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投资增长效应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对南非新增长战略的政策思考
2014-06-21王霞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4年3期
王 霞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071)
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通过引入研发部门的生产函数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外生的“技术进步”内生化为知识存量的生产；同时拓展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资本变量的范畴，在实物资本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人力资本变量对于增长的作用。本文在此理论框架下引入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理论分析，希望较为全面地对一个经济体的投资增长效应进行理论讨论。
经验分析以南非为例：作为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南非于2010年11月提出了新增长框架战略，政府承诺通过以结构改革为基础的新增长框架推进就业创造、减少不平等，消除贫困。其中较为重要的举措表现为：确定能源、交通、通信、水和住房5个领域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领域；并大力呼吁实施促进就业的国内投资体制改革。在新增长框架指导下南非最近出台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南非贸工部长罗布·戴维斯2013年3月在约翰内斯堡宣布了新的工业政策行动计划，期待该国经济实现从消费驱动增长向生产制造驱动增长的结构性转变，①并鼓励通过技术创新、技能开发、科学管理降低投入成本，改善工业化效能。由此可见，南非经济增长战略中格外重视增长的投资驱动，并且战略举措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