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保

间接税采取的是“雁过拔毛”征税模式，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即时经济流量而不是累积经济存量。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中国财政收入增速也开始了大幅回调。

财政部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3.5万亿元，同比增长9.3%，继去年上半年之后增幅再次跌入个位数。而且增幅逐月回落，1-3月增幅分别为13%、8.2%、5.2%，3月份仅5.2%的增幅创20年来的新低。从财政收入走势看，受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以及去年下半年收入基数逐步提高等因素影响，预计后几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态势可能更不容乐观。

这就带来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稳增长”的财政支出从哪里来？

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给过我们建议：让政府减少经济性投入，同时增加公共服务性投入，这样既可以避免过度干预经济造成产能过剩，又能因为增加公共服务性投入拉动内需。

那么，这一建议真的可行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谈谈中国的税制结构。税收来源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在我国，直接税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和房产税等少量的财产税，间接税主要包括营业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初步统计，我国直接税比例大致为三分之一，而间接税比例占三分之二。由于间接税采取的是“雁过拔毛”征税模式，缴税的多少取决于企业的营业流水多少，而不是企业的利润好坏，从宏观上来看，就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即时经济流量而不是累积经济存量。

这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会产生一个显著的负效应，即政府税收收入与宏观经济表现容易“同步共振”。外在的表现就是，越是在政府急需钱的经济下行期，税收收入就越会大幅下滑。对财税部门而言，在经济下行期往往喜欢“挖地三尺”式的强化征管，或者收过头税来代替本应对企业采取的减税政策。而地方政府则甚至可能“堤内损失堤外补”，税收不行就多多收费，或者把目光转向土地收入。如此带来的后果是政府投资公共服务的愿意不高；而且在经济下行期企业包含“税外费”在内的实际负担很可能不降反升。

因此，在经济下行期，如何保持税收收入的稳定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我们现有的税制结构无法满足这一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加快税制改革。其核心要点就是提高直接税比重，做大经济存量对税收收入的贡献。

只是当前社会上有一个误区，只要提到增设新税种，或者提高某个税率，媒体和民众大多都是蜂拥而上地反对。但不管是提高起征点，还是降低个税税率，受益的都是相对富裕的少部分人，真正的普通老百姓和穷人是吃亏的。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房产税就更是如此，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呢？我想这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间接税是价内税，在现有税制下，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承担了大部分税负却毫不知情；二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话语权，对税制改革的新动向该反对还是赞成往往被小部分社会精英所主导。

所以说，中国的税制改革也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掣肘，但在中国经济整体下行的倒逼之下，这又何尝不是一次推进改革的大好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