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旭

2014年5月底在北京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上，军转干部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参加并讲话。

上一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要追溯到2009年。那时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发表了讲话。

在中国，当一名军人服役期满离开军队时，因其身份不同称呼有别。通常，军官、文职干部和服役一定年限的中级士官，称为转业；而以义务兵身份服役的普通一兵，则称退伍。

与第六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同场举行的，还有2014年全国军转安置工作会议。它出台的计划和政策，将决定成千上万军官的未来。

2001年至今，已有超过70万名军官及相应级衔军人转业离开军队。

正如人们所知，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军队的传统转业安置体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寻找新位置的一年

通常，军队干部的转业程序要从前一年年底开始，分为军队内部以及地方两个部分。

每年12月，战士退伍季结束后，开始统计有转业意向的干部情况，统计上报。

全军干部转业工作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统一管理，而军队团级以上单位党委和政治机关负责本单位干部转业工作。

转年四五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军转安置工作会议，并下达当年的安置计划，由此开始地方工作部分。

此时至五六月，军队向地方移交军转干部档案并由地方审查。

夏秋之际，最为关键的转业干部考试开启。它们最早从中央及省部级单位开始，通常到10月会进入区县一级。

考试分笔试、面试两部分，大体与公务员考试相当。年底，新一轮退伍季到来前，为自己的新位置奔波了一年的前军官们也会纷纷到新单位报到。

上述以考试考核和双向选择为主的安置办法，主要面对营级以下军官。根据2001年颁布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中高级军官——师、团级采取考核选调等办法安置。

部队主官可以得到“优待”：担任军队师、团级领导职务的转业干部，一般要求安排相应领导职务。其他师、团级干部则“参照上述规定，合理安排”。

为了安置中高级军官，机关可以军队转业干部安置计划数的15%增加行政编制。

以上方式，虽然也要经过艰难的遴选，但都被称为“计划分配”。与之相对，还有由政府协助就业、发给退役金的自主择业。

另外一些具体规定是：军龄满20年以上的，则从第21年起，军龄每增加一年，增发月退役金计发基数的1%。此外，立功以及在边远艰苦地区或者从事飞行、舰艇工作满一定年限的，增发退役金。

清晰而简单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在实践中有着诸多挑战。比如国务院军转办转业军官培训中心网站2012年刊发的一篇文章，就明确指出了部分挑战。

在广州地区，一个正团职自主择业转业干部，每个月除领取中央财政发的2500多元退役金外，还可从当地财政领取近1800元退役金差额补贴，总额已经相当于当时一个正军职的现役干部和退休干部的收入。

即使如此，这与当地同职级地方退休公务员相比还有差距，而这种现象在我国许多大中型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根据《解放军报》报道，2001年至2013年底转业的71万余名军队干部中，58万余人实行计划安置，13万人选择了自主择业。

无论选择如何、待遇如何，军官们终于迈出了离开军队的第一步。

学习改变人生

如果说自主择业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军队转业、退伍安置最突出的改革举措，那么通过培训和学习改变军人们的后半生，则是新世纪以来相关政策的最新指向。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诞生的2001年，正值所谓三年编制体制调整前夕。这次自2003年开始的军队改革，不仅裁军20万人，且全面施行文职人员和非现役公勤人员制度。

用《解放军报》的说法：“几十种原来的干部岗位将由士官接替。”

由此，出现大量编余干部以及分流安置需求。综合各地方党报的说法，这也是90年代末至那时，军转工作面临的最严峻的一次挑战。

在此间进行的种种改革和努力中，2007年6月、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国务院军转安置工作小组等军地单位，先后联合下发了两份重要文件，提出：军队转业干部在离队报到前，要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改进和完善军队转业干部教育培训的方式方法，积极探索教育培训工作前移。

从那时起，每年夏天，也就是转业工作启动之前，军转干部们会参与一次关键培训：地级市统一组织的安置前适应性培训。

在这个一般为期一周的培训期间，主要内容包括当地社会经济介绍、政府及事业机关改革情况、军转安置政策及择业观教育、先期优秀军转干部适应地方工作现身说法、公务员法、机关公文写作等等，还有预防职务犯罪讲座、人际关系交流与心理调适等内容。

“适应性培训”只是2007年以来军转干部安置改革的集中体现之一。教育与培训，由此成为在“计划分配”、“自主择业”框架内，最重要的一环。

国务院军转办转业军官培训中心网站等一些文章提出的问题比较有代表性：军队上的好营长带得出好兵，却不一定是个能和属下融洽相处的好科长；业务骨干看得明白外军装备资料，却要抱着行业英汉辞典查新的行业资料。

作为一种导向，2011年《解放军报》以“学习改变命运”为题，报道了20个军转干部的创业故事。这些人无论在军队具有何种背景和成就，均经过了漫长而艰辛的再学习。

而之前《解放军报》也曾说，2008年全国4.9万名军转干部参加教育培训，参训率达90%。计划分配、自主择业教育培训经费标准由每人1100元分别调整为每人3300元和4800元。

以学习作为军人离开军队前的主要辅助工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大批解放军官兵进入国家经济建设体系，军官分别进入大学、中等学校进修，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

因为投入巨大，中国军人退役---入学---安置的模式，在2005年底完成第十次大裁军之后，才终于进入决策框架。

团长困境

计划安置方式日益面临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改革和裁员，安置空间越来越窄，安置“供需”矛盾日渐突出。

公开发行的《转业军官》特别提到，团职干部转业安置已经陷入困境，使其成为当前军转干部安置挑战的集中体现：在心理落差，职数职位少、相应安排难所导致的安置政策落实不到位之外，就是“工作岗位难以适应”。

“团职军转干部受军事职业的限制，知识结构单一、择业观念落后，而且年龄偏大，职业能力偏低，竞争处于劣势。特别是团职军转干部在任职满3 年后一般年龄为43 岁左右，而地方政府公务员队伍专业化、年轻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团职军转干部即使安排了职务，在同级干部中也是年龄偏大的，难以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尴尬境地。”这篇文章这样分析。

2013年，《转业军官》又对“团长困境”作了样本分析：贵州26个省直单位自2007年接收安置77名团职军转干部，14人已提职使用，其中9人提任正处级领导职务；从副团职真正“提升”到正处级职务的只有2 人，“可以看出，5 年来得到提职任用的团职军转干部比例相对较少。”

在描述团职军转干部的优势时，大多数单位选择了组织纪律观念、牺牲奉献精神，只有15%选择了文字工作能力，“与各级党政机关普遍急于招揽‘笔杆子的预期有差距。”

事实上，88% 的单位和团职军转干部感到主要困难是“学习新的职业知识和技能”。

这些曾经统率千人的军官们，肯定都曾操心过自己的战士如何在军队就学会“一技之长”，从而从容面对退役后的生活。

如今，应该有人为他们脱下军装后的生存发展技能，提供更全面有效的解决方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