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在清代几百年间状元共有114人，仅江苏就有49人，然而真正脚踏实地、创办企业造福于社会的只有张謇一人。他生平最喜欢的是“自强不息”四字，有时简写为“自强”二字。他儿子说他，“时时刻刻，抱着用世之心和创造事业的大志。他做事，嘴里不说空话，只管做实事，笔下写出来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事。碰到棘手困难的事，只是不声不响，一不求人，二不气馁，终日终夜，想应付解决的方法。有时越碰钉子，越提他的勇气，越经困难，越振作他的精神。他的成功，没有一件不是从劳苦困难中得到。”他曾对下属说过：“一个人到了危难的境遇，还是要抱定牙齿打落在嘴里和血吞，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大生初创时，通海垦牧公司初创时，靠的都是他的这股子劲。有人说，这是通海尤其是海门乡土文化在他身上的体现，海门是移民之地，苦寒的环境，养成了海门人吃苦耐劳、重做轻说、低调务实、稳扎稳打同时又开放包容的性格。

黄金时代的消逝

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至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万多枚，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不过，张謇作为掌舵人即便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他曾发出过这样的通告：“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

当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除了有名的“南四行”、“北四行”，送来空白往来摺的钱庄最多时就有105家，任由大生透支，不立透支契约、不限透支数额、不用银钱业支票，只用自己划条。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大生曾一次借款给英商汇丰银行一千万两，借给日商正金银行五百万两。有熟悉当年金融行情的人说，“中国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贷款方式借钱与外商银行的，只有大生一家。”

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常引为骄傲、赖以保障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只好作罢。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整个南通仿佛都像过节似的，各地显要、名流、名伶云集南通。

确实是好景不常，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而且一去不返。

资金告急 债台高筑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找了日本大实业家涩泽荣一。驹井德三就是这个时候到南通做调查，并写下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书，张謇当时的事业规模之大、涉及之广，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日本人深为感叹。实际上只要有资金注入，张謇的大多数企业都还能正常运转。

一直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一厂先于1922年10月25日以全部固定资产500万两做抵押向中南、盐业、金城、大陆银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借款70万两，条件极为苛刻，张曾抱怨：“苛虐束缚，孰甚于此。”1923年，又以大生副厂全部地产、房屋、机器等财产为抵押，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40万两，以后两年又借了5笔近100万两，加上其他钱庄、银行的借款，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

从1922年起，大生档案里，各银行、钱庄催款的电、函猛增。眼看着历尽艰辛创立起来、苦心经营了30年的大生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对张謇晚年无疑是个沉重打击。

1923年6月14日，大生纺织公司查账起草委员会成立后，开会频繁，在9月12日召开的第二十次会议上，张謇对金融界表示不满：“大生所以处于困难者，固由时局所涉，亦为天时所致。盐垦上影响是一问题，但亦因中国金融机关未臻完备，从来实业借款须有农商银行为之补助，为十年、八年之长期借款。今实业界以短期之借款谋永久之企图，必困之道也。银行家以投机之眼光充实业之活动，临时之作用也，所以银行与实业不能得携手之利益，然亦无法。”

这种不满当然有相当的理由。但是，大生自身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机器设备的更新没有跟上，从未将折旧计入成本，也没有用于机器更新，只是把折旧和公积金一起入账，进入周转资金中。大生系统的有些企业如广生油厂、资生铁厂等，或一直没有保险和折旧提存，或开办多年都没有这方面的提存。

再如，大生投资扩张过多，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

大生二厂、三厂、八厂都是在资本根基不稳固的情况下匆忙上马的。大生内部一些人看到通海垦牧公司在1910年后有了厚利，1914年后纷纷组建盐垦公司，其中和张謇有点关系、有大生投资或在大生欠款的至少就有15家，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上。然而这些盐垦公司几乎都是失败的。挚友刘厚生说，简单言之，有两个原因，一是张謇经办的各实业组织都不健全，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他或张请示，他们对于下面的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弊端很多。二是人才极端缺乏，尤其管理各盐垦公司的人，除了通海垦牧公司的江导岷可以独当一面，其他几乎没有第二人可以信用。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大生一向获利全分，首先是官利，约定是8厘，即使在筹办期间，集股面临搁浅，仍年年动用股本来支付官利，万分困难时也没有少付分毫。开机之初靠卖原棉维持生产仍是如此。以后每年盈亏结算，都是先提了官利再算。

官利之外，在大生的利润中花红、余利占的比重也很大，公积金、折旧等却很低，长期以来，赢利的大生一、二两厂公积金累计不过120多万两，只相当于官利的1/3和花红余利的1/9。大生二厂到1913年也就是开始营运的第七年才开始提公积金，最少的一年只提5000两。大生一厂虽然从1900年起就每年提公积金，但最少的一年只提了区区2000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生和全国其他纱厂一样大大获利，有一年年终结账，大生付给股东的息金竟然高达50%，当时已离开南通的刘厚生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觉得“骇人听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忠告张謇：“欧美各国家资本所给之股息，最多不过3%，而上海与无锡各纱厂之股息，没有超过10%者。你们通州人，一定以多付股息为光荣，而不知其违反经济学说之原则，必须预防其危险性。”张謇回信时并未引起十分注意。果然不到四年，大生就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

到1923年，大生许多股东对公司的情况很不满，认为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一份《大生纱厂股东意见书》中，不点名地指责张謇兄弟。对于股东的责难，古稀之年的张謇同样有一肚子怨言，他在1923年6月12日大生第三纺织公司第二届股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一种回应。他说，大生盛时，人人都说南通好，本人在二十五六年前办这个纱厂，其志固不仅在纱厂，如教育、慈善、公益，都在考虑之中，并全力以赴，深感力与愿违，那时人人说好，本人觉得百端待理，不敢懈怠。等到这两年不发利息，则谣言纷起，说南通没有一个好人，我不敢说南通没有坏人，但盛极必衰，当旺盛之时，本人就想到要预防不测，目前遇到一点不顺，就变得人言啧啧，只知人利而不顾天时如何、时势如何，轻下判断，这是众口铄金。

大生即将搁浅时，他在给股东的宣言书中表示，大生一、二两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万两，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即使大生彻底失败，他也无愧于大生，无愧于股东。如果不是为地方自治，不是为教育、慈善、公益，对专制朝廷的高官厚禄尚且不动心，哪里会低声下气为人牛马？自己70多岁了，为人牛马30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股东对此不满，股东会不欢而散。

大生的“二无二差”

对于张謇和大生的成功和失败，当时有人概括了“二好二多”与“二无二差”：“二好”，一是舆论好，他以状元办实业，致力地方事业，主张关税自主，《申报》、《时报》和英文《字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等媒体经常报道他的消息；二是机会好，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多”，一是存款多，大生以高利息、不论期限和凭折付息、手续简便等优厚条件，加上信用可靠，吸引了许多遗老、名士、富商的存款；二是往来多，与多数银行、钱庄关系密切。

“二无”，一是无计划，张謇办实业没有全面统筹的计划，一度要在南通办9个纱厂；二是无制度，大生早年有制度，成功之后，特别到他晚年，制度形同虚设，用人、行政都交给了能干而有私心的张氏家族人员。张氏兄弟一张纸条就可以到任一一家公司以张謇个人名义的透支100多万两。“二差”，一是舆论差，从人心向张到了人心反张，他儿子张孝若年纪轻轻就要出来选江苏省议长，以及他与军阀的关系都受到非议；二是团结差，内部出现问题，张氏兄弟与股东不和。

就这样，曾经红极一时的张謇和他的大生公司，走向了衰败。

编辑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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