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阳

“不信芳春厌老人……”上世纪70年代末，作为侄子的黄永玉，力邀表叔沈从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凤凰，就在自己旧宅的大院里，一班高腔戏演员唱起了家乡戏，沈从文庄严肃穆地叉着手，静静地听着，不知何时，一滴清泪滴在了自己的手背上。

芳春是不会厌弃老人的，可此时耄耋之年的老作家，却真真实实地感受了整整数十年的“寒冬”，唯一的慰藉，恐怕只有家中的花花草草，与柜子里的瓶瓶罐罐罢了。

文物专家沈从文

1948年12月15日，北平的冬天和往年一样冷彻，中老胡同32号院子里，洋溢着一种异样的气氛。这里住着北大的教授们，他们面临着同一个问题：留下，还是南飞？这一天，他们的校长胡适坐上了南下的飞机，临走前，他让校方给看重的诸位教授家里，送去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这里面就有沈从文。

沈从文不想走，他对国民党是失望的。但他也害怕留下，他想回到家乡去，“对于革命，除感到一种恐怖只想逃避外，其他毫无所知。”正如黄永玉所说的那样，他对政治有一种天生的幼稚，以至于面临大时代的更迭，迟钝而无助地不知所措。

这种恐怖的预感，很快被应验。北大学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写的，是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回忆：“他想去看个究竟，就去了，我觉得没看头，那里天天有壁报。以前同院周炳琳伯伯关闭北楼，北大贴了一大片声讨他的壁报，周伯伯并没有怎么样。”沈从文看完回来，也觉得有点不以为然，他对儿子说：“说爸爸是粉红还是什么桃红作家，也骂了别人，不光是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