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华卿

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伴而生、相辅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改革本位主义，也就是要以改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要务。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在改革的战略定位、改革的目标方向、改革的方法路径、改革的历史作用等方面着力实现改革观和改革思维的转变。

改革的战略定位：

要实现从方法论到价值论的转变

对改革的战略定位直接决定着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深度和贯彻力度。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我们对改革的战略定位，也是我们的战略构想。可以说，“革命”是改革战略定位的价值论内涵。3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坚持不懈深化改革，首先是牢牢把握这一战略定位的结果，也是我们的政治定力所在。但战略构想必须要经过策略实施，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改革的战略构想必须要转化为现实的具体改革举措。在这一过程中，改革的战略定位实现着从“价值论”到“方法论”的转变，这是落实改革战略构想的必经阶段，实现改革的战略定位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当前，改革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局限逐步显现，其价值论内涵越发重要，我们必须坚持价值论和方法论的统一，这是我们树立正确的改革观和改革思维的首要前提。

在落实改革战略构想的过程中，“改革”在前30年特别是在改革初期首先是作为一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引入我国政治经济实践的。30多年来，我们所采取的改革举措往往是一个先在局部领域、行业和地区尝试的实施过程。譬如，在经济改革领域，从宏观理论层面看，以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为主题，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微观层面，不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还是兴办特区、综合实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财政金融等具体领域的改革，其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把改革作为一种调整生产关系的方法和手段，这也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题中应有之义。30多年来改革作为一种方法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所走过的路实际上是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不同问题。事实证明，这一方法论对改革的破冰和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避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无谓争论，事实上贯彻了邓小平同志“不争论”的思想。但也由于改革的方法论思想过于强大，使我们对改革价值论的内涵认识不够，由此导致实用主义、事务主义等庸俗哲学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改革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但这恰恰是关乎改革兴衰成败的根本思想认识问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围绕“改革”，在理论、制度和实践层面形成了一整套相互配合的体制机制，改革从最初的方法探索，从一种战略构想转变成为活生生的实践，其所召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和对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至此，我们再提改革，其方法论意义仍在，因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用改革的办法来加以解决，但我们对改革的认识和定位要重新赋予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论涵义，重新审视其“革命”的战略定位本意，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方向、方法路径和历史作用。首先，要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视角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国的改革。当今“一球两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竞争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两个绝不会”的历史规律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何突破这一困境是判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确与否的首要标准。中国改革的成功探索充分说明“改革”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价值”判断，是否“改革”是判断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能否科学把握“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相互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其次，对改革的“革命”定位关乎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改革绝不是“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而是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基本准则前提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性调整，既不是指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道路，更不是要回到西方所期冀的资本主义道路。最后，判断改革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还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还要看能否探索出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我们对改革的战略定位必须要实现从方法论到上述三个层面价值论的回归和转变。

改革的目标：要实现从突破论到发展论的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充分说明全面深化改革是目标和方向的统一，但这一目标方向的形成却是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过程，就目标来看是分阶段有步骤的实现过程，就方向来看是不断探索逐步清晰的过程。纵观30多年的改革，其目标方向的实现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从突破传统体制机制束缚，突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束缚到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转化过程。

30多年前的改革，我们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突破封闭僵化的旧有体制机制的束缚，也就是突破以苏联为代表的以计划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束缚。30多年来，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可以说，今天旧有的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作为一种制度性障碍已不存在，改革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任务已近完成。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的进行还有一股试图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暗流，不从理论和现实层面突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这一“预设”，就很难在坚持改革正确方向的前提下，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我们对这一暗流高度警觉并不断与之斗争，从20世纪8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到现在反对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西方错误思潮，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从理论层面突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迷思”，把改革的目标方向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开来。上述“两大突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逐步实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准备了理论前提和现实基础。

就改革的目标来看，“现代化”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建国初期提出的“现代化”思想，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把目标性较强的“现代化”战略，用一种近乎计划的办法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成为中国日后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遵循和目标路径。同时，把实现现代化同不断深化改革紧密联系起来，赋予“现代化”目标和路径的双重内涵。也就是说，现代化的“三步走”是目标，但现代化同时又是引领和推进改革的基本路径。毋庸讳言，前两步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基础方面的，其实施主要是在经济技术等生产力层面且发展目标已经实现，但第三步发展战略就不仅仅是经济现代化的意义，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因此，党的十五大把第三步发展战略又细化为“新三步走”，并赋予“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内涵。至此，“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涵义更加明确，并且成为系统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改革的一种理念。可以说，“现代化”的内涵是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的。改革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化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改革的过程本身就是“现代化”目标逐步实施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从经济指标和主要科学技术水平的总量看，中国在生产力层面的现代化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对生产关系以及建构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我们还远没有达到现代社会的水平，各种制度、法律、法规尚处于健全和完善之中，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逐步过渡之中。经济基础现代化使社会的复杂性日益增大，要求上层建筑必须作出适应性调整，既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又要用现代化的思路来全面深化改革。如何管理好这一新旧杂陈“半截子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任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又是现代化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把全面深化改革同深入推进现代化有机联系起来的阶段性目标追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改革伊始，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懵懵懂懂，所以邓小平同志讲要“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对所走道路不明确之时非常形象的说法。30多年来，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先走再看、边走边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实践优先战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逐步探索出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又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的根本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的改革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壳而出、化蛹成蝶”的过程。当前，改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就是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国防、外交等全方位多领域展开，对改革的战略性、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的要求成为当务之急，迫切需要一整套与之配合的制度体系。事实上，改革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也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必须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来看，旗帜已然树立，道路业已开辟，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既是水到渠成也需因势而为，但这一切都离不开改革的实践，只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来保障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全面深化改革的实现。当前，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又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要求。

改革的方法路径：

要实现从单项突破到顶层设计的转变

改革的方法路径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因时因地作出调整，正所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变则通，通则久”。30多年的改革我们走过的是一条“先易后难、先个别领域后逐步推开”的改革之路，所以，“试点、试验”是改革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先行试点，逐步推开”是改革遵循的基本思路，不管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大政方针和战略决策，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具体行业和领域，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往往采取一种“从个别到一般”的基本思路。这一改革方法和路径作为单项突破的思维模式在今天的改革中依然有效，但只能运用到个别改革领域和具体环节之中，而不能作为一种整体性全局性的改革方法来指导全面深化改革。

单项突破的思维模式对改革的平稳有序顺利推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其局限性越发凸显，主要表现在：一是多领域各方面的单项突破，总体来看却是改革的“全面开花”和“同步掘进”，由此给人一种“改革范围已经很广，亟须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少”的误导，致使从认识上看改革的发展潜力、空间和后劲不足。二是从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来看，各项改革举措进展不一、良莠不齐；有的改革举措浅尝辄止、半途而废，掘井九轫而不及泉，难以解决深层次问题，单项突破后继乏力；有的改革举措在落实过程中与改革的初衷南辕北辙甚至背道而驰。三是在单项突破思维模式主导下，分布于各领域各行业的改革从总体上看其实是“并进而不齐头”，各项独立的改革举措对改革全局和整体战略的关照不够，导致单项突破的改革举措各自为战，相互之间配合协调不够，甚至很多改革举措之间相互打架，改革的内耗效应开始显现。四是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围绕改革事实上形成了各种不同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号事实上反对改革或误导改革，由此导致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全面深化改革不管在改革实践还是在利益格局调整中事实上面临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实困境。如果不摆脱单项突破的路径依赖，恐怕将在这一怪圈中越陷越深。如此，改革则有偏离方向，功败垂成的危险。

全面深化改革从改革方法上首先要全面、协调、可持续，要牢固树立顶层设计的根本方法。在30多年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围绕“为什么改革、怎样改革”形成了一整套较为成熟的改革理念，包括一系列的理论、政策、方法等等。这些理念来自于单项突破的改革实践，但却超越了每一项具体的改革举措，是对改革与时俱进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升华，但如何把这些改革理念贯彻落实到下一步的改革实践中，就需要我们从改革的现状出发找准改革的方法，这实际上是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当前，改革的现状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为确保改革理念的落实，确保改革正确的方向，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单项突破的思维局限，把顶层设计、系统推进作为改革的根本方法，更加注重改革的战略性、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更加注重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如此才能确保改革既不至于内耗，也不至于偏离航向。所以，在改革目标上，中央明确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力图用制度规范性的办法确保改革的整体推进和有序进行。在改革的路径上，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抓住了“现代化”深入推进的关键环节，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在改革的方法上，中央一再强调，要有序、准确、协调推进改革，注重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把握全局，力争最大综合效益。上述诸多做法表明，在改革的方法路径上已经在实现着从单项突破到顶层设计的转变，但要真正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还需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改革的历史作用：

要实现从动力论到本位论的转变

贯穿改革30多年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就是改革开放是动力，这为改革的顺利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0多年的改革实践说明，改革思路每前进一步，改革举措就推进一步，特别是在改革之初，在重大改革节点或者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中，改革的动力推动作用更加明显。改革的过程本身是破旧立新的过程，随着改革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层面的不断深化，旧者愈少，新者愈多，改革的空间实际上是在逐步缩小，改革的动力推动作用事实上在逐步减弱。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旧有体制机制的不断破除，改革的实践催生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由此可见，改革的空间和动力与旧有体制机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别是正负相关的矛盾统一体。改革越深入，旧有体制机制越破除，改革的空间和动力越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越好。可以说，伴随着旧有体制机制的不断破除，改革动力论已经逐步让位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本位论。改革“其始也简，其毕也巨”。

反观改革3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更加清晰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的主题和主线，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副其实的本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既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又与时俱进不断深化改革，使改革的深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同步推进，实现着改革实践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转化，先后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改革的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新时期相辅相成的两条主线，改革实践每推进一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前进一步，改革从经济领域破冰并逐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从经济领域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在实践层面逐步探索出一套制度。可以说，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之，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也会失去方向。改革发展到今天，改革空间逐步缩小，改革动力逐步减弱，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再仅仅用动力论认识定位改革必然会束缚改革的全面深化，而应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位视角来进一步认识改革、深化改革，把改革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务。

改革功在中国，利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面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困境，中国的改革还承担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讲：“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他在此说的没有完全搞清楚，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大原则没有搞清楚，而是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没有搞清楚，但这恰恰说明，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必须要经过一个由一国到多国的过程，一个从“民族化”到“世界化”的过程。民族国家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在实践和理论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题，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社会实践“双向会合”的必经阶段，找准两者的结合点才能真正探索出一条新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契合度越高，其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就越大，就越有生命力。从这一点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共产党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500多年特别是从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出发，逐步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其命维新，解决了一个如何把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民族国家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问题，同时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可资借鉴的新路。道路自觉，其意在此。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当之无愧的“本位”。没有中国的“改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失去动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必须要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本位视角认识改革、深化改革，把改革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要务和自觉行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郑 建