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海

日本：用法律禁绝暴力团伙

Japan: Use the law to ban violence

文/林海

作为唯一一个通过立法将黑社会合法化的国家，日本曾以此奇妙的黑白默契和均衡令世界惊讶不已。尽管在世界其他地方，黑社会与政府也存在某些关联，然而像日本这样，以1991年的一部《暴力团对策法》宣告黑社会团体合法存在——尽管不能太过逾越政府容忍的底线——的现象，在世界上仍是绝无仅有的。 （图/CFP）

根据1991年《暴力团对策法》的界定，暴力团是指“以暴力为背景、以金钱利益为目的进行反社会活动的集团”。近代以来，他们开始大量地参与新兴工业，也与政府当局合作以换取发展的空间。他们一度充当社会调停人的角色，平息冲突，维持秩序。战后日本社会十分混乱，普通百姓常被攻击，警察无力管理，遂主动和以山口组为代表的暴力团接洽，希望由他们来维持社会秩序，保障普通百姓的安全。1950年，码头工人成立工会，与仓储公司就工资待遇谈判僵持不下，最终公司请来双方都服气的山口组组长田冈做调停人，此事得以圆满解决。某种程度上，日本暴力团的存在确实维护了一种法律以外的秩序和均衡。

经由80年代日本政府强力整顿和黑社会内部兼并整合之后，时至1988年暴力团已减至3400个左右，总人数也缩减至10万人。许多暴力团开始了“主动漂白”的行为。他们开始成立公司，从事财务金融、房地产以及建筑实业投资等经营活动。比如，山口组就有一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上市公司菱和集团。通过开辟合法赚钱渠道，控制一些虽不违法却被认为低俗的产业，例如色情和AV行业，暴力团的经济实力越发壮大。与此同时，他们的民众形象也得以改善。山口组更是向公众宣扬他们的三不原则：“不允许使用童工，不卖毒品，也不乱扔烟头。”特别是1995年神户大地震后，日本政府未能做出最快速的支援和处置的情况下，山口组则全力出动，提供大量粮食及民生用品，维持灾区秩序，并且大力投入灾后重建。此举在令日本政府难堪的同时，也为山口组赢得了正面的公众形象。

重要的是，暴力团对于政界源源不断地进行着渗透和控制。一方面，日本政府利用暴力团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据前《读卖新闻》记者杰克·阿德尔斯坦分析，日本暴力团受到政治势力保护，并且以政治黑金和选票捆绑的方式，控制着政党政治。据报道，日本民主党自2007年以来一直受到山口组的支持。大阪青衿会头目黑泽明也曾坦言：“政治家试图同我们保持距离，但选举来临时，他们却向我们要钱。”政客收受政治献金，自然有义务保护暴力团的生存空间，无论是清查暴力团经济来源或是犯罪记录的努力，都将受到政府系统内外的重重阻力。

传统立法无法再限制暴力

然而，近20年来的暴力团成员却变得越来越唯利是图，手段也越发残忍，背弃了许多传统暴力团的“道义”。用北野武的话说：“现在的黑帮已无道义可言。”九州诚道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组织的成员为了抢地盘不惜伤及无辜平民，他们向敌人家中投掷手榴弹，持枪抢劫、走私贩毒等无恶不作。2006年，后藤忠正的门徒谋杀了一名与后藤组争夺一处房地产的房地产商。2010年12月，东京警方对后藤组成员近藤隆发出国际通缉令，警方相信他是在后藤忠正的直接授意下参与了谋杀。2012年4月，近藤隆在泰国被杀。据传这是后藤忠正杀人灭口的行为。在传统暴力团的教条中，头目和门徒之间就像父与子的关系，而父亲杀害孩子是让人无法容忍的不义之举。

尽管1991年日本实施了《暴力团对策法》，并推行“消除暴力运动”的三原则：“不害怕、不利用、不出钱”，以限制暴力团的影响范围，然而十余年来的事实证明，新一代的暴力团已不再将暴力限制在帮派斗争之中，而且有恣意施暴的倾向。特别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企业收益不景气使暴力团的收支失衡。非法敛财的情况有所增多，山口组组长一度承认，“管不过来手下，他们中的确有人在偷盗。”抢地盘的事件也愈演愈烈，甚至在平民居住的密集区域发生枪战，造成平民伤亡。让警察下决心加大打黑力度的契机，是发生在2007年4月17日的长崎市市长伊藤一长被杀事件。凶手城尾哲弥是山口组成员，他管理的拆迁公司经营困难，向银行贷款遇阻，于是打算干件“大事”证明自己。市长在闹市区遇害，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检方认为“这是一起堪称‘选举恐怖事件’的犯罪”，要求法院判处极刑。该案主审法官松尾嘉伦认定，城尾哲弥“将自己对长崎市积累起的怨恨化为了对市长的愤怒，通过阻止其第四次连任加以发泄，并且通过这起举世震惊的案件夸耀自己的能力。”

这一案件成为《暴力团排除条例》出台的导火索。城尾哲弥被执行死刑的第二年，日本警察厅召开全国暴力团对策会议，最高长官安藤隆春表示：“警方不再姑息，要与暴力团一决胜负。”一系列严厉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2008年，《暴力团对策法》进行了修改，规定“暴力团不可向正在服刑的成员及其家人提供物质奖励”。暴力团可以长时间维持其成员对组织的忠诚，依靠的就是组织对成员及其家人的终生保障承诺，而这一规定无疑是动摇了暴力团组织和成员之间的忠诚维系。警方凭借这一新立法，迅速拘捕了依惯例向狱中成员发放生活奖励金的山口组三号人物入江祯。随后，警视厅更是放松了对1999年《电话窃听法》的实施限制，该法通过后使用非常谨慎，但在2008年后警方越来越多地在“多方有组织资金转移、毒品及武器交易等合谋案件”中适用窃听侦查手段，从而加大了对暴力团的打击力度。然而真正严厉的法律，还当属2010年陆续在各地实施的《暴力团排除条例》。

斩断罪恶之链

2010年始，日本多地相继实施了《暴力团排除条例》。京都地区禁止暴力团在世界文化遗产周边地区开设事务所或其他机构，也禁止黑社会成员在风景区内举行活动和开设店铺。比如在著名的风景区岚山公园内，山口组十几年都经营着的18家露天店铺，虽然长年合法低调经营，最近却收到了“不再许可开门”的通知。警方表示，此举是为了给前来修学旅行的青少年创造良好的环境。2011年，日本警察厅颁布了适用于全国的《暴力团排除条例》。10月，兵库县警方在全县范围内实施了相似的暴排法案，并特别与县内的神社厅取得统一口径，在新年时一致抵制县内各黑社会组织的集体参拜活动。兵库县警方表示，这一次将紧盯这些黑社会组织在新年参拜时是否会违反《暴力团排除条例》。

2011年10月1日，东京和冲绳出台了更为严厉的《暴力团排除条例》，禁止企业和个人向暴力团及其关联者提供各种名义的保护费和资助，禁止与从属于暴力团的企业进行商业往来。这一条例实施后，篠田建市在接受《产经新闻》的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虽然是暴力团，但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居民，是社会的一员。我们也有父母，也有子女，也有亲戚，还有幼时的朋友。即使和这些人一起喝茶，畅谈……（他们）作为一般市民，因为和我们在一起就要受到处罚，我感到很不正常……”

篠田建市的悲鸣从侧面证明了《暴力团排除条例》的影响力。自2009年，佐贺县在日本率先通过暴力团排除条例以来，至此日本全部47个都道府县都有了自己的暴力团排除条例。这一法案的核心精神是“斩断与暴力团的关联罪恶链条”。与暴力团存在利益关系或瓜葛的企业、事务所、社会团体，一直以来为暴力团的活动提供着经济养料，并帮助暴力团进行洗钱，消化暴力团的非法收入——据东京警视厅侦查本部早前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暴力团每年通过犯罪活动获利至少在2万亿日元，这部分收益大多通过前述社会机构得以吸收。而“暴排法案”正是通过斩断暴力团的经济触须，让其在经济上和社会交往上陷入孤立之境。比如，神奈川县《暴力团排除条例》规定，在经济或商业活动中，如果得知交易方有暴力团背景，另一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无须承担违约后果。东京《暴力团排除条例》更是引入刑事处罚方案，规定违反法令的社会团体将受到警告，如果无视警告继续与暴力团往来，则将被公开企业或机构名称，并可能被处一年以下刑期和50万日元以下罚金。

这一系列“暴排法案”首先在演艺界产生反响。暴力团长期控制着许多演艺事务所及其名下大小明星，为自己敛财或宣传形象。山口组组长田冈一雄就曾利用其创立的“神户艺能社”拍摄美化自己与暴力团的电影《第三代袭名》。许多演艺明星们也都与暴力团有所关联，其中最为著名的即为金牌主持人岛田坤助。他被曝与山口组高级干部有密切往来，被迫黯然引退。东京暴排法案实施后，东京警视厅专门成立“有组织犯罪对策三课”担纲专门搜查组，致力于扫除黑社会对娱乐圈和体育界的渗透。警方指出，鉴于这些文娱、体育明星对青少年影响巨大，文体界“锄黑”行动事关重大。

不过，“暴排法案”的主要针对领域，并不是演艺界，而是金融业、建筑业、运输业和房产业等传统“涉黑”企业。例如，2011年11月7日，东京检方起诉了福冈县久留米市一个名为菊池通昌的男子。菊池自己并非暴力团成员，而是一名暴力团成员的亲戚。十年间，菊池的公司一直与一家名为东急建设的公司有业务往来。自2010年4月，福冈县出台《暴力团排除条例》后，东急建设向菊池提出停止业务往来的请求，菊池不允，反而威胁对方拿出1亿日元“断交金”，从而引发了警方对相关企业与暴力团关系的大调查。2011年10月中旬以来，东京警视厅开通的“暴力团相关热线”已接到企业咨询电话400多个，绝大多数是询问如何处理与暴力团相关企业的业务协议，才能妥当保护利益且不遭受报复。为回应企业的需要，东京警视厅派出警员，为企业举行如何应对黑社会成员的说明会。据介绍，在东京《暴力团排除条例》实施前后几个月，“几乎每天为企业举行学习会”。看来，这张“不为暴力团留退路”的大网正在全面铺开。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