建；现当代

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为每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于经历过20世纪几次文化运动的中国来说，应对这一潮流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理自己的文化资源，拥有与其它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提条件。然而，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在社会、政治、宗教、道德以及西方文化、哲学、文论的制约下，走上了一条逐渐丢失自身特点的世纪之路，中国文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高度依赖，使我们背离自己的文论传统越来越远，不仅在近现代没有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文论体系，产生有世界影响的文论著作，而且被迫用别人的话语来言说自己的生活。中国文论在二十世纪“丢失自我”的困境，激起学界对古代文论的学术热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文论话语重建及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十多年过去了，讨论仍在继续，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话题进行深入研究，指出了文论转换的各种途径。

进行中国文论话语重建，首先要理清可以利用的资源。按照一般的观点，我们经常提到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这里面其实隐含着一种结论，就是中国现当代文论是没有资格独立出场的，抛开西方的理论，它就没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与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相比，现当代文论很少作为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资源被人提起。原因当然很多，诸如现当代文论不断随政治、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中国文论在整个20世纪一直追随西方步伐，丢掉了自己的民族特色；现当代文论虽然打破旧传统，构建了新的文论基础，却并没有形成现代文论话语；当代文论与现实生活和艺术实践脱节，缺乏阐释的有效性……所有这些理由都有其合理性，同时也都存在偏颇之处。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大变革背景下产生的文论自然具有更多的复杂特点，这些特点既造成了中国文论失语这样的问题，也蕴含了进行文论话语重建的若干可能。利用好现当代文论资源，对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文论话语重建中，现当代文论资源很少被提到，最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中国文论传统出现的断裂使现当代文论显现出与中国古代文论之间的异质。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学习西方的精神，使当时的中国人能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审视中国传统，对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认识到中西之间是两种文化的碰撞，而是把物质文明和西方文化等同起来，把中国文化与封建文化视为一体，认为中西文化不同是时序上落后与先进的差别。受此影响，当时的新文学也不是从文学的审美角度，而是从社会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学的传统，从而出现了对传统的全面否定。

在20世纪初社会剧变的背景下，中国文论传统出现了断裂，这一点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中国文论传统的断裂使现当代文论显现出与中国古代文论之间的异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文学观念上，与中国古代重情、主情的观念不同，现当代文论过分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利目的性；在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文论深受传统儒释道文化的影响，现当代文论与20世纪对儒道释思想观念的批判相应，脱离了中国文化语境；文论传统上，中国古代文论由于受儒道释文化影响，追求批评的个体经验而采取诗性言说，现当代文论追求西方文论所具有的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和逻辑性陈述，造成中国文论诗性传统的断裂。

20世纪中国文论在救亡的时代要求和不加选择地盲目学习西方中走上了背离传统之路。然而与中国文化一样，中国文论自身也具有求新求变、生生不息的精神，这使它在任何环境中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现当代文论的发展，不仅有中国文论传统在剧变中的断裂，也有这一传统在新时期的延续。

中国文化一直都有求新求变的传统，这种新变在近代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慢。中国文化自身缓慢的进步在20世纪被西方的冲击打断了，但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并没有因为西方思想的涌入完全中止。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变化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只是时代要求和外来文化冲击产生的剧变结果使这种符合自身的变化显得微不足道。这种因素对于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有很大意义，对于我们研究现当代文论，寻找文论话语重建的资源有更重要的价值。在20世纪文化转折的关头，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也进行了各种深入思考。五四新文学不是从审美，而是从社会斗争和历史进化的角度来决定自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使很多学者要“把线装书丢进茅厕里”，教育青年人“最好不读中国书”。然而就是在这种彻底否定传统的时候，仍然有郭沫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开辩护。“他认为中国三代以前的文化中确实包含着自由思想与自然哲学，其精神正是通过孔子、老子、庄子以及墨子等先哲的著作被保留下来。他以为东西方文化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世界文化的最高精华是一致的。”①此后冯友兰、李长之分别从哲学、文学理论的角度对新文化潮流进行了反思。

文论现代化是中国文论发展的必然逻辑。和中国文化一样，现当代文论中也有传统的延续。五四时期文论发展的一些方向，其实在晚清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萌芽，只不过在西方思想冲击下，这种延续被中国文论的巨大变化推向极端或掩盖了。中国文论传统在现当代的延续可以从新文学思想、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变化来考察。

从思想上来说，五四反传统有中国文化自身的渊源。明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逐渐崛起，他们的代言人开始反对封建礼教和孔孟之道。李贽《童心说》提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以童心之言明矣。”否定封建社会奉为正统的孔孟传统。《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则正话反说，冷嘲热讽：“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对封建社会人们盲从孔孟的行为和思想禁锢所造成的黑暗局面进行揭示，表达一个觉醒者的愤慨。清代前期，思想控制更加严峻，但还是有黄宗羲对皇权的指斥：“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②。清代中期社会的腐朽越来越严重，龚自珍这种在封建体制内的人也“歌泣无端字字真”，对最高统治者进行批判，斥责皇帝视“大臣如奴役，仇杀天下之士”，“震荡推锄天下之廉耻”，摧残扼杀天下之人才，使整个社会万马齐喑，毫无生气。这些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君主的批判，预示着一个思想新时代的到来。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潮流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否定中国旧有文化，固然是在民族危机背景下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和中国思想界反传统思想的长期积蓄也有极大的关系。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文化、文论传统延续的表现。

从语言来说，晚清以来倡导使用白话的文学主张越来越有影响，白话取代文言是这一趋势发展的直接结果。黄遵宪很早就主张书面语与口语的统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后来又从中西语言文字发展的对比中，认识到:“文字者，语言之所从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比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认识到语言和文字的统一是社会大众懂文的基础，“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③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等人为了鼓吹变法争取民众，撰文“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④，对文言向白话转变起了推动作用。1897年，裘廷梁在《苏报》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指出:“有文字者为智国，无文字者为愚国；识字者为智民，不识字者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日:此文言之为害矣。”⑤认为白话对开启民智有重要作用，主张废文言兴白话。谭嗣同、夏曾佑等人也纷纷在文章中主张要实行言文一致的白话。与这些主张相应，北京、安徽、广东、江西等地都办起了白话文报纸。晚清的白话文学主张和实践为新文学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从文体来说，现当代文学从诗文小说戏剧并列到以小说戏剧为文学主体，既是对传统以诗文为正宗文体观念的突破，又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合理结果。诗文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体式，但其他文体也在缓慢发展。魏晋的志怪小说、唐代的话本小说和变文、宋代的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杂剧、南戏、通俗小说，都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明清之后，小说、戏曲、弹词等各种文体得到更快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叙事文学作品，显示出中国文学潮流发展的趋势。文学创作的发展给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带来新的内容，推动着文学批评理论的的发展。在当时大量的序、跋及小说、戏曲评点中，评论者除了对这些新文体进行艺术鉴赏外，还为提高小说戏曲的文学地位作出很大努力。瞿佑在《剪灯新话》序中说小说具有“劝善惩恶哀穷悼屈”的作用，指出先贤圣人孺家经典都不完全排斥怪异淫乱之事的记述，那么小说当然可以写这些东西了。对志怪小说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李贽《童心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把传奇小说、杂剧、《水浒传》与诗文相提并论，认为都是“言圣人之道”，为小说戏曲争取正统地位。冯梦龙从感化作用来强调小说的地位，在他以绿天馆主人名义写的《古今小说序》中说，小说能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金圣叹更是把《水浒传》、《西厢记》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并列，称为“六才子书”。文学创作方面的变化和批评理论的积累，为小说戏剧在现代确立文学地位并获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现当代文论在很多方面是中国传统的延续，但这种延续被时代剧变推向极端；西方文论在20世纪大量进入，但是真正融会贯通为我所用的很少，大部分都是用西方理论来观照中国文学，甚至炫耀西方理论术语；在20世纪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文学不再以审美为主要目的，而是为了救亡，为了阶级斗争，为了反思，文学理论也因此一度偏离了对作品文学性的关注。中国现当代文论受到的这些影响或隐或显，每一种都没有经过必要的准备，也没有很好的消化过程，是在仓促之中进行的，这就使现当代文论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使现当代文论资源对中国文论话语重建具有多方面影响：已经形成的多元化思维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接受各种文化并对之进行研究、发掘和重构；对西方的努力接近使我们对西方文论有了最大程度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从西方的视角观照本土资源，促进话语重建的进行；西方为主体的特点使很多人的思维也存在误区，即文艺学就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根本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文论；一个世纪对西方接受的惯性使我们不自觉地运用西方的范畴和话语体系，很可能因此影响中国文论话语重建。要充分利用现当代文论资源，首先要发扬其中利于文论重建的因素。

中国现当代文论留下很多可供讨论的遗产，对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来说，最重要的的意义在于：现当代文论适应社会历史需要和文学创作的理论追求和实践能为当今文论话语重建提供借鉴。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目标是有中国特色而且立足于当代的话语体系，立足于当代就是要能对当前的文学文本进行有效阐释，并且能对文艺创作给出前瞻性的指导。中国古代文论的延续在20世纪受到过冲击，西方文论和中国文学存在天然的隔膜，二者都不能在这方面提供经验或鉴戒，只有现当代文论在20世纪的社会大变革中结合历史要求、政治任务、文学需要作出自己的回应。尽管这种结合对文学、文论的发展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但是它为我们如何建立适应当下需要的文论话语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中国文论在现代发生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文论传统自身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趋势被时代推向了极端。因为民族危亡的时代要求，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感受到压力的知识分子对传统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与扬弃。这种彻底的批判对中国文化吸收新鲜血液复活生命力有很大贡献，但是具体到中国文论来说，这种作用更多是反面的。五四新文学是从社会斗争和历史进步的角度来决定自己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而当时抱着功利主义的知识分子把物质文明的发达、落后与西方、东方文化对应起来，因此新文学必然要抛弃落后的中国传统而引进先进的西方文化。在文学、文论领域，其结果是引进了一整套不够完善的西方话语体系，并且匆匆忙忙地用于指导反封建的文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论作为“落后”的资源，没有机会参与，也很难对文学创作的转变作出自己的解答。于是中国古代文论不再是不断发展的鲜活话语，只能作为过去的历史进行研究，变成了经院式的学问体系。

现当代文论并没有将五四新文学的选择发展下去，使中国文论真的“成为一门自给自足的学问”⑥，而是不断在实践中探索、调整自己的方向。中国文论研究者们一直就在梳理传统文论的同时，试图将古代文论融入现代文论体系，建构中国文学的基本理论。早在1924年杨鸿烈作《中国诗学大纲》的时候，就明确表示是“想写一本《文学概论》”，该书的目的不仅是研究中国诗学，同时希望对当时新诗的创作有所裨益。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在介绍西方理论的同时，特别谈到中国古代文论的相关见解。朱光潜的《诗论》，借鉴西方诗学原理、方法整理中国传统诗论，来探讨诗歌的一般原理，建立理论和服务时代的目的更加明显。在《诗论·抗战版序》中，朱光潜说：“在目前中国，研究诗学似乎刻不容缓……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倾向于探求中西文论相通之处，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文学理论。新中国建立后，面对中国本土文论资源一片空白的情况，文论建设中出现了“民族化”的提法。上世纪80年代之后，对古代文论研究不断深化，文学理论也在阐述共同规律的时候注重中国文论的独特之处。到了90年代，为了建立自己的文论体系，提出“中国特色”的文论目标。有学者已经指出⑦，“中国特色”比“民族化”的提法优越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阐明了理论创建的意识，并突出了当前文学理论的重要地位；二是说明中国传统文论经过现代诠释，能够融合到新的文论体系之中，为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建设提供坚实的根基。经过长期的摸索，文论研究者们终于不断接近正确的途径。

现当代文论在20世纪的发展是文论家们结合社会需要和创作实践不断进行理论思考的探索过程。在西方理论和民族传统的结合、文学理论和社会需要的结合，以及文论和当前文学创作的关系等方面，现当代文论都有很多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我们进行文论话语重建的重要资源。

★本文为 “贵州民族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研究》成果。

注释：

①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对文化传统的认识及其演变.复旦学报,1986年第3期.

②明夷待访录·原君.

③黄遵宪.黄遵宪集：上卷卷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4，425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⑤庄建平.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九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34页.

⑥钱钟书.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第1页.

⑦张海明.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6—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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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5312（2014）11-0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