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颖

摘 要：河湟地区的傩舞戏以其古老的传统、不间断的传承、活态的存在形式，为我们探究猴子这种动物在古代蕴含的历时性文化信息提供了一般的文献所无法比拟的形象资料。河湟傩舞戏中的“猴戏”实际上是民间戏剧对该地区民族关系的一种观照，猴子形象从《变化赶鬼》《五将降猴》等反面被驱禳的对立角色到被传授庄稼技艺的《庄稼佬教猴》，再到《三回回》《五大民族》等剧目，形象地展现了古代各族人民从对立到友善、互助直至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线索。

关键词：猴戏；河湟傩舞；傩文化；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4-0104-04

将猴子作为一类艺术形象是中国戏曲歌舞的重要现象之一，对其成因、意蕴的研究，学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本文欲从河湟傩舞戏入手，考察“猴戏”的内容及形式，以期从另一视角对这类艺术现象及其内涵、发生进行阐释，说明“猴戏”在历史、民族、宗教等领域的认识价值及意义。

一、河湟傩舞戏中“猴戏”的内容和形式

河湟地区，即今甘肃、青海境内黄河与湟水流域。文中所论河湟傩舞戏主要指甘肃永靖“七月跳会”和青海民和三川地区土族纳顿节中的傩舞戏。据笔者统计，甘肃永靖各乡傩舞戏共计约42种①，其中与猴有关的6种。青海民和三川地区土族纳顿节傩舞戏共7种②，涉“猴戏”1种。具体来说，河湟傩舞戏中“猴戏”的内容和演出形式如下。

“变化赶鬼”（永靖）：这是傩戏的开场戏，又称“二郎赶祟鬼”。执牌、大小红绿鬼、猴、牛头马面等祟鬼泛滥（表演时在舞台上乱跳乱闹），三眼二郎神身着战袍，手拿麻鞭（打神鞭），腰背利剑（穿云剑），先将执牌打败，其他祟鬼要么逃之夭夭，要么跪地求饶。

“五将降猴”（永靖）：又称“川五将”。妖猴偷学五将（一说五将是二郎神与四大天王，一说五将是二郎神与吕布、张飞、关羽、刘备）武艺，反被五将降服。

“四将降猴”（永靖）：先是猴子上场，随着锣鼓节奏跳跃，然后四将（曹操、刘备、关羽、张飞）先后上场，将猴团团包围，最后张飞拿出红绳将猴降服。

“二郎牵单猴”（永靖）：二郎神牵着猴子转场两圈。二郎神手执鞭子走在前面，猴子跟在后面；当二郎神猛然回头甩鞭时，猴子做出非常害怕的样子。随后猴子跟二郎神跳绳、翻马架子，最后二郎神在神坛前参拜，猴子上毡房杆子，两腿锁住木杆身体倒垂向观众分散盘馍。

“庄稼佬教猴”（永靖）：先是猴子糟蹋庄稼，然后庄稼佬上场，教猴子种庄稼，猴子学会庄稼佬动作，最后庄稼佬背着猴子下场。

“庄稼佬降猴”（永靖）：猴子破坏庄稼，庄稼佬上场对其围追堵截，并用绳索套住猴脖子，猴子先是拼命挣扎，后被庄稼佬的鞭子驯服。

《杀虎将》（三川）：杀虎将一人，戴牛头面具，着战裙战袍，双手挥剑；娘子二人各戴面具，左手持一盾牌，右手执扇，引导杀虎将上场；小牛两个、猴子一只，均戴面具。情节为：十几个年轻人用一具梯子抬着杀虎将，在两位娘子的引导下上场，入场后，杀虎将跳下梯子，随着鼓点挥剑起舞，老虎和猴子或蹦跳、翻跟头，或倒立行走；一对小牛也在一旁跳跃。接着一对虎与一对牛相抵摔跤，老虎取胜。年轻力壮的观众上场与老虎搏斗，不分胜负。最后观众中一老者上场，向杀虎将作揖，请他降虎，于是杀虎将追杀老虎、猴子，最终老虎被降服，猴子逃窜。

笔者曾两次赴永靖傩舞戏流布的主要乡镇杨塔乡观傩考察。杨塔的自然环境属于典型的高山地势，山大沟深，南面为炳灵湖环绕，很难见到一块开阔平坦的地域。民居高低错落分布于山顶，通往村落的只有一条蜿蜒崎岖的山路。不便的交通、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可能是此地拥有比较古老的傩文化的地理因素。民和与永靖接壤，在文化形态上均属于河湟文化。种种迹象表明，三川地区的纳顿节与永靖“七月跳会”有一定的渊源关系③，至少三川地区的部分傩舞戏曾受到永靖傩舞戏的影响，在剧情、表演等方面显示出高度的相似性。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两个地区的剧目放在一起考察。

二、“猴子”（戏）意象的发生与演变

根据前面的统计，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河湟地区的傩舞戏中与猴有关的剧目所占比例很高。其次，从两地傩舞戏的剧情可以看出，河湟地区傩舞戏中的猴子有一个特点，就是除“庄稼佬教猴”外，在其余剧目中全部都是反面形象——即被驱禳的对立角色。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丰富的“猴戏”或“戏猴”的表演传统，尤其是《西游记》小说问世后，那只经历了数千年演变、负载着厚重的文化讯息、凝聚着中国民众及文人审美观念的猴子，最终以孙悟空形象定格在世人面前，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文化符号之一。于是，这只特殊的猴子——孙悟空的出生、成长历史也就愈发成了专家、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从古至今，大家见仁见智，已经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河湟地区的涉猴傩舞戏以其古老的传统、不间断的传承、活态的存在形式，为我们探究猴子这种动物在古代蕴含的历时性文化信息提供了一般的文献所无法比拟的形象资料。因此，我们有必要探本清源，搞清楚河湟地区的猴子形象缘何与孙大圣形象截然相反、成为被驱禳的反面角色的深层原因。

事实上，从语义学上讲，猴子本是“鬼”——“鬼”字的原始意义就是猴属，这是猴子这种动物后来成为鬼神妖怪化身的根本原因。沈兼士先生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中认为“鬼”字的原始意义是古代的一种动物，具体说就是猴类，“鬼神妖怪”之意是“鬼”后来的引申发展之意。沈先生对此问题论述缜密，言之有据，曾得到陈寅恪等人的高度认可，笔者也深表叹服，故在此直接引用沈先生的观点作为论述依据，不再赘述论证过程。

“鬼”与“猴”最初的这种语义学的关系，在古代民间叙事文学艺术中，直接表现为猴子这种动物很长时间总是与“鬼”结缘，并随着“鬼”字语义的引申变化，猴子意象也日趋复杂化，逐渐成了鬼神妖怪甚至异种别族的化身。沈兼士先生认为：

鬼本为禺属之兽，猕猴猩猩，性灵敏，善效人动作，故其后用为凡便捷之称。盖自其形状之奇特引申之，则为傀，为伟；自其性质之黠巧引申之，则为诡，为谲。本此概念，推而广之，于是诸夏之外，异种别族，形色容有异于中国者，遂亦呼之为鬼矣。古代有鬼方鬼国，近人犹谓外国人为鬼子，殆犹是旧习古语也。④

可见，猴子作为意象，经历了从一种动物→鬼神妖怪→异种别族的演化过程。笔者以为，正是猴子“鬼神妖怪、异种别族”之意，使它步入了以驱鬼逐疫为主要功能的古老的傩文化体系中，这是一种选择性吸收的必然结果。下面，我们将顺着这条思路，走进河湟傩舞戏中的猴戏，考察其蕴含的特殊意义。

三、河湟傩中“猴戏”的寓意与指向

我们先来看看河湟地区尤其是永靖傩文化的生成背景。

历史上，曾经有多个少数民族先后在永靖生活栖息，如河湟流域是古羌人的主要活动地区；东晋十六国时，永靖一度为西秦属地，西秦崇佛，故而永靖有许多佛教文化遗存；从西秦末开始，历经唐、北宋直至南宋初，永靖又先后被吐谷浑、吐蕃、金所据。13世纪，永靖归元朝。不仅如此，永靖所在的河湟地区自古又多移民，其中两次较大规模的屯田活动（一次是汉代赵充国河湟屯田，一次是明代洪武年间的屯兵）以及隋唐时期家属随军迁徙，将大量中原汉人迁入永靖。根据县内部分汉族家谱等资料证实，永靖现有居民的祖先很多来自山西、陕西、安徽、广东、江西等地，就是移民的结果。

同时，永靖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明的延递和衍变从未间断。传说其西北小积石山的奇山异峰是夏王治水的棋盘。汉唐以来，丝绸之路南线从这里穿过，永靖西山杨塔、王台乡一带，古地名为“长夷岭”，是丝绸之路的通道，至今存有十里一墩的烽火台，直达青海；这里也曾是“唐藩古道”上的黄河渡口。永靖傩就是在这种长期的民族交融、文化积累、互动、整合中孕育而成的。

而永靖傩舞戏表演体系中的《跳会禀说词》（以下简称《禀说词》）则直接诠释了当地傩文化的生成背景与时间。《禀说词》是傩舞戏正式剧目表演之前，由会首念诵的一段具有赞导、宣扬功能的开场词，词曰：

盘古王首出数无，三皇以来，五帝为君，若汤若虞，若夏若商。殷纣王横行无道，周武王顺天应人，在孟津河大会了诸侯，成就了八百载，最长最久的王业了。姜子牙上奉了天命，在封神台前，有功者赏功，有劳者赏劳，分毫细明，才有了二位福神的妙像了。东周以降，嬴秦绝灭，到了汉宣帝的时候，赵充国造了浮桥，通了西域，治了屯田，养兵才有了河州北乡，川牌地方二位福神的庙宇一座了。

唐宋元朝以后，清朝以前，明代时间，刘都督射猎，遗留了哈拉（乡傩）会事，因为贼盗劫掠，出没无定，无可事则旗帜伞帮，团结跳会，和合人心；有事时，则干戈齐扬，耀武扬威，守望相助的意思。⑤

《禀说词》从民间视角，生动地记述了永靖历史上与傩俗相关的重大事件，从盘古、三皇五帝、夏商周逐渐形成的诸神谱系，到汉代的交通西域、移民屯田，一直说到明代乡傩的最终成熟⑥，简直就是一部生动的永靖傩俗的发生发展史。

当地还有一则“防秋”传说，讲述了永靖乃至河湟傩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动机。据当地老人讲，很早以前此地与西蕃接壤，每年麦熟时，蕃人乘黑抢收麦子。关内百姓为了防止抢劫，戴上狰狞可怖的面具，打上旗帜，鸣锣击鼓，奏乐跳舞，蕃人以为天兵神将，吓得落荒而逃，再也不敢来抢麦子了。为了纪念这次胜利，每当丰收年景，当地人养成了跳会习俗⑦。

这则“防秋”传说，与《禀说词》一起，均可视为当地百姓对傩发生的“口述”资料。而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地域内部的这类民间“口述”资料的真实性及学术价值。明代《河州志》曰：

天宝年间，每岁积石军麦熟，辄被吐蕃获之，无敢御者。忠嗣遣将先伏兵于西侧，虏至，从其后夹击之，无一人得返。自是，吐蕃不敢犯我西鄙。⑧

该条资料也见于《资治通鉴》卷215。可见唐代确曾如当地传说的那样，发生过吐蕃抢麦之事，这一事件对河湟傩祭的发生应该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不过，艺术总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防秋”之说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缩影，推而广之，笔者以为长期以来，河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的民族交往广泛、频繁，各民族之间出现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因此永靖傩的实施主体站在自身角度，在每年的驱灾保平安活动中纳入了这种驱禳异族骚扰的内容。

永靖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傩的实施主体是谁呢？当地流传的一首百姓耳熟能详的民谣，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西番转敦拉，回民做乃麻，唯有汉人故事杂：二月三月打醮哩，请上法师耍笑哩；七月八月跳会哩，一碗黄酒灌醉哩；要得婆娘娃娃图乐和，一到正月里玩秧歌。⑨

可见，“七月跳会”是当地汉族人的祭祀酬神活动。我们说，傩的实质是驱禳灾异以祈福纳吉，对汉族百姓来讲，类似“吐蕃抢麦”的异族侵犯事件给自身带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七月跳会”之傩舞戏中的猴戏很有可能是汉族百姓站在自己的立场，对民族矛盾冲突的一种形象的反映。原因正如前所述，在汉族文化中猴子可以用来指代异种别族。

在问题的一开始，笔者曾引用沈兼士先生的观点，说明猴子与“鬼”字的关系。古人所说的“鬼方”到底包含哪些地域，对此虽然文献记载及学者的认识仍有分歧，但根据永靖《跳会禀说词》的内容，汉宣帝时赵充国所征服的“鬼方”却是毫无疑问地包含了甘肃永靖、青海等地在内的被称为西羌的地区。汉代扬雄的《赵充国颂》中说：

明灵惟宣，戎有先零（按，汉时西羌的一支，曾活动在湟水流域、青海、甘肃等地），先零猖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将军（按，即赵充国），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请奋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屡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⑩

西羌是汉代边疆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当时还处在游牧阶段，他们经常与边界的汉族民众发生冲突，汉宣帝时期，赵充国率兵给予其沉重打击，使西羌暂时臣服于汉廷统治。汉族将西羌活动的地区称为“鬼方”，原因可能正如沈兼士先生认为的那样，当时在汉族民众心目中，西羌便是与己同又不同的异族——被称为“鬼”，其居住地便成了“鬼方”。

推而广之，联系唐代吐蕃抢麦的史实，对于永靖的汉民族而言，会不会把当时包括西羌吐蕃等在内的异族民众称之为“鬼”，并且用猴子这种最接近人的动物形象来拟称他们呢？

我们在永靖的另一种民间艺术中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永靖有唱财宝神的习俗，是一种民间说唱艺术活动。当地人认为财宝神是汉代苏武之子苏金。财宝神的唱词说苏金是汉使苏武与母猩猩婚配产下的孩子：“汉使苏武到番邦，猩猩洞里把身藏”，“金钟扣死小儿童，冤魂不散闹凡尘”，“汉刘王封我施财神，普天之下救众生”。财宝神演绎了这样一则传说：苏武出使匈奴在北海牧羊，曾栖身于猩猩洞中，并与母猩猩婚配，产下类似人形，身上长毛的一双儿女，后苏武还朝，久无音讯，母猩猩得仙道帮助，带着儿女入京城，汉皇见到这双儿女，以为是妖怪，将他们扣在金钟之下，兄妹俩儿的阴魂大闹宫廷，汉皇无奈，最终赐封苏金为万姓敬奉的财宝神，他能施财散宝，消灾免罪、救济生众。B11

据财宝神唱词判断，财宝神不仅指苏武之子苏金，还指来自匈奴之类的少数民族，如“炮声不绝响连天，出了鞑朝到中原”“夏禹治水天下平，平土而居开财门”。怎样理解这种双重身份呢？

据《汉书·苏武传》记载，苏武在匈奴时曾娶一匈奴女子为妻，生有一子，苏武回朝后，汉廷赎回了他的儿子。财宝神唱词与正史两相比照，永靖传说中与苏武婚配的母猩猩并非子虚乌有，母猩猩指的就是苏武的匈奴妻子。可见，当地汉人确曾将匈奴拟称为猩猩，而猩猩本身又与猴属有着密切的关系。永靖财宝神唱词中苏金的双重身份正是父母不同民族的身份标识。

还有一个永靖傩舞戏剧目也可以补充说明猴是异族的象征这一结论，这就是《庄稼佬教猴》。我们知道，无论是古羌吐蕃还是匈奴人自古都是游牧民族，汉族较他们早先进入了农耕时代，《庄稼佬教猴》这一剧目，形象地“记载”了这些民族杂居伊始，汉族人民教授游牧民族种植庄稼的生动场景，展现了不同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生产的历史真实画面，这是任何以文字为载体的正史所无法具体描述的另一种史实，河湟傩舞戏的价值在此可见一斑。

四、河湟傩中的猴戏是从民间立场对民族关系的阐释

值得指出的是，将异族民众拟称作猩猩等猴类动物，除了上述汉民族的“鬼”——猴文化寓意外，还是古羌人以猴为原生图腾、吐蕃等少数民族猴祖神话现象的遗留和体现。永靖、青海自古就是古羌人生活的地区，而吐蕃、吐谷浑是羌人的一个分支，可以说是古羌人的次生民族；吐蕃人认为自己是猿猴所生，是神变化的猕猴跟岩罗刹女结成眷属后的结晶；西羌人以猴为图腾的信仰在古代史籍中更是不乏记载，因相关问题已有研究成果B12，兹不赘述。也就是说，不仅汉族有将少数民族指称为猴子之属的传统，吐蕃、西羌等民族也常用猴属自喻。永靖傩舞戏中的猴戏特征，正是双方文化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永靖傩舞戏的实施主体是汉族，在民族关系紧张的特殊时期，他们将汉民族之外的异族人比为妖猴在表演中加以再现、驱禳，这种借代方式既根植于各民族的文化信仰传统，同时也有以唐代吐蕃抢麦为典型事件的历史依据。

从理论上讲，无论是猴图腾猴祖神话，还是将猴比作异族敌对势力，都是对猴属与人类关系的一种认知反映。在动物中，猴不仅外表最具人形，而且与人类的智力、生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现代生物科学研究表明，猴属是与人类相似度最高的动物，进化论甚至进一步指出猴类与人的进化关系。由此看来，应该说包括羌、汉、吐蕃等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祖先极具智慧和认知能力，他们在科学水平极不发达的古代，就意识到了猴与人的特殊关系，进而以猴图腾或猴祖神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这种似同类非同类的特征也使得古人对这种动物保持着一种既亲切又敬畏的两极化心理，并进一步发展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敌”（妖）、“友”（神、祖）、甚至同类B13等外化形象，表现在永靖地区的民间艺术中，猴子既可以是被驱禳的异族的化身，也可以是万姓敬奉的财宝神苏金。其实，无论是图腾、祖先、神还是妖、怪、敌人，本质上都产生于同一种深层心理机制——对这种类人动物的崇敬、膜拜心理。表现在文字记载中，猴这种有灵性的动物就常常具有了某种预警作用，如“长舌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按，即猕猴）而四耳”，“见则郡县大水”B14，吃了此动物的肉，就具有了某种超常的能力：招摇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B15。在唐代小说中，这种动物甚至敢来抢婚，等等……最终，这种神—妖的混杂状态在中国文学中以孙悟空的完美形象收煞——这其实是一种神性的回归。

最后，笔者想用另外几个河湟傩舞戏剧目来说明，民族关系是该地区傩舞戏的一个重要题材，猴戏表现的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主要是对立关系。下面这两个剧目，则主要表现了各民族走出对立，走向友善、互通有无、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图景。

《三回回》：永靖地区能演傩舞戏的15座方神庙均遗存有“三回回”面具，足见这个戏在当地曾非常流行。剧演老回回（按，当地人将回族人称为“回回”）、二回回、三回回长途跋涉、历经各种险阻，征服边界关口的红鬼绿鬼，将西域带来的食品等分发给现场观众。演出基调欢快热闹，洋溢着祥和、热烈的喜庆氛围。与其他傩舞面具不同，三个回回面相高鼻深眼，明显具波斯人特征。B16

《五大民族》：主要表演地在青海峡口民主村赵家和甘肃省永靖县柴家寺等地。主要内容为回族的阿訇、维吾尔族、藏族、土族、汉族的扮演者上场起舞，阿訇处在中心位置，众人围绕他跳舞，表达了民族团结友善、欢聚一堂的主题。B17

总之，河湟地区的傩舞戏的一种重要价值，便是“记录”了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史，可以说，从《变化赶鬼》《五将降猴》到《庄稼佬教猴》《三回回》《五大民族》，形象地展现了古代各族人民从对立到友善、互助直至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线索。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对河湟傩舞戏中“猴戏”内容形式的溯源与剖析，阐发了河湟傩舞戏中蕴含的民族心理、民族关系等诸多信息和价值，这对研究文化人类学、傩学、戏剧学以及中国古代同类文学艺术作品，不无裨益。河湟傩舞戏以具象的活态艺术形式，弥补了史料记载和学术研究的某些缺憾，其活化石的意义和价值于此可见一斑。

注释

①此数目主要根据下列书籍统计：石林生著《甘肃永靖傩舞戏》，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徐建群主编《永靖傩文化》，敦煌文艺出版社，2010年；石林生等著《黄河三峡傩文化》，甘肃文化出版社，2010年。

②B17马光星等：《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傩》，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34页。

③比如当地传说三川人供奉的最高神祇二郎神来自河州，并称二郎神为“河州荻荻”；三川的七个傩舞戏剧目分别是“庄稼其”“三将”“五将”“关王”“五官舞”“杀虎将”“五大民族”，除“五大民族”（马光星等著《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傩》第33页说永靖县柴家寺庙会有此傩舞戏，但不见于永靖当地记载，现以永靖记载为准）、“关王”外，“五将”“三将”“五官五娘子”与永靖“五将”（又名山五将）、“三英战吕布”“五官五娘子”的剧情表演几乎相同，“杀虎将”“庄稼其”分别与永靖的“杀虎将”“庄稼佬”情节、立意相似，只是人物表演比永靖复杂。永靖“杀虎将”情节是：娘子放牛，遇一虎欲吃牛，虎牛相斗，娘子乘机逃下。娘子提着酒葫芦，给杀虎将敬酒，请他降虎。杀虎将带着几分醉意，挥舞双刃剑，与虎搏斗，最终杀死了虎，并剥下虎皮。等等。

④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页。

⑤⑦石林生：《甘肃永靖傩舞戏》，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8、11页。

⑥永靖杨塔乡胜利村焦家庙遗存的面具，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详见石林生等编著《黄河三峡傩文化》，甘肃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⑧马志勇：《河州志校刊》，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71页。

⑨B16石林生等编著《黄河三峡傩文化》，甘肃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21、11页。

⑩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

B11包继红：《永靖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B12对藏族猕猴变人及猴祖神话问题的研究，可参见王小盾、顾浙秦、秦榕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B13汉族也用猴属来比拟同族或自身，如朱权《太和正音谱》：“狚，当场之妓曰狚，狚，猿之雌也”。（《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53页）

B14B15《山海经·南山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11页。

责任编辑：采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