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长麟（？-1811，爱新觉罗氏，乾隆四十年进士，历任江苏布政使、刑部侍郎、山东巡抚、浙江巡抚、两广总督），为官清正廉明，为人刚直不阿，对于下属官吏要求很严，下属官吏中如果有贪腐行为，他一律查办，毫不客气。

有一年，他调任浙江巡抚，初到任上，便听人说：下属仁和县县令，是个贪官，经常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怨声载道。但这个县令特别狡猾，每有百姓举报他，上司来追查的时候，他都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而且，他平日里还用重金贿赂了朝中大臣，那个大臣便以“查无实据”来替他开脱，所以，查来查去，也只能不了了之，他还照样当他的县令。而且，他还想方设法获知举报人姓名，然后对其进行打击报复。了解到情况如此复杂，长麟知道不能对这个县令轻举妄动，一定要想个办法，让他无法抵赖，那样才能将其绳之以法。

几天后，长麟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一天，长麟带了一名随从，来到仁和县县令的治所，邀请仁和县县令与他一同微服私访。仁和县县令不明就里，天黑以后，便都换了便装，几个人一起来到街上，行经一家酒店，就走了进去，要了几个菜，两杯酒，一边喝着，一边和店老板闲聊，问他生意怎么样啊、能赚多少钱啊等等，那个老板就说，本县城地处交通要地，客流量挺多，所以酒店生意还可以。但我们的县令太贪了，想方设法抽取银两，巧立名目，巧取豪夺，所以所赚的钱，差不多全都给了县令了，并感叹道：“父母官爱财如命，小民何以聊生！”老板讲述的时候，县令的脸就一阵红一阵白，但碍着巡抚在旁边，所以也不敢发作。吃完了饭，付了酒钱，长麟和县令及随从就出来了，长麟安慰县令说：“这些小民就是多事，不过我不会把他的话放在心上的，你也不必生气。”县令听巡抚这么一说，心里就放心了，而且很感激巡抚。

县令把巡抚安排到驿馆后，就告辞出去了。县令刚走不多时，巡抚便让那个跟着自己的随从起来，两个人又穿了便装，悄悄来到刚才那家酒店，要求住宿。当晚半夜时分，忽然传来砸门声，店家刚一开门，几名县衙役便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就把店家捆了起来。巡抚听到动静，连忙和随从一起出来，以一个住店客人的身份，问衙役凭什么无故抓百姓。几个县衙役一听这还有个管闲事儿的，就把巡抚和他那个随从一同捆了，和店家一同押到了县衙。

县令立即升堂，准备对店家用刑。可是，一见巡抚竟然也被抓来捆在了大堂之下，当即吓得面无土色，连忙亲自给巡抚松了绑，跪下磕头如捣蒜，不住地求巡抚饶命。巡抚也不理他，吩咐人将县令拿下，连夜押往省城，审理清楚之后，奏请朝廷查办。县令买通的那个朝中大臣，见此回证据确凿，也就不敢替他说话了。

就这样，长麟用智慧打掉了一个贪官，为地方除了一害。

有人可能会说：巡抚是省级行政长官，想抓一个县令，而且还是一个有问题的县令，吹口气儿就能把事情解决了，还用这么费事吗？这种想法不对。为什么呢？一来，清代虽然是帝制社会，但办案也是需要证据的，也不能空口无凭说抓谁就抓谁，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县令像前几次一样，再来个死不认账，长麟也没招；二来，县令虽然官儿不大，只是七品芝麻官儿，但他后面有一个保护伞，如果抓不到确凿的把柄，那个保护伞再和一次稀泥，你还是扳不倒这个贪官。也许打不着狐狸，反弄了一身骚。因此，长麟在了解了情况后，没有莽撞行事，而是前思后想，最终想出来了一个办法治他的罪。

从现代的法制理念来看，长麟的这种做法，是故意设了个圈套让县令自己往里跳，如果拿到法庭上，被告的辩护律师很可能会以“取证过程不合法”而要求对被告人进行从轻判决，但在那个年代，法律意识还没有这么强，没有“非法证据排除”及“程序正义”这些说法，而且，那家酒店，是巡抚和县令随意走进去的，也不是巡抚事前安排好的；店家在控诉时，县令就站在旁边听着，铁证如山；最主要的，是县令打击报复举报者时，连卧底的巡抚一起都抓了，你还怎么狡辩？总之，长麟在了解到县令的贪腐情况，准备打掉他时，并没有感情用事，而是仔细制订了一个反腐计划，并认真实施，让县令自我暴露，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由此可见，反腐不能仅凭意气用事，也是需要智慧和心计的，因为反腐也是技术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