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

2014年6月9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此间一系列议程中，修订两院院士章程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项。

之所以受关注，其一是在院士“入口”——增选过程中曾经曝出“百万投资”的故事；其二则是“出口”——院士要不要终身制也在近年引起热议。

根据此次修订，改革举措主要集中在“入口”上，特别是原来由院士、学术团体、单位组成的推荐渠道，将简化为前两个。

“关于院士制度改革，上层没什么争论。对于一些具体办法，院士有些讨论，都拥护中央的改革精神，认为要改革院士遴选机制。在方式上，把原来政府部门的一些影响去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6月9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说，对于院士退休退出机制，“以前也从来没说不退休，后来因为各个单位不给办理退休，没人办，成为一种习惯。现在需要强调。”

显然，两院院士们对于这项与己相关的制度，与外界有稍许不同的看法。

“改革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的问题确实是院士制度本身产生的，就从院士制度着手。不是院士制度产生的，而是社会上的误解，有些做法不妥。要从评价制度解决。”地震与防灾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礼立对本刊记者说。

聚焦院士推荐、遴选程序

据本刊记者了解，此次院士制度修订由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牵头。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参与改革制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协等单位也提交了意见。

事实上，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制订草案前后，该小组涉及的20多个部委都参与了讨论。

此项改革最早可追溯到2012年。当时中国工程院、中科院都组织了专门的领导小组推进此项工作。

中国工程院方面，由院长周济任领导小组组长，副院长旭日干任执行组长。

小组副组长何继善院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2012年起进行了大量座谈和调研，包括在武汉、上海等地专门举行了院士座谈会，“还发了调查表，拟了好几页的调查提纲，请所有院士反馈意见，再统计。”

此外，还收集了国外工程院院士的增选、退出乃至道德建设机制，“世界上所有工程院的资料都找了。”他说，此阶段，科技部、教育部都参与了相关工作。

到2013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两院就院士制度改革向中央提交了咨询报告。此后，两院都加强了自己的领导小组，它们下设不同主题的工作小组，包括增选、道德建设等。

2014年3月，终于形成了《关于改革完善院士制度的初步方案》并报送国务院。

地球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陈颙对本刊记者说，主席团会议正常是一个季度一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讨论院士制度改革，提高了主席团会议的频率，半年内他就参加了六七次之多。“2014年前两个季度，至少开了五次会。”

此次修订的中科院章程，主要有涉及院士增选、年龄等内容的五条，这与中国工程院方面类似。

“一开始章程每一条都改了，后来大家觉得中央真正的要求还是在院士的推荐、遴选程序上作调整，重点应该放在这里。有一些与院士制度改革没有关系、中央也没有提出来的，就不必改了，所以内容就聚焦到这五条上来。”陈颙说。

“入口”越来越窄

相较而言，院士增选制度显然更受院士们关注。

如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在主席团工作报告中专门指出：院士增选工作受社会环境影响，候选人或其所在单位“助选拉票”、“集成包装”的现象仍然屡禁不绝。他也提到，个别院士兼职过多以及自律不强的问题仍然亟待规范。

从此次修订的《中国工程院章程》看，决策者相信，目前的院士队伍能够对新晋院士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根据此前的章程，院士，学术团体，部门、地方和军队等单位是院士提名的三个主要来源。修改后，院士和学术团体将成为仅有的提名来源。

“这几年都在进行这些改革，主要表现在推荐院士方面，部门利益比较多，附加了一些非学术的因素。”以研发北斗系统闻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到竞选院士的时候，各个部门、行业、政府、单位积极活动，进行非学术的公关。第二个更不好的是虚假的攻击，打击一方，推动一方，发短信，发微信，散布不实内容。”

“争论比较集中的在以下几方面：第一，院士遴选制度有一条让行政部门推荐，这个应该改。”谢礼立说，“第二，如果在研究领域有成就，可以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再推选院士。过去对院士的很多误解，是因为这方面没处理好引起的。”

他说，有些人做领导，可以把部门中的很多资源用来为自己当选院士服务，“已经当了领导职务的人，不要竞选院士。”

关于推荐提名资格的改革，主要参考了国外制度，即强调学术性。而所谓学术团体，在中国主要是科协系统。

不过，何继善说，各部委都希望保留提名资格，“很多院士也希望保留，觉得我国和其他国家不完全相同，包括到现在，很多院士仍然这么想。”

一个主要理由是各部委对下属系统的科技人员最了解，“事实上这些年来，各个部委推荐也没有出大问题，除了张曙光，总体来说是好的。”他说。

在章程修订案于院士大会上通过后，还会就实施进一步出台细则。比如一名院士能推荐几个新增人选，“目前是两个，也有人建议三个，到底够不够还需要测算。”何继善说。

作为尊重院士意见的另一个集中体现，将举行对新增院士候选人的全体投票。

比如在中科院，过去各学部选举结果分别由各学部常务委员会检查确认，经院士大会常设领导机构审议批准后，以书面形式向全体院士通报。endprint

经此次章程修订，在各学部常务委员会审查确认后，由学部主席团确定终选候选人。新当选院士由具有投票权的全体院士投票产生，选举实行等额无记名投票，获得赞同票数超过有效票数二分之一的候选人当选。

院士要年轻化吗

相比得到大多数院士赞同的“入口”改革，对于舆论呼吁的院士年轻化、退休问题，院士们有着更多不同看法。

“我是有看法，有情绪，有保留意见。”林学及生态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对本刊记者说，“对年龄变化的一些事情，退休问题的认识，都有看法。”

他认为：“社会上不理解工程院的院士情况，60岁以后，正好精力旺盛，可以为大家办事，站在更高的层次、更广阔的视野看问题，而不是在原来的岗位上，非得盯着那些东西。年轻反而不行，年轻一些的首先要完成岗位上的任务。”

他说，只有到老了，摆脱各种关系，才更有利于站在国家长远利益的角度做事，因此不该对年龄作限制。这些意见，“和社会上的意见不一样。”

何继善说，虽然社会上大多数声音要求推进院士年轻化，但此次改革中也有人提过院士年龄下限的问题，认为院士不应该太年轻，“后来觉得没必要，按照院士标准，达到标准就可以推荐。”

他的看法是，中国工程院与中科院存在一定差别，后者偏重基础理论研究，“工程院要有工程背景，比如做一个工程需要十年，但并不是说做了一个就可以当选。两个工程就20年过去了，所以年龄相对大一些，太年轻不可能有这些经历，需要一定的积淀。”

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许智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近几年中科院增选的院士“非常年轻”。他所在的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增选院士平均年龄在50多岁，个别的40多岁，“从中科院来看，除了资深院士，平均应该在60多岁。”

与大多数院士的看法类似，何继善说，院士年轻化不是问题，“入选者的年龄已经在下降。恢复高考后的知识分子已经进入视野了。无论年龄，入选最终要以院士标准来衡量。事实上现在60岁以上的候选者已经很少了，年龄下限就不需要提了。”

干勇表示，过去从来也没说过院士不能退休。此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出台文件，“原来也有杰出人才的延迟退休的规定。退休与是不是院士是两回事。院士是荣誉称号，退休了也还是院士。”

对于社会上热议的退出制度问题，他说，退出要采取一些必要规定，事实上两院章程此前就有相关规定，如刑事犯罪、加入外国国籍等，“这次进一步加强，影响了院士荣誉的，学风道德严重不正的，劝其退出。”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曾有一名中科院院士、华中某高校校长被取消院士资格。“工程院前几年也有，起码有两三个。”一位院士告诉本刊记者。

谢礼立的意见则与上述院士类似，“有些问题社会上有些误解。比如退休是对在职职工来讲的，工程院从来没规定过不让退休。但单位认为院士很宝贵，要求延期退休，这不属于工程院改革的问题。”

他的比喻是，院士和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一样，只是领域不同，“现在国家对院士比较关心，让他们享受一定的医疗条件，这和退休没关系。只要他是院士，是否退休都是这个待遇。”

何继善说，所谓院士退休的问题，关系整个高级知识分子群体，“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解决的问题，大多数院士的关系毕竟不在两院。”

他说，此次两院院士大会结束后，将对实施细则进一步探讨。

谢礼立的看法具有代表性：要解决社会上对院士的偏见，需要改变其他制度，“比如评价一所高校，院士多，得分就多，这就引导很多单位拼命争院士。这是国家评价制度的问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