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2014-06-22张斤夫
上海采风月刊 2014年7期
文/张斤夫

大寨村口观音庙(张斤夫摄于1964年11月)
壹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是新中国建国十五周年,我们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四年级的学生过得最热烈最隆重,但心里又有些忧伤。因为这可能是我们在北京,在母校欢度的最后一个国庆节。明年毕了业,谁知道会被分配到哪里去过呢?欢庆忧伤过去,便是紧张的毕业论文准备。大学五年的学习结束,每个人都想给母校留下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选择的题目是曹禺的《〈日出〉简论》。曹禺是我们的副院长,曾给我们上过关于戏剧创作的课。选择他的作品,写起来会更加方便、亲切。曹院长,中等个头,身材微胖,皮肤白皙,戴着银边眼镜;他处事低调,言语不多,讲起话来声音平缓,文质彬彬。当我告诉他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时,曹院长摆摆手,微笑着说我的剧作不好,没有多少值得评论的,可不要浪费你的才学。
正当我收集完材料,列好提纲,准备动手时,突然接到全系师生赶赴山西昔阳县参加“四清”运动的通知。
贰
在昔阳,我们先在县委党校集中学习一个月。之后,我和另外四名同学被分配到离大寨只有七里地的石砰大队。公社设工作队,大队设工作组。我们的组长姓刘,名字拗口不好记,大家就都叫他“刘组长”。刘组长工作认真,贯彻上级指示一丝不苟。他说话声音很高,带着浓重的雁北口音;粗糙的皮肤,高高的个头,浓郁的乌发,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肩膀一晃一晃。他是来自大同地区左云县三屯公社的副书记,虽然三十岁刚出头,但已有十多年农村基层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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