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波

1974年，南亚次大陆的孟加拉陷入严重饥荒，饥肠辘辘的人们呆坐在大城市的火车站和汽车站里，木讷地等待着昏暗的未来。

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心中的不安也日益加剧，“当人们在我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我的那些优雅的经济学理论又有什么用呢？”

这一年，尤努斯在孟加拉创立了小额贷款，1983年正式成立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2006年，他凭借“小额信贷”摘得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当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格莱珉银行很快就拥有了一批热情的追随者。

在中国的第一个人是杜晓山，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民间的试水者们迎来大规模的萎缩，这其中就有格莱珉银行的姊妹机构格莱珉信托在中国直接运行的四川省阿坝-松潘小额信贷公司。

在那些尤努斯的追随者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平地崛起与精髓尽失

中国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包括政府主导下的农村信用社信贷，也包括非政府机构独立开展或接受国际机构资助的扶贫性信贷项目。

1993年，经济学家茅于轼用自己口袋里的钱为山西省龙水头村村民提供了第一笔小额贷款；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受格莱珉模式启发，在河北易县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独立的小额信贷试点。

按照尤努斯对格莱珉银行的设计，它是一个这样的机构：无需抵押；以贫困妇女为主要客户；采用五人小组联保，多个小组组成一个中心；每周举办中心会议并还款，同时按照贷款额度的一定比例抽取强制储蓄作为小组风险基金。

杜晓山的探索从模仿格莱珉开始：扶贫社同样以贫困妇女为主要客户，五人小组联保；每周分期还钱，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按期还款以后可以接着贷款并提高借款金额；小组成员每周参加小组会，除当场还贷外，中心会议还承担着信息中心、成人学校和科技培训班的功能。

最初很顺利，“村里的喇叭一广播，就有70多户人家跑来交了申请。”身患小儿麻痹症的河北易县西陵镇五道河村村民朱秋菊从扶贫社领到了第一笔贷款——1000元。

在杜晓山之后，“尤努斯”模式的小额信贷机构越来越多，“第一波高潮出现在1997年到1998年之间，政府财政支持和外资捐助是这批机构的特点。”

但在1999年，财政部叫停了小额信贷的行政推广模式，“政府行为在小额信贷推广中难免操之过急，许多小额信贷项目都是一锤子买卖，不能可持续发展。”

那些提供资助的国际组织，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后逐渐停止了捐赠和援助。与此同时，许多公益小贷机构放弃了标准的格莱珉模式。

五人小组联保和定期中心会议是最先被质疑的：陆续出现了组员滞纳，其他组员却不愿意帮助他还款；农民一家老小齐上阵，一笔贷款被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还贷风险大大增加；“中心会议”被指摘为“每周集会，背诵决议，像邪教”。

“在格莱珉银行，标准的格莱珉模式是grameen1，之后还有grameen2。在中国，这些‘精髓的失去，在本质上是因为工作人员和贫困农户都不是公益小贷机构的真正主人；而在格莱珉银行，贫困妇女既是客户更是主人，银行员工包括尤努斯是机构的服务人员。”这一点，被杜晓山认为是中国追随者们学不像的根本原因。

造血之难与吸储之争

2013年夏天，在河北涞水，挂了十年的“涞水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的牌子被摘下，换上了“涞水县农户自立服务社”的牌子。与此同时，杜晓山及其团队还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中和农信移交了其他三家小贷试点机构。

“压垮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个‘钱字。”杜晓山说，以涞水扶贫社为例，它虽有十年历史，放款量却始终维持在每年1000万元左右，而中和农信的分支机构一般一年后就能达到这个规模。

其实，杜晓山也很“缺钱”，建设扶贫社的资金，主要来自格莱珉银行设立的信托基金（5万美元的低息贷款）、福特基金会（2万美元的运营资本金和3万美元的研究及培训管理经费）和商人杨麟。

“扶贫社自2003年后几乎就没有了新的资金来源。缺少后续资金投入是现有100多个公益性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共同问题，也是格莱珉银行模式在中国没有做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杜晓山说。

资金短缺，却身不由己——它们既不能要求政府和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又无法完成自身的“造血”。

对于“造血”困难，一些公益小贷机构抱怨在身份上始终未能得到官方认可，这使得以社会团体身份存在的他们，没有合法的商业化融资渠道。

杜晓山推崇孟加拉PKSF的经验，这支由孟加拉政府1990年建立的基金，目的是为农村穷人提供资源，但PKSF并不直接提供贫困者贷款，而是向符合条件的非政府、或政府机构提供金融支持。“中国也可以建立一支专门的批发基金，花费并不会很高，但对于推动公益小贷机构的发展，作用不可低估。在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和孟加拉PKSF基金是配套的，在中国却只有一群学格莱珉也没有完全学会的追随者。”

不得已的“高利率”

造血困难扼杀公益小贷机构的活力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2006年12月，国家开发银行向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提供1亿元人民币的授信支持，这是中国第一个从银行获得批发资金的小额信贷组织。

这个幸运儿，就是现在的中和农信。1996年，它还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小额信贷项目部。在最初3年，按项目制来运行。1999年，随着“去行政化”改革，中和农信开始选择企业化方式运作的机制，并坚持了“格莱珉”模式在贷款细节上的许多做法：以妇女为主要贷款对象；控制单笔贷款额度为1万元左右，小组贷款最高单笔不超过16000元；实行五户连保模式，只要有一户出现信用不良或者相关问题，其他4户承担连带责任……endprint

一切似乎都很完美，除了被坊间所议论的“高利率”。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冬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公司给予农户的名义贷款利息是13.5%，但实际利率达18%～20%”。

这的确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在刘冬文看来：虽然贷款利息不低，但中和农信的利润却很低，2013年这家公司放贷18亿元，贷款客户达18万户，但净利润才1700万元。同时，公司的管理成本高达10%，比银行高出许多。”

同时，中和农信的“高利率”的确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一定是低于民间高利贷的。而且，较高的利率也有有利的一面，至少可以避免有其他融资渠道的人向小额信贷机构贷款，资金能够真正流向从其他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贷款的贫困群体，保证公益小额信贷机构的使命。”刘冬文说。

作为公益小额信贷的“鼻祖”，尤努斯一直以来都认可“稍高利率”：一方面因为小额贷款的风险和行政费用远高于一般商业贷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高利率能保证贷款流向真正的穷人，而不会被有资源和背景的富人或村官中途截留。而在杜晓山看来，“按照国际主流观点，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的利率可以在覆盖成本所需要利率基础上上浮10个百分点”。

人的变数

中国的公益性小贷机构一直都有强大的使命感：弥补银行小微贷的不足，并将穷人从民间“高利贷”中拯救出来，但在这个平台上，所发生的最大变数其实来自于人：被帮助的贫困农户和奔走于乡间地头的信贷员。

在城市化还没有飞速发展之前，农村人口的流动性一直很稳定，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这对公益小贷机构来说，就意味着一些借钱后的农户，很有可能会去城市打工，直到收款时才被发现已是人去楼空。

原本寄希望于通过强调社区关怀和社会资本，利用熟人社区的压力促使客户还款的“格莱珉”精髓，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宣告破灭，那些找不到的农户成为了贷款账簿里的“呆坏账”。

与此同时，在许多公益性小贷机构，曾经希望为最底层贫困妇女提供的金融工具，其收益人已经成为当前村里的富户和能人。2007年的一份调查曾显示，“从三个小贷项目中抽取319个贷款户，发现其中19.75%为中等收入户，24.45%为中等偏上收入户，26.02%为高收入户。”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杜晓山创办的“扶贫社”。

在公益小贷机构内部，一样存在着“人”的问题。在扶贫社，试点的主任和信贷员承担着考察、监督、培训农户的任务，但由于内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工作人员和贷款农户之间曾经出现过严重的“内外勾结”的问题。

“比如，信贷员与农户互相勾结，农户通过给信贷员一点回扣，信贷员就把该农户的贷款给抹掉。又比如，农户的小组长或中心主任与信贷员勾结，本来其他农户已经还款，却告诉信贷员没还，将钱扣在自己手里。”杜晓山说。

不仅如此，在多数公益小贷机构，由于客户资料都由分支机构上报，总部缺乏相应的监督，使得每一笔批下去的贷款都存在无法核实的问题，同时信贷员按放贷客户数量提成，为了利益常常发生虚报，但还款风险却转嫁到总部身上。

社会企业是解药吗

走在行业最前端的中和农信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的问题：在田间地头，借贷员通过智能手机现场办公，总部终端的控制人员可以实时查看信贷员所在的位置和回传的一手资料；同时，利用已经建立的信贷管理系统，实现网上审批、网上数据生成，最终统筹统付，实现无现金交易，将人为因素的干扰降至最低。“但不得不说，这些都需要不菲的投入”，对于那些还在夹缝中挣扎的平凡金融小贷机构而言，这还是“空中楼阁”。

2010年，印度安德拉邦爆发严重的商业小额信贷危机，至今，仍给当地遗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对于中国，它的启示也在于，如何均衡发展商业性和公益性小额信贷。但不得不说，在以银行为代表的商业性小贷如火如荼发展的今天，公益性小贷机构却在不断减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能体现开发式扶贫方针的就是金融扶贫，公益性小额信贷在未来仍有希望。当然，不得不说，金融角度的供给不足等问题的确制约了它的发展。目前，国务院扶贫办已经在一些文件中，引入‘社会企业的概念；未来，也会推动社会企业进入扶贫领域。如果成功，很多公益性小贷机构正面临的问题会迎刃而解。”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曹洪民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